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贝伦特的文章传到美国之后，《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开了两次会。
第一次会开了三个小时，编辑们吵成一团。
有人主张逐条反驳，有人主张冷处理，有人主张“干脆不理”。
吵到最后，主编拍了板——回应。但不是逐条回应，是“换个角度”。
主编说了一句话：“跟他吵面包香肠，我们吵不赢。
他那些数字是真的。但我们可以吵另一件事——这些东西是谁先搞出来的。”
第二次会开了两个小时，定了一篇社论的框架，找了社论版的首席撰稿人——一个叫沃尔特·李普曼的老牌评论员，六十出头，在《纽约时报》写了二十多年社论。
李普曼接了活儿，花了两天时间把文章写出来，发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头版社论栏里，标题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文章全文如下：
“德国作家贝伦特先生最近写了一篇很热闹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德国工人的面包、香肠、免费学校和退休金，然后问我们美国人——你们有吗？
我们美国人看了之后，笑了一声。
不是笑他说的东西，是笑他忘了说一件事——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贝伦特先生说，这些东西是革命换来的。
他说，一九一八年三百零四高地上，德国人拿枪换了一个制度，换了制度之后就有了这些东西。
他说得好像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但历史不是这么写的。
历史写的是——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创造的。”
“在落后地区还在用牛拉犁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工厂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
在落后地区还在点油灯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实验室发明了电灯。
在落后地区还在骑马送信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铁路把整个欧洲连了起来。
在落后地区还在用草药治病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化学工业造出了真正的药。
在落后地区还在打算盘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工业造出了第一台计算机。
这些东西，贝伦特先生一个字都没提。
他只提了面包和香肠。面包和香肠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里来的。
没有蒸汽机，没有铁路，没有化工，没有电力，你拿什么烤面包？拿什么灌香肠？”
“贝伦特先生说，资本主义只给世界带来了失业和排队。
这话说得太轻巧了。
资本主义确实有失业，有排队，有贫民窟。
但资本主义也把整个世界从封建王朝的泥潭里拽了出来。
在资本主义之前，欧洲是什么样子？是国王和贵族的天下。
农民被绑在土地上，一辈子给地主干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是资本主义的工厂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进了城，当了工人，挣了工资，读了书，学会了识字算数。
是资本主义的贸易把世界各地的物产连在了一起——美洲的棉花、亚洲的香料、非洲的矿产——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之前，普通人连见都没见过。
资本主义是有些残暴的，但它也是进步的。
它用血与火把世界从封建的泥潭里拽了出来，给它装上了铁路、电报、工厂和轮船。
这些东西，贝伦特先生怎么不提？”
“贝伦特先生说，社会主义制度换了汤也换了药。
这话说得太满了。我们仔细看看——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有几样是社会主义原创的？
免费教育？英国在十九世纪就有公立学校了。
免费医疗？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就有医疗保险了。
退休金？美国在罗斯福新政里也搞了社会保障法案。
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工人一八八六年就在芝加哥喊出了这个口号。
德国人搞的这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搞，而且搞得不比他们差。
罗斯福新政搞了社会保障，搞了失业保险，搞了公共工程，搞了最低工资。
这些东西也是从资本主义躯体上长出来的。贝伦特先生凭什么说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贝伦特先生说，我们的选票换不了制度。
这话说对了一半。我们的选票确实换不了制度，但我们不需要换制度。
我们的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它一直在自我修正。大萧条来了，我们用新政修正它。
社会不公了，我们用民权运动修正它。垄断出现了，我们用反托拉斯法修正它。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它会犯错，但它也会改错。
贝伦特先生说的那些问题——失业、贫富差距、种族歧视——我们都在改。
改得慢，但我们在改。
德国人搞革命，一夜之间把旧制度砸了，然后呢？然后他们搞了二十多年，还在搞清查，还在搞退休交接，还在搞干部监督。
他们的问题比我们多，只是他们不说。”
“社会主义就是寄生在资本主义躯体上成长起来的。
资本主义造了工厂，社会主义拿过来搞国有化。
资本主义修了铁路，社会主义拿过来搞计划运输。
资本主义发明了电报，社会主义拿过来搞宣传广播。
资本主义培养了工程师和技术员，社会主义拿过来搞五年计划。
没有资本主义的躯体，社会主义拿什么寄生？
拿什么成长？
贝伦特先生自己说了——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十二倍。这十二倍的底子是谁打的？
是资本主义打的。德国在一九一八年之前就是欧洲的工业强国，它的钢厂、它的化工厂、它的机械厂，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建起来的。
社会主义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建好的工业体系，然后告诉全世界——你们看，我们多能干。
这叫什么？
这叫摘桃子。
桃树是资本主义种的，桃子是社会主义摘的。”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工人下了班能洗上热水澡。
我们同意。但热水澡是资本主义的锅炉烧出来的。
没有资本主义的锅炉厂，你拿什么烧热水？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不用交学费。
我们同意。但学校是资本主义的建筑公司盖的。
没有资本主义的建筑公司，你拿什么盖学校？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老人拿着退休金去药店买药不用看价签。
我们同意。
但药是资本主义的制药厂造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制药厂，你拿什么买药？
贝伦特先生骂资本主义，但他骂的时候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资本主义发明的印刷机上印出来的。
他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纺织机上织出来的。
他吃的每一片面包，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磨坊里磨出来的。
他坐在资本主义的椅子上，用资本主义的钢笔，在资本主义的纸上，写文章骂资本主义。
这件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它给了所有人骂它的权利，包括给了贝伦特先生骂它的纸和笔。”
“德国人搞了退休制度，搞了青年干部培养，搞了清查运动。
这些事情看起来热闹，但说到底，他们是在补课。补什么课？
补资本主义早就上完的课——制度化的权力交接。
美国总统四年一换，英国首相五年一选，我们的议员两年一改选。
我们的权力交接是制度化的、程序化的、透明的。
德国人呢？他们搞了个退休交接程序，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以前连这个都没有。
以前他们的干部是终身制的，干到死为止。现在他们搞了个退休制度，就觉得是天大的进步了。我们美国人看了，只能笑一笑。这叫什么进步？
这叫从‘没有制度’进步到‘有制度’。我们早就有了。我们不需要庆祝。我们接着过日子。”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美国的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华盛顿邮报》转载了全文，配了一个标题——“资本主义：人类文明的发动机”。
《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说——“德国人骂我们，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们搞了二十多年，搞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我们搞出来的多。”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更直接——“贝伦特先生说我们的自由没结果。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自由有结果。结果就是我们发明了飞机、电话、电影、汽车、电灯。
你们发明了什么？你们发明了五年计划。”
贝伦特的文章传到美国之后，《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开了两次会。
第一次会开了三个小时，编辑们吵成一团。
有人主张逐条反驳，有人主张冷处理，有人主张“干脆不理”。
吵到最后，主编拍了板——回应。但不是逐条回应，是“换个角度”。
主编说了一句话：“跟他吵面包香肠，我们吵不赢。
他那些数字是真的。但我们可以吵另一件事——这些东西是谁先搞出来的。”
第二次会开了两个小时，定了一篇社论的框架，找了社论版的首席撰稿人——一个叫沃尔特·李普曼的老牌评论员，六十出头，在《纽约时报》写了二十多年社论。
李普曼接了活儿，花了两天时间把文章写出来，发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头版社论栏里，标题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文章全文如下：
“德国作家贝伦特先生最近写了一篇很热闹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德国工人的面包、香肠、免费学校和退休金，然后问我们美国人——你们有吗？
我们美国人看了之后，笑了一声。
不是笑他说的东西，是笑他忘了说一件事——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贝伦特先生说，这些东西是革命换来的。
他说，一九一八年三百零四高地上，德国人拿枪换了一个制度，换了制度之后就有了这些东西。
他说得好像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但历史不是这么写的。
历史写的是——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创造的。”
“在落后地区还在用牛拉犁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工厂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
在落后地区还在点油灯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实验室发明了电灯。
在落后地区还在骑马送信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铁路把整个欧洲连了起来。
在落后地区还在用草药治病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化学工业造出了真正的药。
在落后地区还在打算盘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工业造出了第一台计算机。
这些东西，贝伦特先生一个字都没提。
他只提了面包和香肠。面包和香肠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里来的。
没有蒸汽机，没有铁路，没有化工，没有电力，你拿什么烤面包？拿什么灌香肠？”
“贝伦特先生说，资本主义只给世界带来了失业和排队。
这话说得太轻巧了。
资本主义确实有失业，有排队，有贫民窟。
但资本主义也把整个世界从封建王朝的泥潭里拽了出来。
在资本主义之前，欧洲是什么样子？是国王和贵族的天下。
农民被绑在土地上，一辈子给地主干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是资本主义的工厂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进了城，当了工人，挣了工资，读了书，学会了识字算数。
是资本主义的贸易把世界各地的物产连在了一起——美洲的棉花、亚洲的香料、非洲的矿产——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之前，普通人连见都没见过。
资本主义是有些残暴的，但它也是进步的。
它用血与火把世界从封建的泥潭里拽了出来，给它装上了铁路、电报、工厂和轮船。
这些东西，贝伦特先生怎么不提？”
“贝伦特先生说，社会主义制度换了汤也换了药。
这话说得太满了。我们仔细看看——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有几样是社会主义原创的？
免费教育？英国在十九世纪就有公立学校了。
免费医疗？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就有医疗保险了。
退休金？美国在罗斯福新政里也搞了社会保障法案。
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工人一八八六年就在芝加哥喊出了这个口号。
德国人搞的这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搞，而且搞得不比他们差。
罗斯福新政搞了社会保障，搞了失业保险，搞了公共工程，搞了最低工资。
这些东西也是从资本主义躯体上长出来的。贝伦特先生凭什么说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贝伦特先生说，我们的选票换不了制度。
这话说对了一半。我们的选票确实换不了制度，但我们不需要换制度。
我们的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它一直在自我修正。大萧条来了，我们用新政修正它。
社会不公了，我们用民权运动修正它。垄断出现了，我们用反托拉斯法修正它。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它会犯错，但它也会改错。
贝伦特先生说的那些问题——失业、贫富差距、种族歧视——我们都在改。
改得慢，但我们在改。
德国人搞革命，一夜之间把旧制度砸了，然后呢？然后他们搞了二十多年，还在搞清查，还在搞退休交接，还在搞干部监督。
他们的问题比我们多，只是他们不说。”
“社会主义就是寄生在资本主义躯体上成长起来的。
资本主义造了工厂，社会主义拿过来搞国有化。
资本主义修了铁路，社会主义拿过来搞计划运输。
资本主义发明了电报，社会主义拿过来搞宣传广播。
资本主义培养了工程师和技术员，社会主义拿过来搞五年计划。
没有资本主义的躯体，社会主义拿什么寄生？
拿什么成长？
贝伦特先生自己说了——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十二倍。这十二倍的底子是谁打的？
是资本主义打的。德国在一九一八年之前就是欧洲的工业强国，它的钢厂、它的化工厂、它的机械厂，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建起来的。
社会主义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建好的工业体系，然后告诉全世界——你们看，我们多能干。
这叫什么？
这叫摘桃子。
桃树是资本主义种的，桃子是社会主义摘的。”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工人下了班能洗上热水澡。
我们同意。但热水澡是资本主义的锅炉烧出来的。
没有资本主义的锅炉厂，你拿什么烧热水？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不用交学费。
我们同意。但学校是资本主义的建筑公司盖的。
没有资本主义的建筑公司，你拿什么盖学校？
贝伦特先生说，人类之光是老人拿着退休金去药店买药不用看价签。
我们同意。
但药是资本主义的制药厂造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制药厂，你拿什么买药？
贝伦特先生骂资本主义，但他骂的时候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资本主义发明的印刷机上印出来的。
他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纺织机上织出来的。
他吃的每一片面包，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磨坊里磨出来的。
他坐在资本主义的椅子上，用资本主义的钢笔，在资本主义的纸上，写文章骂资本主义。
这件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它给了所有人骂它的权利，包括给了贝伦特先生骂它的纸和笔。”
“德国人搞了退休制度，搞了青年干部培养，搞了清查运动。
这些事情看起来热闹，但说到底，他们是在补课。补什么课？
补资本主义早就上完的课——制度化的权力交接。
美国总统四年一换，英国首相五年一选，我们的议员两年一改选。
我们的权力交接是制度化的、程序化的、透明的。
德国人呢？他们搞了个退休交接程序，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以前连这个都没有。
以前他们的干部是终身制的，干到死为止。现在他们搞了个退休制度，就觉得是天大的进步了。我们美国人看了，只能笑一笑。这叫什么进步？
这叫从‘没有制度’进步到‘有制度’。我们早就有了。我们不需要庆祝。我们接着过日子。”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美国的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华盛顿邮报》转载了全文，配了一个标题——“资本主义：人类文明的发动机”。
《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说——“德国人骂我们，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们搞了二十多年，搞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我们搞出来的多。”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更直接——“贝伦特先生说我们的自由没结果。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自由有结果。结果就是我们发明了飞机、电话、电影、汽车、电灯。
你们发明了什么？你们发明了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