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攻势的时候，居民、包括部分党员，便大批下山并开始投降敌人。于是，居民高涨到极点的革命热情开始逐渐下降。到10月份，居民的失望情绪已经大得难以想象。比如，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鼓动居民的措施。在10月2日的夺取安东市的大规模战役中，起来支持游击队的人少得可怜。从这个时候起，敌人便按自己的“秋季战役”计划开始了积极进攻游击队的行动。但是，游击第一军的基本力量即使在安东战役后仍继续在进行自己的作战行动，粉碎警署，消灭敌军部队的分队。使敌人的讨伐遭到了失败。于是敌人动员了三个步兵师来围剿游击队。第一师师长金泽源被任命为大北山地区讨伐队的司令，第二师师长宋浩成被任命为安东地区讨伐队的司令，第三师师长李恩俊被任命为永南地区的讨伐队司令。敌人的总司令部设在大田市。
敌人计划将我军的主力与智异山地区的游击队隔离开来，切断我北方的道路，不让我们与在清州作战的游击队会合，将我军挤到东海岸地区，到12月底之前一举全歼。另一方面，为了将庆尚北道、江原道和忠清北道的居民“集中”在道府周围，专门成立了所谓的政治处。
讨伐至今仍在继续，同时在继续集中居民，毁坏村庄并大规模残杀群众。
从1月份起，敌人用柳载滢替换了金泽源，用金白一替换了李恩俊，动用了飞机、坦克在江原道增加了500名警察，加强了对游击队的进攻战役。参加秋季和冬季战役的有第16、5、25和第22团。现在参战的有第16、5、25和第21团。在1949年9月前，敌人在大多数场合投入战斗的兵力为排，在个别情况下投入一个连或一个营。从10月开始，敌人开始了积极的进攻性战役。在11月份，投入战斗的兵力至少为一个连。在每一个高地上敌人都保持有一个排的兵力。近来，敌人比以往更经常地在战斗中使用炮兵。给每支步枪配备90发子弹，每挺轻机枪配1500发子弹。在山中作战后，敌人即使夜间也不离开阵地，直至游击队退走为止。为避免在调动时被游击队突然袭击，敌人砍光了道路两旁5-100米的树木。
在1949年9月前，警察与军队一起作战，但在秋季和冬季战役期间警察则处于防御。警署和警察所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堡垒。在他们周围修筑起了9.3尺宽的石墙(1尺等于30.3厘米)。墙前挖有壕沟，墙后建有街垒。警署四周设有16-18个哨位，由青年支队担任警卫值勤。警察对山区的集中村镇实行监督。
“集中”居民和毁坏村庄：从1949年9月到11月，山区20-30户的村庄的居民，都被迁入公路边上的大居民点居住。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农民的迁居更是大规模进行。从被打死的第25团一个姓崔的营长身上找到的文件说：一、切断游击队的粮食供应道路。二、每个乡只留下3-4个居民点，乡里其余各村的所有农民都要集中到这几个居民点去。
三、收的粮食每户每天只准磨3-5升(1升等于1.8公升)。四、严惩以粮食供给游击队的人。在奉化郡、英阳郡、安东和青松郡，被迁的面达3/5，在永东郡达3/4，义城郡达1/2，荣州郡达3/5。农民们离开后，村子被毁坏或者被夷为平地，以使游击队彻底失去庇护所。在离任何一座山40里(1里等于400米)距离内不留一所住房。为除去游击队员的天然屏障，敌人烧毁了永东、英阳、安东、云义和奉化郡的所有森林。
没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被强迫迁居到新地方的农民的住房。一个房间里赶进了4-5家人。这些农民的生活条件极其悲惨。每一个集中地都设有警署或者驻有部队。由青年支队负责警卫。在集中村周围建有土城。反动倾向最强烈的居民点装备有“99”或“38”式步枪，其余居民点则武装着长矛及其他简陋武器。在公路上每隔50-100米设有联络信号员。游击队出现时他们就往警署发信号通报。居民们不得离开自己村子150-200米以外。每个人都有两个贴照片的身份证，一个保留在警署，另一个则发给居民本人。收获庄稼在士兵看守下集体进行。收获的粮食立即就被装车运到警署。居民的粮食由警署保管并按规定标准发放。
在驻有部队的集中居民点内经常发生抢劫、强奸和横行霸道的事情。
在秋季和冬季讨伐期间对居民的残杀规模更大。比如，在1949年11月、12月和1950年1月3个月中，在安东郡杀害700-800人，在奉化郡杀害2000人，在英阳郡杀害1500人，在荣州郡杀害700人，在永东郡杀害2500人，在青松郡杀害1000人，在义城郡杀害400人。七个郡被杀的人数达8800-9000人。在奉化郡肃青面奔清里，仅仅是因为游击队曾经过该村，就有20多人被同时枪杀。在永东郡的许古屯，因为村民有民主主义情绪，村中200家人中就有200多人被枪杀。这种大规模屠杀的例子非常多。游击队员朴炳都有18个亲属被杀害。在永东郡，我们游击队员的所有亲属，包括堂表兄弟在内，都被杀害了。
在云海郡，我们有6个同志落入了敌人手中，被残忍地喂了狼狗。在奉化郡，警察把我们的同志带到市场上，强迫他们当着居民的面挖好坑，然后把他们枪杀了。
在春梁郡，还有把我们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市场上示众的情况。
游击第一军的活动：在10月2日以前(安东战役前)，敌人作战还比较消极，针对居民的恐怖活动还不像现在这么残酷。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与居民保持着紧密联系。我们在安东、清善、奉化、荣州、武进、三清、文清郡的广大地域开展了游击运动。
冬季战役期间，敌人投入大量兵力进攻游击队。对居民的镇压也加强了。由于居民被集中，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各个游击支队被彼此隔离，游击队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不动用大量兵力几乎已不可能搞到粮食。这迫使我们改变了战术，即集中自己的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地方，袭击集中村以搞到粮食。这个期间，我们没有把扩大作战区域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保存实力，把所有支队联合在司令部周围，以便给敌人较大的打击。
根据道党委的指示，鉴于游击队即将向北方推进，各游击支队的联合加强了。所有游击队于11月6日全部集中到了日月山。但是，由于没有新兵补充，又失去了第二政委宋家昌及其他领导干部，向北方的推进被迫暂停。此前，我们所在的日月山已被敌人包围了2-3层。当时司令部决定一举夺取只有500名敌军的大邱市，并发动庆尚北道全道的人民起义时，我们以两个集群兵力向大邱市所在的南方前进。一个集群经清善郡和永义郡，而另一个集群经安东郡和义城郡。到达庆州时我们应该与庆州游击队会合，然后合力攻打大邱市。然而，由于庆州游击队受到毁灭性重创，这个计划没能实现。12月中旬，我们两个集群在文嘉山会合并采取了保存力量的措施。从1949年7月中旬至今年3月2日，第一军各支队进行了23次大的战役。在此期间，在各郡党委的帮助下，游击队得到了77人的补充。在农果山，游击队员进行半个月的军政训练。在基山洞，游击队员进行了20天的军政学习。出了两期《星报》和5期《兵报》。在居民中进行了不间断的政治工作。
工人的情绪：游击运动在城市里没有广泛开展。游击队员们没有可能经常接触工人。所以我们不能深入研究工人的状况。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工人都是憎恨李承晚政府和同情游击队的。据当地党的工作者说，工人们随时准备奋起与李承晚政府斗争。
农民的情绪：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第一军得到了农民很大的支持。农民们坚信，游击队是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可靠支柱。南朝鲜农民希望像北朝鲜农民一样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来为土地而战。每当游击队出现在村子的时候，所有农民都出来欢迎他们并举行示威，这样的例子很多。南朝鲜农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人民军的到来。比如，当第7游击支队从北朝鲜来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以为游击队员们是人民军战士。
地主已不居住在农村。他们住在城里或者在警署的附近。在去年9月以前，游击队较少为粮食操心，因为农民们自己给游击队送粮食并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在去年10月以前，在那些有坚强党组的地方农民们都支持游击队。比如，从去年9月底到10月底，我们近百人的司令部支队住在永东地区。这个期间农民们供应我们支队的粮食从未间断。
由于农民们被强行迁居，从他们方面对我们的支持几乎断绝。但是，无论镇压如何残酷，农民还是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援游击队。比如，1月份，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住在底根里附近的云斗山中，这个村的农民就悄悄供应游击队粮食，这类例子很多。
在迁居到集中村时，农民们把多余的土豆埋进地里留给游击队，以此给了他们巨大帮助。已经迁走的农民遇到游击队员时，满含热泪请游击队解救他们。所以说，一旦有游击队的武装支持，农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起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憎恨李承晚集团。在我们的力量占上风时他们肯定会转到我们一边。敌军士兵对服役条件极端不满。据被俘士兵说，他们一昼夜只能吃两顿饭，他们穿得也不好，士气低落。他们常常拒绝进攻游击队。当问到士兵们为何不起来造反时，一个俘虏说“造反倒是可以，但没地方可去”。
问他们为么不转到游击队方面，俘虏答，山里太冷，生活太苦。这是士兵们总的情绪。但是军官们则很反动。在进攻时，军官们总是冲在前头。在村子里，军官们的表现非常恶劣。抢劫、强奸、破坏、杀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经常用日语下命令。在进攻前让士兵们喝烈酒。在我们的力量加强后，敌军部队的起义完全是可能的。
游击运动组织中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解放区作为确定的根据地、工人、农民，甚至士兵――南朝鲜全体人民都迫不及待地期望着变革。解放区的建立是发动人民奋起为南方变革进行斗争的催化剂。由于对居民的镇压和对游击队进攻的升级，游击队与居民的联系已变得十分困难，游击队被迫不间断地作战，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不能医治伤员。因此，建立解放区成了游击运动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在今年夏季建立起解放区。另一个缺点是没有通讯工具，如果有通讯工具，就可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并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联系。急需现代化电台来装备游击队。如果不能同时给所有游击队装备电台的话，那也首先必须配备给第一军。一些失误：从第7支队转到南方(1949年6月)至今，第一军在自己的活动中犯过不少错误。一、在补充自己的队伍中仅仅依靠党组织，第一军自己没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如果说截至1949年11月6日第一军和第一旅已有420人的话，那么到1950年3月2日他们就只有370人了，即减员50人。二、我们太多地关心保存主力，较少注意积极而勇敢的进攻，于是为敌人提供了封锁游击队和加强镇压居民的可能。在冬季战役期间，除一个安东战役(1月21日)以外，所有其余战斗都是偶然性的。我们不能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安东战役期间，由于缺乏积极勇敢精神，我们未能全部占领该城。三、我们在居民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不够。我们不善于发动居民起来反对强行迁居、反对恐怖和抢劫。我们不善于组织和发动居民进行群众武装起义。我们实际上已经与居民隔绝。
从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尽管南朝鲜当局在力量上占巨大优势，但它仍不能消灭游击运动，甚至未能削弱它。一些官方人士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1950年1月21日，南朝鲜军队代理总参谋长申泰永在大邱市称，在庆州的讨伐“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他指出安东地区的游击队作战特别积极。(联合通讯社)1月24日，原庆尚北道知事张亨模退休，该道警察署署长赵大千被任命接替张亨模的知事职务，这个变动看来是因为游击队在该道活动特别积极，从而企图采取更加果断的针对游击队的措施。国防部长申性模的声明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围剿共匪的事情进行得很不好。但他们很快就将被全部歼灭”。(联合通讯社1950年2月1日)2月11日，安全局张副局长在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向他质疑时，他声称：“最近对‘野猪’的进攻越来越加强了”。(联合通讯社)尽管在整个这一期间连遭失败，但南朝鲜报纸和电台仍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粉碎游击队的明显夸大和虚假的消息。1月29日，汉城电台报道说，在礼州地区16个月的战斗中，有4382名游击队员被打死，1645人被俘，而“国防军”部队仅仅损失193人。
由于讨伐失败，迫使南朝鲜当局将警察部队也投入了对游击队的作战，而此前，正如金达三所写，警察部队一直处于防御。2月7日，朴成旭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以代
敌人计划将我军的主力与智异山地区的游击队隔离开来，切断我北方的道路，不让我们与在清州作战的游击队会合，将我军挤到东海岸地区，到12月底之前一举全歼。另一方面，为了将庆尚北道、江原道和忠清北道的居民“集中”在道府周围，专门成立了所谓的政治处。
讨伐至今仍在继续，同时在继续集中居民，毁坏村庄并大规模残杀群众。
从1月份起，敌人用柳载滢替换了金泽源，用金白一替换了李恩俊，动用了飞机、坦克在江原道增加了500名警察，加强了对游击队的进攻战役。参加秋季和冬季战役的有第16、5、25和第22团。现在参战的有第16、5、25和第21团。在1949年9月前，敌人在大多数场合投入战斗的兵力为排，在个别情况下投入一个连或一个营。从10月开始，敌人开始了积极的进攻性战役。在11月份，投入战斗的兵力至少为一个连。在每一个高地上敌人都保持有一个排的兵力。近来，敌人比以往更经常地在战斗中使用炮兵。给每支步枪配备90发子弹，每挺轻机枪配1500发子弹。在山中作战后，敌人即使夜间也不离开阵地，直至游击队退走为止。为避免在调动时被游击队突然袭击，敌人砍光了道路两旁5-100米的树木。
在1949年9月前，警察与军队一起作战，但在秋季和冬季战役期间警察则处于防御。警署和警察所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堡垒。在他们周围修筑起了9.3尺宽的石墙(1尺等于30.3厘米)。墙前挖有壕沟，墙后建有街垒。警署四周设有16-18个哨位，由青年支队担任警卫值勤。警察对山区的集中村镇实行监督。
“集中”居民和毁坏村庄：从1949年9月到11月，山区20-30户的村庄的居民，都被迁入公路边上的大居民点居住。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农民的迁居更是大规模进行。从被打死的第25团一个姓崔的营长身上找到的文件说：一、切断游击队的粮食供应道路。二、每个乡只留下3-4个居民点，乡里其余各村的所有农民都要集中到这几个居民点去。
三、收的粮食每户每天只准磨3-5升(1升等于1.8公升)。四、严惩以粮食供给游击队的人。在奉化郡、英阳郡、安东和青松郡，被迁的面达3/5，在永东郡达3/4，义城郡达1/2，荣州郡达3/5。农民们离开后，村子被毁坏或者被夷为平地，以使游击队彻底失去庇护所。在离任何一座山40里(1里等于400米)距离内不留一所住房。为除去游击队员的天然屏障，敌人烧毁了永东、英阳、安东、云义和奉化郡的所有森林。
没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被强迫迁居到新地方的农民的住房。一个房间里赶进了4-5家人。这些农民的生活条件极其悲惨。每一个集中地都设有警署或者驻有部队。由青年支队负责警卫。在集中村周围建有土城。反动倾向最强烈的居民点装备有“99”或“38”式步枪，其余居民点则武装着长矛及其他简陋武器。在公路上每隔50-100米设有联络信号员。游击队出现时他们就往警署发信号通报。居民们不得离开自己村子150-200米以外。每个人都有两个贴照片的身份证，一个保留在警署，另一个则发给居民本人。收获庄稼在士兵看守下集体进行。收获的粮食立即就被装车运到警署。居民的粮食由警署保管并按规定标准发放。
在驻有部队的集中居民点内经常发生抢劫、强奸和横行霸道的事情。
在秋季和冬季讨伐期间对居民的残杀规模更大。比如，在1949年11月、12月和1950年1月3个月中，在安东郡杀害700-800人，在奉化郡杀害2000人，在英阳郡杀害1500人，在荣州郡杀害700人，在永东郡杀害2500人，在青松郡杀害1000人，在义城郡杀害400人。七个郡被杀的人数达8800-9000人。在奉化郡肃青面奔清里，仅仅是因为游击队曾经过该村，就有20多人被同时枪杀。在永东郡的许古屯，因为村民有民主主义情绪，村中200家人中就有200多人被枪杀。这种大规模屠杀的例子非常多。游击队员朴炳都有18个亲属被杀害。在永东郡，我们游击队员的所有亲属，包括堂表兄弟在内，都被杀害了。
在云海郡，我们有6个同志落入了敌人手中，被残忍地喂了狼狗。在奉化郡，警察把我们的同志带到市场上，强迫他们当着居民的面挖好坑，然后把他们枪杀了。
在春梁郡，还有把我们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市场上示众的情况。
游击第一军的活动：在10月2日以前(安东战役前)，敌人作战还比较消极，针对居民的恐怖活动还不像现在这么残酷。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与居民保持着紧密联系。我们在安东、清善、奉化、荣州、武进、三清、文清郡的广大地域开展了游击运动。
冬季战役期间，敌人投入大量兵力进攻游击队。对居民的镇压也加强了。由于居民被集中，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各个游击支队被彼此隔离，游击队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不动用大量兵力几乎已不可能搞到粮食。这迫使我们改变了战术，即集中自己的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地方，袭击集中村以搞到粮食。这个期间，我们没有把扩大作战区域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保存实力，把所有支队联合在司令部周围，以便给敌人较大的打击。
根据道党委的指示，鉴于游击队即将向北方推进，各游击支队的联合加强了。所有游击队于11月6日全部集中到了日月山。但是，由于没有新兵补充，又失去了第二政委宋家昌及其他领导干部，向北方的推进被迫暂停。此前，我们所在的日月山已被敌人包围了2-3层。当时司令部决定一举夺取只有500名敌军的大邱市，并发动庆尚北道全道的人民起义时，我们以两个集群兵力向大邱市所在的南方前进。一个集群经清善郡和永义郡，而另一个集群经安东郡和义城郡。到达庆州时我们应该与庆州游击队会合，然后合力攻打大邱市。然而，由于庆州游击队受到毁灭性重创，这个计划没能实现。12月中旬，我们两个集群在文嘉山会合并采取了保存力量的措施。从1949年7月中旬至今年3月2日，第一军各支队进行了23次大的战役。在此期间，在各郡党委的帮助下，游击队得到了77人的补充。在农果山，游击队员进行半个月的军政训练。在基山洞，游击队员进行了20天的军政学习。出了两期《星报》和5期《兵报》。在居民中进行了不间断的政治工作。
工人的情绪：游击运动在城市里没有广泛开展。游击队员们没有可能经常接触工人。所以我们不能深入研究工人的状况。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工人都是憎恨李承晚政府和同情游击队的。据当地党的工作者说，工人们随时准备奋起与李承晚政府斗争。
农民的情绪：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第一军得到了农民很大的支持。农民们坚信，游击队是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可靠支柱。南朝鲜农民希望像北朝鲜农民一样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来为土地而战。每当游击队出现在村子的时候，所有农民都出来欢迎他们并举行示威，这样的例子很多。南朝鲜农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人民军的到来。比如，当第7游击支队从北朝鲜来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以为游击队员们是人民军战士。
地主已不居住在农村。他们住在城里或者在警署的附近。在去年9月以前，游击队较少为粮食操心，因为农民们自己给游击队送粮食并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在去年10月以前，在那些有坚强党组的地方农民们都支持游击队。比如，从去年9月底到10月底，我们近百人的司令部支队住在永东地区。这个期间农民们供应我们支队的粮食从未间断。
由于农民们被强行迁居，从他们方面对我们的支持几乎断绝。但是，无论镇压如何残酷，农民还是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援游击队。比如，1月份，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住在底根里附近的云斗山中，这个村的农民就悄悄供应游击队粮食，这类例子很多。
在迁居到集中村时，农民们把多余的土豆埋进地里留给游击队，以此给了他们巨大帮助。已经迁走的农民遇到游击队员时，满含热泪请游击队解救他们。所以说，一旦有游击队的武装支持，农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起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憎恨李承晚集团。在我们的力量占上风时他们肯定会转到我们一边。敌军士兵对服役条件极端不满。据被俘士兵说，他们一昼夜只能吃两顿饭，他们穿得也不好，士气低落。他们常常拒绝进攻游击队。当问到士兵们为何不起来造反时，一个俘虏说“造反倒是可以，但没地方可去”。
问他们为么不转到游击队方面，俘虏答，山里太冷，生活太苦。这是士兵们总的情绪。但是军官们则很反动。在进攻时，军官们总是冲在前头。在村子里，军官们的表现非常恶劣。抢劫、强奸、破坏、杀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经常用日语下命令。在进攻前让士兵们喝烈酒。在我们的力量加强后，敌军部队的起义完全是可能的。
游击运动组织中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解放区作为确定的根据地、工人、农民，甚至士兵――南朝鲜全体人民都迫不及待地期望着变革。解放区的建立是发动人民奋起为南方变革进行斗争的催化剂。由于对居民的镇压和对游击队进攻的升级，游击队与居民的联系已变得十分困难，游击队被迫不间断地作战，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不能医治伤员。因此，建立解放区成了游击运动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在今年夏季建立起解放区。另一个缺点是没有通讯工具，如果有通讯工具，就可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并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联系。急需现代化电台来装备游击队。如果不能同时给所有游击队装备电台的话，那也首先必须配备给第一军。一些失误：从第7支队转到南方(1949年6月)至今，第一军在自己的活动中犯过不少错误。一、在补充自己的队伍中仅仅依靠党组织，第一军自己没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如果说截至1949年11月6日第一军和第一旅已有420人的话，那么到1950年3月2日他们就只有370人了，即减员50人。二、我们太多地关心保存主力，较少注意积极而勇敢的进攻，于是为敌人提供了封锁游击队和加强镇压居民的可能。在冬季战役期间，除一个安东战役(1月21日)以外，所有其余战斗都是偶然性的。我们不能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安东战役期间，由于缺乏积极勇敢精神，我们未能全部占领该城。三、我们在居民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不够。我们不善于发动居民起来反对强行迁居、反对恐怖和抢劫。我们不善于组织和发动居民进行群众武装起义。我们实际上已经与居民隔绝。
从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尽管南朝鲜当局在力量上占巨大优势，但它仍不能消灭游击运动，甚至未能削弱它。一些官方人士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1950年1月21日，南朝鲜军队代理总参谋长申泰永在大邱市称，在庆州的讨伐“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他指出安东地区的游击队作战特别积极。(联合通讯社)1月24日，原庆尚北道知事张亨模退休，该道警察署署长赵大千被任命接替张亨模的知事职务，这个变动看来是因为游击队在该道活动特别积极，从而企图采取更加果断的针对游击队的措施。国防部长申性模的声明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围剿共匪的事情进行得很不好。但他们很快就将被全部歼灭”。(联合通讯社1950年2月1日)2月11日，安全局张副局长在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向他质疑时，他声称：“最近对‘野猪’的进攻越来越加强了”。(联合通讯社)尽管在整个这一期间连遭失败，但南朝鲜报纸和电台仍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粉碎游击队的明显夸大和虚假的消息。1月29日，汉城电台报道说，在礼州地区16个月的战斗中，有4382名游击队员被打死，1645人被俘，而“国防军”部队仅仅损失193人。
由于讨伐失败，迫使南朝鲜当局将警察部队也投入了对游击队的作战，而此前，正如金达三所写，警察部队一直处于防御。2月7日，朴成旭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