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 J． Borror＆Richard E.White）》。
原以为这本书里会有有关性别区分的说明，却发现不过寥寥十六行。只说螳螂是大昆虫，通常超过一英寸长，特征很明显。又讲美国有两种主要的螳螂，一种是从欧洲引进的，只有两寸长的“欧洲螳螂”；一种是从中国引进，三、四寸长的“中国螳螂”。
又上国际网络，问螳螂，出来一大堆，一个个查，甚至查到伦敦，都是教“螳螂拳”的。只有维吉尼亚一家“农业昆虫店’”，提供螳螂卵，供人们放进农场或花园杀虫，但也没有对螳螂生态的解说。
我还是不能确定这两只螳螂的性别，只知道它们居然跟我是同乡。
晚餐桌上，我征询全家的意见。岳父说：“把它放进派蒂的罐子里就知道了。如果是一公一母，就会亲爱。如果两个家伙是同性，则会打斗。”
“问题是外面来的这只那么大，如果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我忧心地说。女儿立刻有了反应，作出哭的声音，大声叫：“不要放进去！不要放进去。”
太太则淡淡一笑：“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派蒂是杀手吗？还说她是超级杀手，为什么不证明一下呢？”
“我想赢是一定会赢的。只是怕虽然把外面的咬死了，自己也受了伤。如果断了手脚，以后怎么过日子？”我说。
“反正也该死了嘛！”八十八岁的老母咧着嘴：“中秋都过半个月了，是虫都该死了。”
我还是没作决定。晚上在塑胶袋上扎了一些小洞，让它透气，一扎洞，原来圆膨胀的袋子，突然缩小了，它居然没有挣扎，只屈着两只手臂，作出准备迎战的架式。
使我想起电影“万夫莫敌”里面的寇克道格拉斯。明天不是死就是生，今夜依然睡大觉。杀之美
十月八日
清晨三点钟，我几乎已经睡着了，但想到新来的螳螂，挤在那么小的塑胶袋里，又觉得不安，硬是爬起来，到书房找出原来装派蒂的那个巧克力盒子，把“它”放进去。
螳螂很妙，它们原本透明的眼睛，一到晚上就变成黑色，即使放在灯下，也不会变回来。这新来的家伙，头比派蒂还大，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格外吓人。
我把塑胶袋口打开，以为它会自己滑下去。没想到它居然能在袋子里文风不动。这表示它很健康，扑子尖端分泌的黏液非常多。相信许多昆虫都会分泌这种黏液，才能在光滑的东西上跑跳自如。无壳蜗牛（slug）也会分泌一种黏液，更神奇。我曾经把一只无壳蜗牛放在刀片上，看它在刀锋上爬来爬去，居然一点也不会被割伤。当然，所有的生物都有“阿奇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人们特别发明了一种用玻璃纤维碎片做成的粉末，撒在田园里，无壳蜗牛爬过去，这粉末黏在它的腹部，成为它黏液的一部分，就能慢慢切割进去，把它们杀死。那是一种很残酷的杀，不一下子毒死，而是千刀万剐，慢慢凌迟至死。
跟螳螂相反的，蜘蛛的脚不是必泌黏液来防滑，而是分泌一种油脂，来防止它被自己的网黏到。所以如果把蜘蛛的脚用肥皂水洗干净，再放回它的网，它自己就像别的猎物一样，没办法移动了。
现在正是蜘蛛造反的季节，一只只小家伙，经过整个夏天，没被找死的都长大了，在每个桌脚、屋角织起小小的网。它们甚至能由天花板牵一根丝，到我的君子兰上，再向横拉，到我笔筒里的毛笔上，使我一不小心，就弄一脸的蜘蛛网。
我常对清洁工说，不要以为用扫帚扫，用拖把拖，再用吸尘器吸一遍，蜘蛛就没了。其实它们只是逃开一下，你才走，它们又开始织网。我也曾经示范给她看，如果在每个小网的中间，找到那个“小鬼”，再用两根手指一夹，它就死了。
我家的蜘蛛这么多，一方面因为住在树林当中，一方面因为屋里种了太多花，不敢喷杀虫剂。不过也好，譬如现在，我想让这新来的小朋友吃点消夜，只要往天花板上看，没走多远，就能找到一只蜘蛛。
凡是上天花板的蜘蛛，都是比较大的。以前我总用卫生纸蘸水，去扔它们，泾泾的纸，像一大块黏土，“啪”一声打中，它们就死了，而且不会留下痕迹。
现在我都用“活捉”，有一天老婆叫我抓一只满大的蜘蛛，我用一个塑胶袋罩住蜘蛛，再拍了一下旁边的大花板，蜘蛛就掉进袋里。老婆佩服得要死，说我为什么能让它进袋。其实这太简单了，你只要了解蜘蛛的个性，知道它们一碰到危机，就会牵着一根丝，以飞快的速度往下降，于是对准它站的位置下面，放个袋子，再一吓它，保险立刻掉进袋子里。
我抓了一只不算小的蜘蛛，扔进盒子。这新来的家伙毫不含糊，立刻冲上去抓住，吃了下去。
过去我还迟疑过好一阵子，不敢喂派蒂吃蜘蛛，唯恐蜘蛛肚子里的黏液，会害死派蒂，后来才发现蜘蛛其实是螳螂最爱的食物。在派蒂的“美食排行榜”，蜘蛛甚至排在蛾子和蝴蝶的前面，因为它最软、最多汁、最容易入口。我猜，蜘蛛可以算是螳螂的果冻或蛋糕。那些到非洲探险，吃过蜘蛛的人不也说吗？蜘蛛是带果香的，而且是“百香果”的味道。
近午才起床，我没有像往日，先冲进院子为螳螂们抓虫。原因是：第一，派蒂前天吃七只大黄蜂，现在一定还不饿；第二，客人昨天自己先捕了一只大黑蜂，夜里又吃了蜘蛛，也够了；第三，它们今天将要遭遇，不是“相亲”就是“相杀”。如果属于后者，总是愈饿愈有戏看。
“春宫”和“搏斗”都是最吸引人的。起码可以说色情和暴力都是最刺激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两件事看成一体的两面，色情和暴力本来就分不开。
曾在一本欧洲的小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道德或色情〉，那插图真是惊人，一边放活色生香的图片，一边摆吊死的镜头。似乎死亡能激起性的快感，暴力能增加性的刺激。
这件事大概问日本人最清楚。算算看，日本的成人漫画和春宫电影，有多少不是与性虐待有关？有个日本学生对我说，这是因为日本男人的性能力太弱、性器官也太短小，所以产生反动力。但是据我研究，应该有四个原因：
第一，过于制式、严谨的礼教，日本人有着极大的压抑，一有缺口，就要迸发。想想！那种见面要鞠九十度的躬，对师长要如此尊敬的民族，怎么会在二次大战作出那么残酷的屠杀？德国人也一样啊！平常对人客客气气，多收你一毛钱，都要道歉老半天；盖起哥德式的“科隆大教堂”，更好像能够用“塔尖”摸到上帝的脚。但在一次大战，又是多么狠毒！还有，在高棉的波布政权，前后杀了多少人？你知道那些操刀，把人胸膛切开来摘心，又用人头垫锅子烧饭的士兵原来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居然多半是淳朴的农民哪！
所以，愈是礼教严谨、生活平淡的人，一朝失控，干起坏事愈可能“教你难以置信”。
第二，在日本那么男尊女卑，丈夫对太太可以颐指气使，女人对男人要卑躬屈膝的社会，使男性发展出专制和独断的行为模式。不但在日常生活上要役使女性，连在“房事”上也要“强力掌控”。
第三，我猜想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时的残暴经验，固然使很多日本老兵后来反省、惭愧，而自动在中国道歉、认罪。但是也可能在许多人心里留下刺激的记忆。我相信许多那时的老兵还存有他们当年强暴中国女人，用刺刀或高梁秆插入中国女人下体的照片。这种经验，造成他们喜欢“性暴力”的文学和影片。
第四，是日本人的“美学”。日本人的美，属于“樱花式”，即开即落、及时行乐，一方面发展出镜花水月、浮生若梦的“浮士绘”（ukIyO一E）”的美学。一方面发展出对死亡的美感追寻。在波士顿美术馆藏了一卷日本国宝级的画――“三条殿之火”，除了腾空的烈焰、被纵火的房舍，更可怕的是画了一群正在屠杀的军人。在六个人的注视下，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被砍下；在长廊上，一个军人正拿着武士刀追杀一个跌倒的人。请问，在中国有这样歌颂“杀之美”的作品吗？在中国的书店，又买得到把女人五花大绑，称之为“绳之缚戏”的书吗？
当然，你可以想，我现在养螳螂就是在欣赏“杀之美”。但这是生物性的杀，不是计划性的杀。
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所有的杀，都是生物进化或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的“杀之美”就要上演了。
首先，我解开橡皮筋，拿下纱布，把曼陀罗枝子，从派蒂的罐子里拿出来。让新螳螂和派蒂遭遇的时候，无论相亲或相杀，都能有个较大的空间。
在这么做之前，我也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古罗马的斗兽场中，加了许多山丘、树丛，使那打斗格外逼真，仿佛在野外遭遇一般。
于是我想，如果螳螂在外面碰到，也有许多树枝树叶的阻挡，必须追来追去、躲来躲去、抓来抓去。甚至滚到树下，弄得一身泥沙，才分出胜负，我何不也布置这么一个“自然的场景”，让它们表演呢？
只是，这罐子实在太小了。为了便于观察，也为了使它们“窄路相逢”，我不能不移走各种阻碍。
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让派蒂出来，进入巧克力的盒子。那里更小，更容易滋生爱苗，也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世上，无论人或是其他动物，数目增加太多，地方变得太挤，就会发疯、就会乱性、就会打架。连我在捉虫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我先在塑胶袋里捉到一只大黄蜂，才转头，又发现一只又圆又大的“红蜘蛛”，于是再把蜂蛛抓进了袋子里。
大概是生物的默契，它们两个一进入塑胶，就各据一方，准也不理谁。但是当我把袋子愈缩愈小，让它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战斗就开始了。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找开袋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们还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于是，我又封起袋口，拿进屋子，把它们全放进派蒂的罐子。这使我想起儿子有一次跟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只，就能连带捉起许多只，因为它们会一只钳着一个，似乎说“我脱不了身，你们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
据说“多苦难”的民族都有这种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点钟，女儿放学了，也是两只螳螂准备遭遇的时刻。
我每天特别等女儿放学，让小丫头看派蒂吃虫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的画面，但这正是大世界的缩影。我也不认为“看杀”会造成她残酷的感觉，反而发现她会因此表现“爱”。
爱是很特殊的，它有时候甚至褊狭得让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只蝗虫，蝗虫的内脏被咬出来了。小丫头不但不觉得恶心，还高兴地说：“好吃！好吃！”似乎为她的宠物能够吃到这么一个又大又活的蝗虫而高兴。
还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马蜂在舔嘴，小丫头居然赞美地说：“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红的，是不是搽了口红？”
她显然觉得这只三角头的派蒂是个美女。
爱就是这样，可以使正义、公理，都闪到一边。别人的悲剧在我们的眼里，可以是喜剧。别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别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别人既然跟我敌对，就该杀。杀敌是圣战；“射人先射马”是聪明的战法；诱敌先捉他的“家小”，也没什么不义。
养老虎的喂虎吃鸡；养鸡的喂鸡吃虫；养虫的喂大虫吃小虫。每个人都从他的本位出发，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如果有一只鸡，把我的派蒂吃了，那还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别人宠爱的蟋蟀，又该怎么说？
把新螳螂放进罐子之前，我问女儿：“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
“把新螳螂杀掉，为派蒂报仇。”小丫头咬着牙说。
我又问：“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么办？”
“那就太棒了！”小丫头拍着手。
“为什么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们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们还是有一只螳螂呢？”
“不！”小丫头大声喊：“派蒂是我的宠物！”殊死斗
十月九日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风暴已经结束，里面平静得如同外面的树林。
过去这一天，让我学到不少。大约人们在面对战争和死亡的时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能思想。所以战争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一次大战时查拉（Tristan Tzara）的“达达主义”（Dadaism）这样产生；二次大战毕卜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这样产生。张爱玲也一样，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说得好――“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家玲。”
所有的战争，开头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说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战争。当我到挪威旅行的时候，导游指着一个宁静幽美的村庄，和四周如画如梦的风景说，当年曾经有几千个英国佣兵到这里来，结果全被俘虏了，“英国人怎能对付得了维京人？”导游笑道：“村民们开会，如何处置
原以为这本书里会有有关性别区分的说明，却发现不过寥寥十六行。只说螳螂是大昆虫，通常超过一英寸长，特征很明显。又讲美国有两种主要的螳螂，一种是从欧洲引进的，只有两寸长的“欧洲螳螂”；一种是从中国引进，三、四寸长的“中国螳螂”。
又上国际网络，问螳螂，出来一大堆，一个个查，甚至查到伦敦，都是教“螳螂拳”的。只有维吉尼亚一家“农业昆虫店’”，提供螳螂卵，供人们放进农场或花园杀虫，但也没有对螳螂生态的解说。
我还是不能确定这两只螳螂的性别，只知道它们居然跟我是同乡。
晚餐桌上，我征询全家的意见。岳父说：“把它放进派蒂的罐子里就知道了。如果是一公一母，就会亲爱。如果两个家伙是同性，则会打斗。”
“问题是外面来的这只那么大，如果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我忧心地说。女儿立刻有了反应，作出哭的声音，大声叫：“不要放进去！不要放进去。”
太太则淡淡一笑：“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派蒂是杀手吗？还说她是超级杀手，为什么不证明一下呢？”
“我想赢是一定会赢的。只是怕虽然把外面的咬死了，自己也受了伤。如果断了手脚，以后怎么过日子？”我说。
“反正也该死了嘛！”八十八岁的老母咧着嘴：“中秋都过半个月了，是虫都该死了。”
我还是没作决定。晚上在塑胶袋上扎了一些小洞，让它透气，一扎洞，原来圆膨胀的袋子，突然缩小了，它居然没有挣扎，只屈着两只手臂，作出准备迎战的架式。
使我想起电影“万夫莫敌”里面的寇克道格拉斯。明天不是死就是生，今夜依然睡大觉。杀之美
十月八日
清晨三点钟，我几乎已经睡着了，但想到新来的螳螂，挤在那么小的塑胶袋里，又觉得不安，硬是爬起来，到书房找出原来装派蒂的那个巧克力盒子，把“它”放进去。
螳螂很妙，它们原本透明的眼睛，一到晚上就变成黑色，即使放在灯下，也不会变回来。这新来的家伙，头比派蒂还大，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格外吓人。
我把塑胶袋口打开，以为它会自己滑下去。没想到它居然能在袋子里文风不动。这表示它很健康，扑子尖端分泌的黏液非常多。相信许多昆虫都会分泌这种黏液，才能在光滑的东西上跑跳自如。无壳蜗牛（slug）也会分泌一种黏液，更神奇。我曾经把一只无壳蜗牛放在刀片上，看它在刀锋上爬来爬去，居然一点也不会被割伤。当然，所有的生物都有“阿奇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人们特别发明了一种用玻璃纤维碎片做成的粉末，撒在田园里，无壳蜗牛爬过去，这粉末黏在它的腹部，成为它黏液的一部分，就能慢慢切割进去，把它们杀死。那是一种很残酷的杀，不一下子毒死，而是千刀万剐，慢慢凌迟至死。
跟螳螂相反的，蜘蛛的脚不是必泌黏液来防滑，而是分泌一种油脂，来防止它被自己的网黏到。所以如果把蜘蛛的脚用肥皂水洗干净，再放回它的网，它自己就像别的猎物一样，没办法移动了。
现在正是蜘蛛造反的季节，一只只小家伙，经过整个夏天，没被找死的都长大了，在每个桌脚、屋角织起小小的网。它们甚至能由天花板牵一根丝，到我的君子兰上，再向横拉，到我笔筒里的毛笔上，使我一不小心，就弄一脸的蜘蛛网。
我常对清洁工说，不要以为用扫帚扫，用拖把拖，再用吸尘器吸一遍，蜘蛛就没了。其实它们只是逃开一下，你才走，它们又开始织网。我也曾经示范给她看，如果在每个小网的中间，找到那个“小鬼”，再用两根手指一夹，它就死了。
我家的蜘蛛这么多，一方面因为住在树林当中，一方面因为屋里种了太多花，不敢喷杀虫剂。不过也好，譬如现在，我想让这新来的小朋友吃点消夜，只要往天花板上看，没走多远，就能找到一只蜘蛛。
凡是上天花板的蜘蛛，都是比较大的。以前我总用卫生纸蘸水，去扔它们，泾泾的纸，像一大块黏土，“啪”一声打中，它们就死了，而且不会留下痕迹。
现在我都用“活捉”，有一天老婆叫我抓一只满大的蜘蛛，我用一个塑胶袋罩住蜘蛛，再拍了一下旁边的大花板，蜘蛛就掉进袋里。老婆佩服得要死，说我为什么能让它进袋。其实这太简单了，你只要了解蜘蛛的个性，知道它们一碰到危机，就会牵着一根丝，以飞快的速度往下降，于是对准它站的位置下面，放个袋子，再一吓它，保险立刻掉进袋子里。
我抓了一只不算小的蜘蛛，扔进盒子。这新来的家伙毫不含糊，立刻冲上去抓住，吃了下去。
过去我还迟疑过好一阵子，不敢喂派蒂吃蜘蛛，唯恐蜘蛛肚子里的黏液，会害死派蒂，后来才发现蜘蛛其实是螳螂最爱的食物。在派蒂的“美食排行榜”，蜘蛛甚至排在蛾子和蝴蝶的前面，因为它最软、最多汁、最容易入口。我猜，蜘蛛可以算是螳螂的果冻或蛋糕。那些到非洲探险，吃过蜘蛛的人不也说吗？蜘蛛是带果香的，而且是“百香果”的味道。
近午才起床，我没有像往日，先冲进院子为螳螂们抓虫。原因是：第一，派蒂前天吃七只大黄蜂，现在一定还不饿；第二，客人昨天自己先捕了一只大黑蜂，夜里又吃了蜘蛛，也够了；第三，它们今天将要遭遇，不是“相亲”就是“相杀”。如果属于后者，总是愈饿愈有戏看。
“春宫”和“搏斗”都是最吸引人的。起码可以说色情和暴力都是最刺激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两件事看成一体的两面，色情和暴力本来就分不开。
曾在一本欧洲的小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道德或色情〉，那插图真是惊人，一边放活色生香的图片，一边摆吊死的镜头。似乎死亡能激起性的快感，暴力能增加性的刺激。
这件事大概问日本人最清楚。算算看，日本的成人漫画和春宫电影，有多少不是与性虐待有关？有个日本学生对我说，这是因为日本男人的性能力太弱、性器官也太短小，所以产生反动力。但是据我研究，应该有四个原因：
第一，过于制式、严谨的礼教，日本人有着极大的压抑，一有缺口，就要迸发。想想！那种见面要鞠九十度的躬，对师长要如此尊敬的民族，怎么会在二次大战作出那么残酷的屠杀？德国人也一样啊！平常对人客客气气，多收你一毛钱，都要道歉老半天；盖起哥德式的“科隆大教堂”，更好像能够用“塔尖”摸到上帝的脚。但在一次大战，又是多么狠毒！还有，在高棉的波布政权，前后杀了多少人？你知道那些操刀，把人胸膛切开来摘心，又用人头垫锅子烧饭的士兵原来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居然多半是淳朴的农民哪！
所以，愈是礼教严谨、生活平淡的人，一朝失控，干起坏事愈可能“教你难以置信”。
第二，在日本那么男尊女卑，丈夫对太太可以颐指气使，女人对男人要卑躬屈膝的社会，使男性发展出专制和独断的行为模式。不但在日常生活上要役使女性，连在“房事”上也要“强力掌控”。
第三，我猜想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时的残暴经验，固然使很多日本老兵后来反省、惭愧，而自动在中国道歉、认罪。但是也可能在许多人心里留下刺激的记忆。我相信许多那时的老兵还存有他们当年强暴中国女人，用刺刀或高梁秆插入中国女人下体的照片。这种经验，造成他们喜欢“性暴力”的文学和影片。
第四，是日本人的“美学”。日本人的美，属于“樱花式”，即开即落、及时行乐，一方面发展出镜花水月、浮生若梦的“浮士绘”（ukIyO一E）”的美学。一方面发展出对死亡的美感追寻。在波士顿美术馆藏了一卷日本国宝级的画――“三条殿之火”，除了腾空的烈焰、被纵火的房舍，更可怕的是画了一群正在屠杀的军人。在六个人的注视下，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被砍下；在长廊上，一个军人正拿着武士刀追杀一个跌倒的人。请问，在中国有这样歌颂“杀之美”的作品吗？在中国的书店，又买得到把女人五花大绑，称之为“绳之缚戏”的书吗？
当然，你可以想，我现在养螳螂就是在欣赏“杀之美”。但这是生物性的杀，不是计划性的杀。
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所有的杀，都是生物进化或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的“杀之美”就要上演了。
首先，我解开橡皮筋，拿下纱布，把曼陀罗枝子，从派蒂的罐子里拿出来。让新螳螂和派蒂遭遇的时候，无论相亲或相杀，都能有个较大的空间。
在这么做之前，我也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古罗马的斗兽场中，加了许多山丘、树丛，使那打斗格外逼真，仿佛在野外遭遇一般。
于是我想，如果螳螂在外面碰到，也有许多树枝树叶的阻挡，必须追来追去、躲来躲去、抓来抓去。甚至滚到树下，弄得一身泥沙，才分出胜负，我何不也布置这么一个“自然的场景”，让它们表演呢？
只是，这罐子实在太小了。为了便于观察，也为了使它们“窄路相逢”，我不能不移走各种阻碍。
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让派蒂出来，进入巧克力的盒子。那里更小，更容易滋生爱苗，也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世上，无论人或是其他动物，数目增加太多，地方变得太挤，就会发疯、就会乱性、就会打架。连我在捉虫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我先在塑胶袋里捉到一只大黄蜂，才转头，又发现一只又圆又大的“红蜘蛛”，于是再把蜂蛛抓进了袋子里。
大概是生物的默契，它们两个一进入塑胶，就各据一方，准也不理谁。但是当我把袋子愈缩愈小，让它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战斗就开始了。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找开袋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们还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于是，我又封起袋口，拿进屋子，把它们全放进派蒂的罐子。这使我想起儿子有一次跟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只，就能连带捉起许多只，因为它们会一只钳着一个，似乎说“我脱不了身，你们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
据说“多苦难”的民族都有这种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点钟，女儿放学了，也是两只螳螂准备遭遇的时刻。
我每天特别等女儿放学，让小丫头看派蒂吃虫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的画面，但这正是大世界的缩影。我也不认为“看杀”会造成她残酷的感觉，反而发现她会因此表现“爱”。
爱是很特殊的，它有时候甚至褊狭得让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只蝗虫，蝗虫的内脏被咬出来了。小丫头不但不觉得恶心，还高兴地说：“好吃！好吃！”似乎为她的宠物能够吃到这么一个又大又活的蝗虫而高兴。
还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马蜂在舔嘴，小丫头居然赞美地说：“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红的，是不是搽了口红？”
她显然觉得这只三角头的派蒂是个美女。
爱就是这样，可以使正义、公理，都闪到一边。别人的悲剧在我们的眼里，可以是喜剧。别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别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别人既然跟我敌对，就该杀。杀敌是圣战；“射人先射马”是聪明的战法；诱敌先捉他的“家小”，也没什么不义。
养老虎的喂虎吃鸡；养鸡的喂鸡吃虫；养虫的喂大虫吃小虫。每个人都从他的本位出发，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如果有一只鸡，把我的派蒂吃了，那还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别人宠爱的蟋蟀，又该怎么说？
把新螳螂放进罐子之前，我问女儿：“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
“把新螳螂杀掉，为派蒂报仇。”小丫头咬着牙说。
我又问：“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么办？”
“那就太棒了！”小丫头拍着手。
“为什么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们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们还是有一只螳螂呢？”
“不！”小丫头大声喊：“派蒂是我的宠物！”殊死斗
十月九日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风暴已经结束，里面平静得如同外面的树林。
过去这一天，让我学到不少。大约人们在面对战争和死亡的时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能思想。所以战争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一次大战时查拉（Tristan Tzara）的“达达主义”（Dadaism）这样产生；二次大战毕卜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这样产生。张爱玲也一样，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说得好――“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家玲。”
所有的战争，开头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说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战争。当我到挪威旅行的时候，导游指着一个宁静幽美的村庄，和四周如画如梦的风景说，当年曾经有几千个英国佣兵到这里来，结果全被俘虏了，“英国人怎能对付得了维京人？”导游笑道：“村民们开会，如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