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同志在去年一月十八日的文件里写过一段话——‘制度的力量在于可持续的交接与新陈代谢。一个政权如果只能靠一个人活着，那它就不是制度，是人治。人治的政权，人一走，政权就散。’
我们搞退休交接制度，就是为了让政权不散。
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换了之后政策就翻烧饼。
罗斯福上台搞新政，下一任总统一上台就可能把新政废了。
这叫制度？这叫折腾。我们的制度是——老干部退下来，年轻干部顶上去，政策接着干，方向不偏。
这叫可持续。
李普曼先生不理解可持续。
他只理解四年一次的热闹。
热闹完了，问题还在。
我们的制度不热闹。我们的制度在干活。”
“李普曼先生说，资本主义是活的，会犯错，也会改错。这话说对了一半。
资本主义确实会犯错，也确实会改错。
但它改错的方式是什么？是危机。
从前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机，它改了。改的方式是罗斯福新政。
假设未来的二零零八年如果再来一次危机，它还会改。
改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也许看不到这些，但每一次改错，都是被逼的。
不是它想改，是它不得不改。
工人罢工了，它改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强大了，它改一点。
不改，它就活不下去。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
它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
它不是自觉的，是被迫的。
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前夜过了是什么？
是天亮。
天亮之后，资本主义就没了。
李普曼先生说的‘自我修正’，修正来修正去，最后修正的是它自己的命。”
“李普曼先生说，我们骂资本主义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
这话说得俏皮。但俏皮不等于道理。
马克思写《资本论》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列宁写《帝国主义论》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韦格纳同志写《人民委员会宣言》用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纸和笔是工具，工具没有阶级性。
谁用工具，工具就为谁服务。”
“李普曼先生最后说，让我们再过二十年看。
这话我同意。
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看。看谁的面包多，看谁的香肠长，看谁的学校多，看谁的医院好，看谁的孩子笑得响，看谁的老人的晚年稳。
看谁的模式活得下去，看谁的模式活不下去。
二十年之后，如果资本主义还在，如果资本主义真的像李普曼先生说的那样‘自我修正’好了，那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要提醒李普曼先生一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那句话，到今天还没过时。
那句话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句话不是口号，这句话是科学，科学不怕等待。
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看。”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真理报》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编者按，按语只有一句话——“这篇文章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巴黎的《人道报》把文章印成了小册子，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三天之内卖光了。
东京的《赤旗报》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标题——“马克思的刀，砍在李普曼的脖子上。”
柏林《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
“施特恩同志写得对。我们工人看得懂。李普曼那套东西，我们早就听腻了。”
美国那边看到了这篇文章。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又开了会。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写长文回应。
主编说了一句话——“施特恩把马克思搬出来了。我们再写就是跟他吵马克思。吵不赢。算了。换话题。”
于是《纽约时报》第二天头版换了一个话题——纽约世博会下个月开幕。
一九四零年六月，美国华盛顿白宫。
罗斯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攥着一份国会刚刚送来的法案副本，封面上印着“总统任期修正案”几个字。
他把法案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投票结果——参议院六十七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众议院二百八十九票赞成，一百零四票反对。
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法案通过。
他拿起钢笔，在法案末尾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钢笔搁下，靠在轮椅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华盛顿六月的天，阳光很好，白宫南草坪上的树绿得发亮。
远处有游客在栅栏外面拍照，闪光灯一闪一闪的。他看着那些闪光灯，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桌面上那份法案上。
他签了字，法案就生效了。
从今天起，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再受两届限制。
他可以一直当总统，当到死，或者当到国会把他赶下来。
他今年五十八岁，身体不好，腿不能走，血压高，心脏也有问题。
医生说他要少操心，少抽烟，少熬夜。
他把三条建议都当成了耳边风。
烟一天两包，觉一天五六个小时，至于操心——他能不操心吗？
罗斯福把法案推到桌角，拿起另一份文件。
那是国务院送来的领土现状报告。
报告里列着联邦政府目前实际控制的地盘——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弗吉尼亚州，南部从卡罗来纳到佐治亚，中西部只剩俄亥俄州的一部分和印第安纳州的几个县。
加起来不到全美领土的三分之一。
报告里还列着一些数字——控制区内人口约四千二百万，比战前少了将近一半；
工业产值不到战前的三成；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成；
税收收入不到战前的两成。
罗斯福把这些数字看了一遍，然后有些心累的把报告合上，搁在桌角。
他拿起第三份文件。
那是白宫办公厅送来的日程安排。今天下午要见三个州长，两个将军，一个外国使节。
明天上午要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线补给问题。
明天下午要见国会两党领袖，商量下一轮国防拨款。
后天要去纽约参加世博会的开幕式，发表讲话，剪彩，跟各界名流握手。
他把日程表看了一遍，然后把纸搁在桌上，闭上了眼。
他不想去纽约，他不想剪彩，他不想跟名流握手。
他只想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安安静静地待一天。
但罗斯福不能。他是总统。总统没有“什么都不干”的权利。
我们搞退休交接制度，就是为了让政权不散。
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换了之后政策就翻烧饼。
罗斯福上台搞新政，下一任总统一上台就可能把新政废了。
这叫制度？这叫折腾。我们的制度是——老干部退下来，年轻干部顶上去，政策接着干，方向不偏。
这叫可持续。
李普曼先生不理解可持续。
他只理解四年一次的热闹。
热闹完了，问题还在。
我们的制度不热闹。我们的制度在干活。”
“李普曼先生说，资本主义是活的，会犯错，也会改错。这话说对了一半。
资本主义确实会犯错，也确实会改错。
但它改错的方式是什么？是危机。
从前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机，它改了。改的方式是罗斯福新政。
假设未来的二零零八年如果再来一次危机，它还会改。
改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也许看不到这些，但每一次改错，都是被逼的。
不是它想改，是它不得不改。
工人罢工了，它改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强大了，它改一点。
不改，它就活不下去。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
它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
它不是自觉的，是被迫的。
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前夜过了是什么？
是天亮。
天亮之后，资本主义就没了。
李普曼先生说的‘自我修正’，修正来修正去，最后修正的是它自己的命。”
“李普曼先生说，我们骂资本主义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
这话说得俏皮。但俏皮不等于道理。
马克思写《资本论》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列宁写《帝国主义论》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韦格纳同志写《人民委员会宣言》用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纸和笔吗？
纸和笔是工具，工具没有阶级性。
谁用工具，工具就为谁服务。”
“李普曼先生最后说，让我们再过二十年看。
这话我同意。
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看。看谁的面包多，看谁的香肠长，看谁的学校多，看谁的医院好，看谁的孩子笑得响，看谁的老人的晚年稳。
看谁的模式活得下去，看谁的模式活不下去。
二十年之后，如果资本主义还在，如果资本主义真的像李普曼先生说的那样‘自我修正’好了，那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要提醒李普曼先生一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那句话，到今天还没过时。
那句话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句话不是口号，这句话是科学，科学不怕等待。
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看。”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真理报》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编者按，按语只有一句话——“这篇文章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巴黎的《人道报》把文章印成了小册子，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三天之内卖光了。
东京的《赤旗报》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标题——“马克思的刀，砍在李普曼的脖子上。”
柏林《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
“施特恩同志写得对。我们工人看得懂。李普曼那套东西，我们早就听腻了。”
美国那边看到了这篇文章。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又开了会。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写长文回应。
主编说了一句话——“施特恩把马克思搬出来了。我们再写就是跟他吵马克思。吵不赢。算了。换话题。”
于是《纽约时报》第二天头版换了一个话题——纽约世博会下个月开幕。
一九四零年六月，美国华盛顿白宫。
罗斯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攥着一份国会刚刚送来的法案副本，封面上印着“总统任期修正案”几个字。
他把法案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投票结果——参议院六十七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众议院二百八十九票赞成，一百零四票反对。
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法案通过。
他拿起钢笔，在法案末尾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钢笔搁下，靠在轮椅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华盛顿六月的天，阳光很好，白宫南草坪上的树绿得发亮。
远处有游客在栅栏外面拍照，闪光灯一闪一闪的。他看着那些闪光灯，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桌面上那份法案上。
他签了字，法案就生效了。
从今天起，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再受两届限制。
他可以一直当总统，当到死，或者当到国会把他赶下来。
他今年五十八岁，身体不好，腿不能走，血压高，心脏也有问题。
医生说他要少操心，少抽烟，少熬夜。
他把三条建议都当成了耳边风。
烟一天两包，觉一天五六个小时，至于操心——他能不操心吗？
罗斯福把法案推到桌角，拿起另一份文件。
那是国务院送来的领土现状报告。
报告里列着联邦政府目前实际控制的地盘——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弗吉尼亚州，南部从卡罗来纳到佐治亚，中西部只剩俄亥俄州的一部分和印第安纳州的几个县。
加起来不到全美领土的三分之一。
报告里还列着一些数字——控制区内人口约四千二百万，比战前少了将近一半；
工业产值不到战前的三成；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成；
税收收入不到战前的两成。
罗斯福把这些数字看了一遍，然后有些心累的把报告合上，搁在桌角。
他拿起第三份文件。
那是白宫办公厅送来的日程安排。今天下午要见三个州长，两个将军，一个外国使节。
明天上午要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线补给问题。
明天下午要见国会两党领袖，商量下一轮国防拨款。
后天要去纽约参加世博会的开幕式，发表讲话，剪彩，跟各界名流握手。
他把日程表看了一遍，然后把纸搁在桌上，闭上了眼。
他不想去纽约，他不想剪彩，他不想跟名流握手。
他只想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安安静静地待一天。
但罗斯福不能。他是总统。总统没有“什么都不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