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让他们自己想办法。”鞋匠的声音突然变硬，像铁锤砸在铁砧上。
“我们没有粮食给他们，没有药品给他们，没有房子给他们。他们自己想办法。能活就活，不能活——”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是。”
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我们应该救他们”。没有人说“他们是我们的百姓”。
几万条命，就这样决定了。窗外，毛熊国首都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外辽州，战俘营。高台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铁皮喇叭。
旁边站着一个俄语翻译。台下，几万毛熊国俘虏蹲在地上，双手抱头。
他们刚从工地上回来，浑身是泥，满脸是灰。有人还在喘气，有人累得瘫在地上，有人盯着高台上的人，眼睛里没有光。
年轻人举起喇叭。“都听好了！”翻译一句一句翻成俄语。
“你们的国家不要你们了。知道为什么吗？”台下安静了。俘虏们抬起头，看着他。
“因为你们没有价值。
老人不能干活，病人不能干活，孩子不能干活。
在你们国家眼里，你们是负担，是累赘。他们不会管你们。那些被送上火车的老人、病人、孩子，你们亲眼看到了。
他们被送到哪里去了？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知道，他们不会有好下场。
因为他被鞋匠抛弃了，直接随意丢在乌兰乌德外面，没人给他们食物，没人给他们药品！他们最后是什么下场，你们应该知道！”
台下骚动起来。一个年轻的俘虏站起来，脸色涨红。
“你胡说！祖国不会抛弃我们！鞋匠同志不会抛弃我们！”
年轻人看着他，没有生气。“不会抛弃你们？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的军队在哪里？你们的援军在哪里？你们的鞋匠同志在哪里？”
他顿了顿，声音冷下来。“他不要你们了。你们没有价值。所以你们被抛弃了。”
年轻的俘虏张着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想起那些被送上火车的老人、病人、孩子。那些人，再也回不来了。他蹲下去，抱着头，肩膀在抖。
年轻人继续说。“我们辽州军不一样。你们有价值，我们就给你们饭吃。
你们能干活，我们就让你们活着。你们的价值，就是你们的命。好好干活，发挥价值，你们就能活。”
他顿了顿，声音更冷了。“但如果有一天，你们也没有价值了——我们也会抛弃你们。这是规矩。
你们的国家已经教过你们了，被抛弃是什么滋味。想活下去，就好好干。”
台下安静了。没有人说话了。俘虏们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铁锹。那些铁锹，是他们的命。
干活，就能活着。不干活，就会被送走。被送到哪里？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好地方。他们想活着。活着，就要有价值。
外辽州的公路上，俘虏们在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铁锹翻飞，箩筐穿梭，号子声此起彼伏。没有人偷懒。
刘铁柱站在高台上，看着那些埋头干活的俘虏，嘴角微微翘起。副官站在他旁边，也笑了。
“营长，这几天毛熊国的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天能干以前两天的活。怎么回事？”
刘铁柱看了他一眼。“怕死。”
副官愣了一下。“怕死？”
“对。怕死。”刘铁柱指了指那些俘虏，
“他们知道，不干活，就会被送走。被送到哪里？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好地方。所以他们拼命干。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副官恍然大悟。“营长高明。”
刘铁柱摇了摇头。“不是高明。是规矩。少帅说了，有价值，就活着。没价值，就滚蛋。
他们的国家不要他们，我们要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用。没用的人，留着干什么？”
他转过身，走了。身后，俘虏们还在干活。铁锹声、镐头声、箩筐碰撞声，汇成一片嘈杂的轰鸣。他们想活着。活着，就要有价值。
毛熊国首都，克里姆林宫。鞋匠站在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身后，伏罗希洛夫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报告。
他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
“领导，乌兰乌德那边……那些老弱病残，安置在城外了。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没有医生。科洛索夫上校问，能不能拨点物资？”
鞋匠没有回头。“拨什么物资？我们没有物资。”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那……如果那些人死了……”
鞋匠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没有光，只有一种冰冷的、沉甸甸的东西。
“死了就死了。几万废物，死就死了。”
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
“记住，我们没有抛弃他们。是他们自己活不下去。是龙国人把他们扔过来的。跟我们没关系。”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是。”
鞋匠转过身，继续看着窗外。窗外，毛熊国首都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千里之外的乌兰乌德，那些被抛弃的人，挤在废弃的营房里，等粮食，等药品，等医生，等死。
没有人来。他们被自己的国家抛弃了。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奉天城指挥部。
“啊切！”
“啊切”
张学卿连续打了2个喷嚏。
“到底是谁在骂我！”
不久之后陈七就把那几万老弱病残的结果告诉了他，他也明白肯定是鞋匠在骂他了。
作为穿越者，平行时空的鞋匠，干的事情和这个相比，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
没见二毛人，住在西方最肥沃的平原上，从来没有缺粮一说。
最后竟然有几十万人被活活的饿死。
不就是因为鞋匠为了换取外汇，从西方其他国家购买工业设备，直接把他们的粮食给强行夺走了嘛。
1932年10月15日，奉天帅府。
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地往下掉，落在青石板路上，被风卷起来，打着旋。
张学卿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那片落叶，转过身，走到长桌前坐下来。
陈平、林墨、孙明远，政务班的骨干全部到齐。赵庆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报告。
“我们没有粮食给他们，没有药品给他们，没有房子给他们。他们自己想办法。能活就活，不能活——”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是。”
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我们应该救他们”。没有人说“他们是我们的百姓”。
几万条命，就这样决定了。窗外，毛熊国首都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外辽州，战俘营。高台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铁皮喇叭。
旁边站着一个俄语翻译。台下，几万毛熊国俘虏蹲在地上，双手抱头。
他们刚从工地上回来，浑身是泥，满脸是灰。有人还在喘气，有人累得瘫在地上，有人盯着高台上的人，眼睛里没有光。
年轻人举起喇叭。“都听好了！”翻译一句一句翻成俄语。
“你们的国家不要你们了。知道为什么吗？”台下安静了。俘虏们抬起头，看着他。
“因为你们没有价值。
老人不能干活，病人不能干活，孩子不能干活。
在你们国家眼里，你们是负担，是累赘。他们不会管你们。那些被送上火车的老人、病人、孩子，你们亲眼看到了。
他们被送到哪里去了？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知道，他们不会有好下场。
因为他被鞋匠抛弃了，直接随意丢在乌兰乌德外面，没人给他们食物，没人给他们药品！他们最后是什么下场，你们应该知道！”
台下骚动起来。一个年轻的俘虏站起来，脸色涨红。
“你胡说！祖国不会抛弃我们！鞋匠同志不会抛弃我们！”
年轻人看着他，没有生气。“不会抛弃你们？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的军队在哪里？你们的援军在哪里？你们的鞋匠同志在哪里？”
他顿了顿，声音冷下来。“他不要你们了。你们没有价值。所以你们被抛弃了。”
年轻的俘虏张着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想起那些被送上火车的老人、病人、孩子。那些人，再也回不来了。他蹲下去，抱着头，肩膀在抖。
年轻人继续说。“我们辽州军不一样。你们有价值，我们就给你们饭吃。
你们能干活，我们就让你们活着。你们的价值，就是你们的命。好好干活，发挥价值，你们就能活。”
他顿了顿，声音更冷了。“但如果有一天，你们也没有价值了——我们也会抛弃你们。这是规矩。
你们的国家已经教过你们了，被抛弃是什么滋味。想活下去，就好好干。”
台下安静了。没有人说话了。俘虏们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铁锹。那些铁锹，是他们的命。
干活，就能活着。不干活，就会被送走。被送到哪里？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好地方。他们想活着。活着，就要有价值。
外辽州的公路上，俘虏们在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铁锹翻飞，箩筐穿梭，号子声此起彼伏。没有人偷懒。
刘铁柱站在高台上，看着那些埋头干活的俘虏，嘴角微微翘起。副官站在他旁边，也笑了。
“营长，这几天毛熊国的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天能干以前两天的活。怎么回事？”
刘铁柱看了他一眼。“怕死。”
副官愣了一下。“怕死？”
“对。怕死。”刘铁柱指了指那些俘虏，
“他们知道，不干活，就会被送走。被送到哪里？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好地方。所以他们拼命干。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副官恍然大悟。“营长高明。”
刘铁柱摇了摇头。“不是高明。是规矩。少帅说了，有价值，就活着。没价值，就滚蛋。
他们的国家不要他们，我们要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用。没用的人，留着干什么？”
他转过身，走了。身后，俘虏们还在干活。铁锹声、镐头声、箩筐碰撞声，汇成一片嘈杂的轰鸣。他们想活着。活着，就要有价值。
毛熊国首都，克里姆林宫。鞋匠站在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身后，伏罗希洛夫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报告。
他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
“领导，乌兰乌德那边……那些老弱病残，安置在城外了。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没有医生。科洛索夫上校问，能不能拨点物资？”
鞋匠没有回头。“拨什么物资？我们没有物资。”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那……如果那些人死了……”
鞋匠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没有光，只有一种冰冷的、沉甸甸的东西。
“死了就死了。几万废物，死就死了。”
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
“记住，我们没有抛弃他们。是他们自己活不下去。是龙国人把他们扔过来的。跟我们没关系。”
伏罗希洛夫低下头。“是。”
鞋匠转过身，继续看着窗外。窗外，毛熊国首都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
千里之外的乌兰乌德，那些被抛弃的人，挤在废弃的营房里，等粮食，等药品，等医生，等死。
没有人来。他们被自己的国家抛弃了。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奉天城指挥部。
“啊切！”
“啊切”
张学卿连续打了2个喷嚏。
“到底是谁在骂我！”
不久之后陈七就把那几万老弱病残的结果告诉了他，他也明白肯定是鞋匠在骂他了。
作为穿越者，平行时空的鞋匠，干的事情和这个相比，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
没见二毛人，住在西方最肥沃的平原上，从来没有缺粮一说。
最后竟然有几十万人被活活的饿死。
不就是因为鞋匠为了换取外汇，从西方其他国家购买工业设备，直接把他们的粮食给强行夺走了嘛。
1932年10月15日，奉天帅府。
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地往下掉，落在青石板路上，被风卷起来，打着旋。
张学卿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那片落叶，转过身，走到长桌前坐下来。
陈平、林墨、孙明远，政务班的骨干全部到齐。赵庆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