九月一日的阳光，是那种被晨露洗过的透亮，斜斜地泼在清流学校的红砖围墙上，把“清流学校”四个鎏金大字衬得愈发温润。我站在宿舍的窗前，指尖轻轻划过窗沿上积着的薄尘——这是一间朝南的单间，在教学楼二楼的拐角，窗外正对着学校的操场，操场边的梧桐树已经开始泛黄，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在跑道上，像谁随手撒下的碎金。
宿舍里很简单，我昨天刚把行李搬进来一大包，几件换洗衣物叠在床头，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放在书桌中央，书脊上还留着当年在广州打工时被雨水泡过的痕迹。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是五年前留下的，上面用红笔圈着几个日期，像是某种隐秘的记号。
我是昨天下午回到学校的，连绵的青山、成片的稻田，还有路边摆摊卖橘子的老农，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稻香，这种味道，是我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想了五年的味道。
五年前，我也是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时的我，二十多岁，满脑子都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总觉得马伏山太小，装不下我的梦想。我想看看高楼大厦，想挣更多的钱。可在广州的四年，我只在一个厂打工，在冠花帽厂做了四年的企业管理。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才明白，所谓的“梦想”，有时候不过是年少时的一场执念。
上个月，我收到了覃校长的电话，他说学校缺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来。电话里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带着一种久违的亲切。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挂了电话，我看着单身屋窗外的霓虹灯，突然觉得无比疲惫。第二天，我就辞了职，收拾好行李，踏上了返程的路。
现在，我就待在这间宿舍里，等待覃校长最后确定我的工作岗位。清流学校是镇里唯一的中学，条件不算好，老师大多是本地人，年纪都偏大，像我这样“出去闯过一圈再回来”的，算是个异类。
楼下传来了广播的声音，是《运动员进行曲》，节奏明快，带着一种让人精神一振的力量。我探头往下看，只见老师们正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在操场中央做保健操。她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衣服，有的扎着马尾，有的剪着短发，动作不算标准，甚至有些笨拙，但每个人都很认真，脸上带着些许无奈又有些享受的表情——这是学校每年开学前的惯例，为期一周的政治学习，每天上午两小时的学习，下午一小时的保健操，说是“劳逸结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我没有参加政治学习，覃校长说让我先“适应一下”，所以我成了一个旁观者。我靠在窗边，看着操场上的老师们，突然觉得有些恍惚。四年前，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每天早上和她们一起做保健操，一起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一起在食堂抢着打饭。那时的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太枯燥，太乏味，可现在，看着她们笨拙的动作，听着她们之间偶尔传来的笑声，我的心里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
“叮铃铃——”广播里的音乐停了，保健操结束了。老师们纷纷散开，有的拿着水杯去打水，有的三五成群地聊着天，还有的直接回了办公室。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下楼，打算去校园超市买点零食充饥。
校园超市在教学楼的一楼，不大，货架上摆着一些零食、日用品和学习资料。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王，我五年前调来时她就在这里开店，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笑容依旧亲切。我刚走进超市，就听到了一阵热闹的聊天声，几个女老师正围在超市的风扇旁，扇着扇子，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这天也太热了，做个操一身汗。”
“就是啊，每年开学都这样，真折腾人。”
“你们听说了吗？今年学校新回来了个老师，是以前在这里坐办公室的，叫……叫什么来着？”
我心里一动，她们说的应该是我。我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在货架上挑选零食，假装没听见。
“哦，我想起来了，叫姚爽！”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我抬起头，正好对上一双含笑的眼睛。那是一位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女老师，二十多岁，长发披肩，皮肤白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你就是姚爽吧？我是朱玲，就住在你楼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朱老师，你好。”
“原来你就是姚爽啊，我前不久做体操后在二楼见过你，还喝了你一瓶娃哈哈呢！”
我笑着说：是见过一面，不过，不知道怎么称呼，一瓶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其他几位女老师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我，“听说你在广州打工好几年，怎么想着回来了？”
另有一位贾老师接话道：“就是啊，广州多好啊，比我们这山旮旯里强多了。”
我搓了搓手，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或许是厌倦了广州的漂泊，或许是放不下马伏山的山水，又或许，是骨子里的那份归属感，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
“广州是挺好的，就是太累了。”我想了想，说道，“还是家里好，踏实。”
“可不是嘛！”朱玲接过话茬，她的声音很温柔，像春风拂过湖面，“我们这马伏山虽然偏，但空气好，人也实在。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相互照应着点。”
几位女老师又聊了一会儿，各自买了东西就离开了。超市里只剩下我和朱玲，风扇依旧在“嗡嗡”地转着，吹起一阵凉风，吹散了空气中的热气。
“你还没吃饭吧？”朱玲看着我手里的薯片，笑着说，“这东西顶不了饿，不如我们聊会儿天，等会儿一起去食堂吃午饭？”
我点了点头，把薯片放回货架上。其实我并不想去食堂，我怕遇到太多熟悉的人，怕他们问我在广州的经历，怕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朱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拉着我在超市的长椅上坐下，轻声说：“我知道你刚回来，可能还有点不适应。其实没关系，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好相处，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像一家人一样。”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我看着她真诚的眼睛，突然觉得有很多话想对她说。
“朱老师，你知道吗？我在广州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马伏山的山山水水。”我打开了话匣子，语速也快了起来，“我在冠花帽厂打工的时候，每天都要进入车间收绣花数据，每一个月都要为每一个员工办饭卡，算伙食账，每月都要办墙报，写简报，搞宣传。那个厂很大，有上千个工人，每天都很吵，空气里都是线头和布料的味道。可我每次看到绣花时，就会想起马伏山的朵花，想起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想起夏天池塘里的荷花，想起秋天山上的野菊花……”
我越说越激动，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在广州的五年，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我怕别人笑话我“矫情”，怕别人觉得我“不合群”。可在朱玲面前，我却觉得无比放松，仿佛她就是我多年未见的老友。
朱玲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听起来，你在广州的日子也挺不容易的。”她轻声说，“不过，你能把工厂里的绣花和家乡的花联系起来，说明你心里一直装着马伏山。”
“是啊，”我擦了擦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总觉得，不管我走多远，马伏山都是我的根。”
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个中午，从广州的工厂，聊到马伏山的变化，从各自的家庭，聊到对未来的憧憬。我忘了时间，也忘了饥饿，直到超市的王阿姨提醒我们“该去吃午饭了”，我才发现，已经下午梁点多了。
“哎呀，聊得太投入了，都忘了吃饭了！”朱玲拍了拍自己的额头，笑着说，“走，去我宿舍，我给你煮点方便面，再煎个鸡蛋，垫垫肚子。”
我有些犹豫，“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朱玲拉着我的手就往楼梯口走，“你刚回来，宿舍里肯定没什么吃的。我宿舍里有方便面，还有我从家里带来的土鸡蛋，可香了。”
朱玲的宿舍在三楼，就在我头顶上，和我的宿舍格局一样，只是收拾得更加温馨。墙上贴着几张风景画，书桌上摆着一盆绿萝，窗台上放着几个精致的陶瓷碗。她从衣柜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又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土鸡蛋，笑着说：“你坐会儿，我去煮面。”
宿舍里很简单，我昨天刚把行李搬进来一大包，几件换洗衣物叠在床头，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放在书桌中央，书脊上还留着当年在广州打工时被雨水泡过的痕迹。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是五年前留下的，上面用红笔圈着几个日期，像是某种隐秘的记号。
我是昨天下午回到学校的，连绵的青山、成片的稻田，还有路边摆摊卖橘子的老农，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稻香，这种味道，是我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想了五年的味道。
五年前，我也是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时的我，二十多岁，满脑子都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总觉得马伏山太小，装不下我的梦想。我想看看高楼大厦，想挣更多的钱。可在广州的四年，我只在一个厂打工，在冠花帽厂做了四年的企业管理。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才明白，所谓的“梦想”，有时候不过是年少时的一场执念。
上个月，我收到了覃校长的电话，他说学校缺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来。电话里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带着一种久违的亲切。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挂了电话，我看着单身屋窗外的霓虹灯，突然觉得无比疲惫。第二天，我就辞了职，收拾好行李，踏上了返程的路。
现在，我就待在这间宿舍里，等待覃校长最后确定我的工作岗位。清流学校是镇里唯一的中学，条件不算好，老师大多是本地人，年纪都偏大，像我这样“出去闯过一圈再回来”的，算是个异类。
楼下传来了广播的声音，是《运动员进行曲》，节奏明快，带着一种让人精神一振的力量。我探头往下看，只见老师们正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在操场中央做保健操。她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衣服，有的扎着马尾，有的剪着短发，动作不算标准，甚至有些笨拙，但每个人都很认真，脸上带着些许无奈又有些享受的表情——这是学校每年开学前的惯例，为期一周的政治学习，每天上午两小时的学习，下午一小时的保健操，说是“劳逸结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我没有参加政治学习，覃校长说让我先“适应一下”，所以我成了一个旁观者。我靠在窗边，看着操场上的老师们，突然觉得有些恍惚。四年前，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每天早上和她们一起做保健操，一起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一起在食堂抢着打饭。那时的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太枯燥，太乏味，可现在，看着她们笨拙的动作，听着她们之间偶尔传来的笑声，我的心里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
“叮铃铃——”广播里的音乐停了，保健操结束了。老师们纷纷散开，有的拿着水杯去打水，有的三五成群地聊着天，还有的直接回了办公室。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下楼，打算去校园超市买点零食充饥。
校园超市在教学楼的一楼，不大，货架上摆着一些零食、日用品和学习资料。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王，我五年前调来时她就在这里开店，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笑容依旧亲切。我刚走进超市，就听到了一阵热闹的聊天声，几个女老师正围在超市的风扇旁，扇着扇子，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这天也太热了，做个操一身汗。”
“就是啊，每年开学都这样，真折腾人。”
“你们听说了吗？今年学校新回来了个老师，是以前在这里坐办公室的，叫……叫什么来着？”
我心里一动，她们说的应该是我。我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在货架上挑选零食，假装没听见。
“哦，我想起来了，叫姚爽！”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我抬起头，正好对上一双含笑的眼睛。那是一位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女老师，二十多岁，长发披肩，皮肤白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你就是姚爽吧？我是朱玲，就住在你楼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朱老师，你好。”
“原来你就是姚爽啊，我前不久做体操后在二楼见过你，还喝了你一瓶娃哈哈呢！”
我笑着说：是见过一面，不过，不知道怎么称呼，一瓶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其他几位女老师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我，“听说你在广州打工好几年，怎么想着回来了？”
另有一位贾老师接话道：“就是啊，广州多好啊，比我们这山旮旯里强多了。”
我搓了搓手，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或许是厌倦了广州的漂泊，或许是放不下马伏山的山水，又或许，是骨子里的那份归属感，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
“广州是挺好的，就是太累了。”我想了想，说道，“还是家里好，踏实。”
“可不是嘛！”朱玲接过话茬，她的声音很温柔，像春风拂过湖面，“我们这马伏山虽然偏，但空气好，人也实在。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相互照应着点。”
几位女老师又聊了一会儿，各自买了东西就离开了。超市里只剩下我和朱玲，风扇依旧在“嗡嗡”地转着，吹起一阵凉风，吹散了空气中的热气。
“你还没吃饭吧？”朱玲看着我手里的薯片，笑着说，“这东西顶不了饿，不如我们聊会儿天，等会儿一起去食堂吃午饭？”
我点了点头，把薯片放回货架上。其实我并不想去食堂，我怕遇到太多熟悉的人，怕他们问我在广州的经历，怕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朱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拉着我在超市的长椅上坐下，轻声说：“我知道你刚回来，可能还有点不适应。其实没关系，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好相处，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像一家人一样。”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我看着她真诚的眼睛，突然觉得有很多话想对她说。
“朱老师，你知道吗？我在广州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马伏山的山山水水。”我打开了话匣子，语速也快了起来，“我在冠花帽厂打工的时候，每天都要进入车间收绣花数据，每一个月都要为每一个员工办饭卡，算伙食账，每月都要办墙报，写简报，搞宣传。那个厂很大，有上千个工人，每天都很吵，空气里都是线头和布料的味道。可我每次看到绣花时，就会想起马伏山的朵花，想起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想起夏天池塘里的荷花，想起秋天山上的野菊花……”
我越说越激动，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在广州的五年，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我怕别人笑话我“矫情”，怕别人觉得我“不合群”。可在朱玲面前，我却觉得无比放松，仿佛她就是我多年未见的老友。
朱玲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听起来，你在广州的日子也挺不容易的。”她轻声说，“不过，你能把工厂里的绣花和家乡的花联系起来，说明你心里一直装着马伏山。”
“是啊，”我擦了擦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总觉得，不管我走多远，马伏山都是我的根。”
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个中午，从广州的工厂，聊到马伏山的变化，从各自的家庭，聊到对未来的憧憬。我忘了时间，也忘了饥饿，直到超市的王阿姨提醒我们“该去吃午饭了”，我才发现，已经下午梁点多了。
“哎呀，聊得太投入了，都忘了吃饭了！”朱玲拍了拍自己的额头，笑着说，“走，去我宿舍，我给你煮点方便面，再煎个鸡蛋，垫垫肚子。”
我有些犹豫，“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朱玲拉着我的手就往楼梯口走，“你刚回来，宿舍里肯定没什么吃的。我宿舍里有方便面，还有我从家里带来的土鸡蛋，可香了。”
朱玲的宿舍在三楼，就在我头顶上，和我的宿舍格局一样，只是收拾得更加温馨。墙上贴着几张风景画，书桌上摆着一盆绿萝，窗台上放着几个精致的陶瓷碗。她从衣柜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又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土鸡蛋，笑着说：“你坐会儿，我去煮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