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般来说，大超市中的散装贡丸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口味也还不错，只是面粉成分实在太多且缺乏弹性，有些据笔者估计是由100%纯面粉制造（酒酿圆子？），价格一般是袋装贡丸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菜场或小店中出售的贡丸，其卫生状况和真实成分往往令人担忧，但价格有时候低得惊人（笔者就曾买过两块四元一斤的贡丸，而一般散装贡丸都要十二三元一斤）。而且往往最美味的东西都藏在最丑陋的外表中，有时候不经意吃到某菜场私人所制散装贡丸简直是天上美味，这样的意外发现会有很大的成就感。至于袋装贡丸，正式的不外乎几大火锅配料品牌，总的来说味道区别不大，只是面粉含量要比散装的少一点。说完火锅中的贡丸，串成一串的贡丸终于粉墨登场了。在上海的便利店中，最早出售此类贡丸的是"罗森"便利。由于生意好得惊人，其余各家便利店纷纷仿效，形成如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好德"的贡丸很有韧性，如同人的少年，咬上去很有快感，但是味道较差，特别是汤，淡而无味，缺乏必要的经历与沉淀；由各区粮油店改制的那些便利店，师出同门，贡丸也都是一样的味道，口感适中，如同人的青年，良莠不齐，汤则甘甜可口，让人看到希望；"联华"的贡丸，虽然韧性较差，但就像人的中年，口感成熟丰厚，外层和内层味道截然不同，汤也微咸微苦；"可的"的贡丸很平淡温暖，如同人的老年，没有什么特点，并且总觉得煮得太烂，软软酥酥，几乎入口即化，日薄西山。想想我竟能从各种便利店的贡丸中品出人生的四时五味，那些便利店也都进账不少啊。不过，说了那么多，最好吃的还是上海做贡丸的老祖宗--"罗森"的贡丸。那些贡丸圆润爽滑，入口即有韧性，牙齿能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弹性，而咬裂后，清脆无比地断开，看得见里面清晰的纹路，袅袅热气从空隙中冒出来，透露出禅的意境。那味道有稻米的芳香，麦子的醇厚，香菇的甘甜，青葱的清澈，梅酒的淡雅和新鲜猪肉的浓郁。再喝一口汤，只有一个字：鲜。不是谷氨酸钠做出来的鲜，而是仿佛从自然的芬芳中脱胎而来。可惜的是，"罗森"在上海并不是每个区都有，似乎只有徐家汇、长宁、普陀、卢湾等西区才有。现在笔者在复旦读书，杨浦区满目"可的"却无一家"罗森"。平时只好日思夜想，用"可的"的贡丸艰难度日，一到周末火速赶回西区，大嚼贡丸，家门口的"罗森"阿姨们早已相识，嘘寒问暖，还羡慕我能念复旦，殊不知我还羡慕她们的孩子能天天吃到贡丸。记得我当初遍尝上海贡丸的时候，曾在胶州路一家"好德"中以贡丸当晚餐。店里一位阿姨见我如此能吃贡丸，正好也没生意，就来与我聊天。我见阿姨和善，而店中却生意冷清，便有意说些让她宽心的话，为达此目的，不惜贬损"罗森"，义愤填膺地说我才不去日本人开的店里吃贡丸呢，我们要支持中国人自己店里的贡丸，不让鬼子把钱赚了走。正意气风发之时，不料阿姨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小朋友你不懂啊，弄吃的东西，确实是弄不过日本人的，不瞒你说，阿姨我以前也在"罗森"里做过，日本人啊，做这个东西的确是有一套，你学也学不来的。我只好对她笑笑。我们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学也学不到呢？或许，就是对吃的一种虔诚，一种将所有的感悟都注入到饮食中的意识吧。我想，那是禅。而禅，是中国人的东西。贡丸，也是吗？
第6节：除了死亡1
蒋峰1983年6月17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2002年9月考入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次年从该校退学，离开北京。现居住在上海。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以及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篇。我还在十一中的时候学校布置过一篇作文，就是选择本单元的一篇小说写评论。其中的用意很简单，无非是将老师上课时分析给你的主题或者中心思想往稿纸上罗列成一千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再结合一下最近的经历来个"现身说法"就会使老师更为高兴。请注意，就我所知语文教育从来没有和文学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惜我高三最好的朋友周贺（为了感谢他对我许多的慷慨馈赠，一年后我把他的名字弄到了《维以不永伤》里）偏偏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写。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死后见阿Q》，大致说鲁迅死后魂游周庄，碰到在河畔晒太阳的阿Q，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在那里阿Q一直抱怨为什么鲁迅一开始就没将他当成一个真实的个体来对待，而是把他写成了一个自私、势利、懦弱，以及代表一系列卑微词语的符号。将汉人所有的劣根性聚集到一个小人物身上对作者而言的确是件省力又讨好的事情。然而人是有血有肉的（即使只是虚拟的人物），这使得小说的声望越高，它本身艺术上的价值反而会越少。对了，我记得《死后见阿Q》通篇都在效仿《阿Q正传》的文体。这么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试图证明《阿Q正传》那种戏谑讲故事口气根本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可信并且值得去尊重的人物，即使是鲁迅本人也不例外。说实话，让作者掉进故事里或者是任由小说人物跑到作者面前的这种戏剧反讽已经是相当老套的手段了，不过我得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周贺那样的勇气敢在一篇作文里玩一些超过语文接近文学的花样，甚至冒昧地指责稳坐神殿的思想教父的胆量，这也是我乞求十年也无法得到的。不过庆幸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很开通--插一句，第二年初若不是他的一再坚持，我父亲绝不会允许我去上海（"那么远的地方！还说着那么奇怪的语言！"）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像商品推销书一样寄到家里的复赛通知！"）作文比赛--他给这篇作文批下了从师以来惟一的满分:60分。按理说，之前配上带有班主任风格的等待英雄的开场白，之后有七十三名同学激动的掌声，周贺上讲台朗读应该是一个荣光备至的事情。然而周贺是那样的一种人，在操场他可以口不停歇地骂上二十分钟直到对方跪地吐血，可是到了讲台上他却摆脱不掉先天性的文字障碍症。再加上下午两点钟的阳光不断地晃他的眼睛，使得本来就凌乱的钢笔字在他面前连成了千万条歪歪扭扭的斜线。"死……死，后，见……见……阿……这个？这是不是汉字呀？"这些蓝线就像缠绕在一起的肠子，随之下腹感到阵阵疼痛。他觉得要是继续读下去的话，那么他小心保养了半年之久的慢性盲肠炎很可能今天就要发作。"什么狗屁玩意儿？"喊出来下腹的疼痛就少多了，"你XXX想整死我呀，蒋峰？""蒋峰？这关他什么事？"善良的班主任当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只是叫他替我交作业，谁知道他却想把我弄上来丢丑。""他替你写的？"一想到班主任无辜的神情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他，"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没有交过一次作文给我，怎么可能替你写？""那是因为你没有请他去云河吃火锅，"他发现现在小腹不但不疼了，而且还出奇地舒服，"还有，外加两杯扎啤。""哦。你下去吧。蒋峰，你上来读。"按照十九世纪传统小说中典型的传奇人物出场方式，我应该从后门消失（坐在后门口始终是我在高中和大学的专利），十秒后从前门敲三下走进来，然后对着前排对我质疑的班花笑一笑，暗示她我的"啤酒才华定理"并非空穴来风（十天前我拿到班里一瓶啤酒向她演示，"有些人的才华这么多，"我倒了半杯，"这叫才气袭人。""是酒气吧？""不对。"接着我又添了半杯，"这叫才气冲天。"再添一些，酒洒到了桌面上。"别浪费，"我吸着桌上的酒说，"这些也是才华，这叫才华横溢。"）。不过一百年后的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这世上还会有什么英雄存在，现代小说那些反英雄人物的出场通通是这样的:"蒋峰走了。"周贺逐渐明白他每揭露我一件事他的盲肠就会舒服一些，"我上午骗他说下午没课，他就跑路了。我说了我是逗他的，不过他好像生怕听到我后面的话，跑得更快了。"跑路是个贬义词。我不大喜欢用这么个字眼来形容我的行为。其实那天下午我正坐在游戏厅的长椅上思考若干严肃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我整个高三生涯。譬如我在想怎么利用仅剩下的二十块钱让这台吸人血的老虎机吐出刚刚吃掉的我的一百八十块；我在想该用何种方式使七班那女孩知道署名蒋峰的情书就是总在她眼前晃悠的那个冒失鬼写的；我在想我如何才能向我的父母证明我并不是像他们骂的那种一事无成只会贫嘴撒谎编故事的饭桶。那年秋天日子过得都不是很快乐，我时常在上课的时候骑着我妈妈退休后就不再用的自行车在长春的每一个巷子穿来穿去。阳光炽热的下午我就溜到地下录相厅的一群"老人"中间等待着下一部色*情影片的播放，出来后我又钻进天桥下的人群向那些等待招工的打工仔瞎造仿佛我亲眼所见一般的杀人命案或是车祸。我总是想做点什么来纪念我刚刚过去的十八岁。有时候会下雨。这二十年里除了对一种浅绿遮阳伞有过一丝兴趣之外，我拒绝在任何下雨的天气里撑伞上街。整整三个月我都在找一条快速长大的途径，我知道自己的这一条路并不是像其他同学那样去通过打架、嫖妓，或是对父亲的暴力以牙还牙来完成的。我以为自己总可以接近通往成*人世界的秘密通道。有那么几次我错进了一些入口，才发现那些出口外面的风景并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第7节：除了死亡2
我现在写下这些字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的文字真的可以供给大众来阅读，我就要在周贺读到上述文字时为他那被供奉如"小我"一般的盲肠考虑一下。或许为了避免盲肠炎再次发作，他会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道:"你在撒谎，蒋峰！根本没有这种事，你倒是会写几个字，可是没有人相信你能写。我请你吃饭是因为你帮我写情书。你想让人承认你行，就幻想这么个故事受人尊重。都是你瞎编的！"我当然不会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我会平静地点上一支烟思考如何回驳他。众所周知，"会写字"的人首先要会诡辩。一支烟燃尽我决定开始还击了:"你是对的，这些，都是我瞎编的。"是的，我在编造故事。我试图借此幻想自己的传奇。我常常在虚拟的自己将来的幻象中忘记现实的困境。和我初次相识的人们都以为我会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伟大天才。而我亲密的朋友统统都知道我从未说过一句真话。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在《死后见阿Q》里对阿Q满心支持，对我们的思想教父却是充满憎恶，原来那时我就明白摆脱困境的最佳方式不是自杀逃避更不是着手解决，而是安于现状地虚拟未来。在整个中学时代的六年里，我时常在想着未来离自己到底有多远，看上去这并非像等待一场冬雪或是默数花开的日子那样触手可及。每夜的仰望星空我渐渐发现，倘若未来就是北斗七星中最重要的那颗星，那么自己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在脑海中填充星球表层的风景。为此我学会有责任感地去读书，在书中我虚拟了几十个人的一生，我选择了一个叫杜宾的人当成自己的未来。我让杜宾为了写作退学，又让他为了写作娶一个妓女。杜宾晚年去做乞丐，也是为了写作。后来我有些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承受他一生苦难的根源--写作。还有，我知道只有我自己写作，才能让这几十个虚拟的人生成为事实。2002年圣诞前夕我和张悦然对坐在北京的西单，我无法忍受星巴克式的报单以及柜台瓶壁碰撞的声音。之后我缓缓对悦然说:"2003年杜宾离开大学，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相当落魄，他后来在这里和必胜客都做过服务生，可惜不久都退了，尽管工资很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里不能吸烟！所以我们还是出去吧。"出去后我们仔细阅读了挂在圣诞树上的每一张卡片和心型留言。半年后她还对所有从我口里说出的关于杜宾的事情感到惊奇不已。在一篇未曾写就的后记里她套用张艺谋的自谦语式称我即使不是最杰出的作者，也一定是最勤奋最痴迷的作者。我说过，我总能使初次见面的朋友对我心生敬意。第二年的七月初七在上海的石门一路我将秘密告诉了她:"总提杜宾并不是我有意拉进小说人物和作者的距离，因为那个人就是我为自己虚拟的未来。为了成为他我才写作的。"我和悦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为《葵花走失在1890》挑选插画，第二次见面我收到了她的赠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否应该修改一下杜宾的人生了。从《葵花》里我以为写作可能不像我先前想像的是一个生活的障碍，很可能它还会带来一些想不到的东西，譬如摆脱困境的资本。回去之后我在军校开始《维以不永伤》。经受五个月的辱骂、体罚以及拨不开云雾的迷茫后，我对父亲说我退学了，我说我发现除了可以在这里做军犬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说过，了解我的人从不会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父亲就是即使我打电话对他说我要死了，他也要等病例寄到家里才肯来北京收尸的那种了解我的人。我无法向他证明自己是不
第6节：除了死亡1
蒋峰1983年6月17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2002年9月考入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次年从该校退学，离开北京。现居住在上海。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以及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篇。我还在十一中的时候学校布置过一篇作文，就是选择本单元的一篇小说写评论。其中的用意很简单，无非是将老师上课时分析给你的主题或者中心思想往稿纸上罗列成一千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再结合一下最近的经历来个"现身说法"就会使老师更为高兴。请注意，就我所知语文教育从来没有和文学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惜我高三最好的朋友周贺（为了感谢他对我许多的慷慨馈赠，一年后我把他的名字弄到了《维以不永伤》里）偏偏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写。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死后见阿Q》，大致说鲁迅死后魂游周庄，碰到在河畔晒太阳的阿Q，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在那里阿Q一直抱怨为什么鲁迅一开始就没将他当成一个真实的个体来对待，而是把他写成了一个自私、势利、懦弱，以及代表一系列卑微词语的符号。将汉人所有的劣根性聚集到一个小人物身上对作者而言的确是件省力又讨好的事情。然而人是有血有肉的（即使只是虚拟的人物），这使得小说的声望越高，它本身艺术上的价值反而会越少。对了，我记得《死后见阿Q》通篇都在效仿《阿Q正传》的文体。这么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试图证明《阿Q正传》那种戏谑讲故事口气根本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可信并且值得去尊重的人物，即使是鲁迅本人也不例外。说实话，让作者掉进故事里或者是任由小说人物跑到作者面前的这种戏剧反讽已经是相当老套的手段了，不过我得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周贺那样的勇气敢在一篇作文里玩一些超过语文接近文学的花样，甚至冒昧地指责稳坐神殿的思想教父的胆量，这也是我乞求十年也无法得到的。不过庆幸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很开通--插一句，第二年初若不是他的一再坚持，我父亲绝不会允许我去上海（"那么远的地方！还说着那么奇怪的语言！"）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像商品推销书一样寄到家里的复赛通知！"）作文比赛--他给这篇作文批下了从师以来惟一的满分:60分。按理说，之前配上带有班主任风格的等待英雄的开场白，之后有七十三名同学激动的掌声，周贺上讲台朗读应该是一个荣光备至的事情。然而周贺是那样的一种人，在操场他可以口不停歇地骂上二十分钟直到对方跪地吐血，可是到了讲台上他却摆脱不掉先天性的文字障碍症。再加上下午两点钟的阳光不断地晃他的眼睛，使得本来就凌乱的钢笔字在他面前连成了千万条歪歪扭扭的斜线。"死……死，后，见……见……阿……这个？这是不是汉字呀？"这些蓝线就像缠绕在一起的肠子，随之下腹感到阵阵疼痛。他觉得要是继续读下去的话，那么他小心保养了半年之久的慢性盲肠炎很可能今天就要发作。"什么狗屁玩意儿？"喊出来下腹的疼痛就少多了，"你XXX想整死我呀，蒋峰？""蒋峰？这关他什么事？"善良的班主任当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只是叫他替我交作业，谁知道他却想把我弄上来丢丑。""他替你写的？"一想到班主任无辜的神情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他，"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没有交过一次作文给我，怎么可能替你写？""那是因为你没有请他去云河吃火锅，"他发现现在小腹不但不疼了，而且还出奇地舒服，"还有，外加两杯扎啤。""哦。你下去吧。蒋峰，你上来读。"按照十九世纪传统小说中典型的传奇人物出场方式，我应该从后门消失（坐在后门口始终是我在高中和大学的专利），十秒后从前门敲三下走进来，然后对着前排对我质疑的班花笑一笑，暗示她我的"啤酒才华定理"并非空穴来风（十天前我拿到班里一瓶啤酒向她演示，"有些人的才华这么多，"我倒了半杯，"这叫才气袭人。""是酒气吧？""不对。"接着我又添了半杯，"这叫才气冲天。"再添一些，酒洒到了桌面上。"别浪费，"我吸着桌上的酒说，"这些也是才华，这叫才华横溢。"）。不过一百年后的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这世上还会有什么英雄存在，现代小说那些反英雄人物的出场通通是这样的:"蒋峰走了。"周贺逐渐明白他每揭露我一件事他的盲肠就会舒服一些，"我上午骗他说下午没课，他就跑路了。我说了我是逗他的，不过他好像生怕听到我后面的话，跑得更快了。"跑路是个贬义词。我不大喜欢用这么个字眼来形容我的行为。其实那天下午我正坐在游戏厅的长椅上思考若干严肃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我整个高三生涯。譬如我在想怎么利用仅剩下的二十块钱让这台吸人血的老虎机吐出刚刚吃掉的我的一百八十块；我在想该用何种方式使七班那女孩知道署名蒋峰的情书就是总在她眼前晃悠的那个冒失鬼写的；我在想我如何才能向我的父母证明我并不是像他们骂的那种一事无成只会贫嘴撒谎编故事的饭桶。那年秋天日子过得都不是很快乐，我时常在上课的时候骑着我妈妈退休后就不再用的自行车在长春的每一个巷子穿来穿去。阳光炽热的下午我就溜到地下录相厅的一群"老人"中间等待着下一部色*情影片的播放，出来后我又钻进天桥下的人群向那些等待招工的打工仔瞎造仿佛我亲眼所见一般的杀人命案或是车祸。我总是想做点什么来纪念我刚刚过去的十八岁。有时候会下雨。这二十年里除了对一种浅绿遮阳伞有过一丝兴趣之外，我拒绝在任何下雨的天气里撑伞上街。整整三个月我都在找一条快速长大的途径，我知道自己的这一条路并不是像其他同学那样去通过打架、嫖妓，或是对父亲的暴力以牙还牙来完成的。我以为自己总可以接近通往成*人世界的秘密通道。有那么几次我错进了一些入口，才发现那些出口外面的风景并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第7节：除了死亡2
我现在写下这些字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的文字真的可以供给大众来阅读，我就要在周贺读到上述文字时为他那被供奉如"小我"一般的盲肠考虑一下。或许为了避免盲肠炎再次发作，他会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道:"你在撒谎，蒋峰！根本没有这种事，你倒是会写几个字，可是没有人相信你能写。我请你吃饭是因为你帮我写情书。你想让人承认你行，就幻想这么个故事受人尊重。都是你瞎编的！"我当然不会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我会平静地点上一支烟思考如何回驳他。众所周知，"会写字"的人首先要会诡辩。一支烟燃尽我决定开始还击了:"你是对的，这些，都是我瞎编的。"是的，我在编造故事。我试图借此幻想自己的传奇。我常常在虚拟的自己将来的幻象中忘记现实的困境。和我初次相识的人们都以为我会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伟大天才。而我亲密的朋友统统都知道我从未说过一句真话。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在《死后见阿Q》里对阿Q满心支持，对我们的思想教父却是充满憎恶，原来那时我就明白摆脱困境的最佳方式不是自杀逃避更不是着手解决，而是安于现状地虚拟未来。在整个中学时代的六年里，我时常在想着未来离自己到底有多远，看上去这并非像等待一场冬雪或是默数花开的日子那样触手可及。每夜的仰望星空我渐渐发现，倘若未来就是北斗七星中最重要的那颗星，那么自己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在脑海中填充星球表层的风景。为此我学会有责任感地去读书，在书中我虚拟了几十个人的一生，我选择了一个叫杜宾的人当成自己的未来。我让杜宾为了写作退学，又让他为了写作娶一个妓女。杜宾晚年去做乞丐，也是为了写作。后来我有些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承受他一生苦难的根源--写作。还有，我知道只有我自己写作，才能让这几十个虚拟的人生成为事实。2002年圣诞前夕我和张悦然对坐在北京的西单，我无法忍受星巴克式的报单以及柜台瓶壁碰撞的声音。之后我缓缓对悦然说:"2003年杜宾离开大学，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相当落魄，他后来在这里和必胜客都做过服务生，可惜不久都退了，尽管工资很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里不能吸烟！所以我们还是出去吧。"出去后我们仔细阅读了挂在圣诞树上的每一张卡片和心型留言。半年后她还对所有从我口里说出的关于杜宾的事情感到惊奇不已。在一篇未曾写就的后记里她套用张艺谋的自谦语式称我即使不是最杰出的作者，也一定是最勤奋最痴迷的作者。我说过，我总能使初次见面的朋友对我心生敬意。第二年的七月初七在上海的石门一路我将秘密告诉了她:"总提杜宾并不是我有意拉进小说人物和作者的距离，因为那个人就是我为自己虚拟的未来。为了成为他我才写作的。"我和悦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为《葵花走失在1890》挑选插画，第二次见面我收到了她的赠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否应该修改一下杜宾的人生了。从《葵花》里我以为写作可能不像我先前想像的是一个生活的障碍，很可能它还会带来一些想不到的东西，譬如摆脱困境的资本。回去之后我在军校开始《维以不永伤》。经受五个月的辱骂、体罚以及拨不开云雾的迷茫后，我对父亲说我退学了，我说我发现除了可以在这里做军犬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说过，了解我的人从不会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父亲就是即使我打电话对他说我要死了，他也要等病例寄到家里才肯来北京收尸的那种了解我的人。我无法向他证明自己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