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一番又警惕又温存之临别语，分手依依，黯然泪下。」
摸透李士群的底牌
杜月笙能够在民国三十年便侦悉潘汉年匿居李士群家里，和共产党要在上海发展民众组织运动的情报，可见他对于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正做到了「鞭辟入里，进窥堂奥」的程度。李士群本来就是共产党员，他降日投汪，扶摇直上，后来成为汪伪政府有兵有钱，权势绝伦的第一员狠将，除了为自己升官发财，独揽一切，其正目的却还是为共产党掌握东南，作开路先锋，第一功狗，凡此都是李士群这个敌伪特务头脑的最高机密，他把共党在沪主要负责人潘汉年藏在苏州伪江苏省长的公馆，用共党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全是冒险之至的阴谋部署，因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一直在以反共为第一目标汪精卫的伪府主席初期代言人兼机要秘书胡兰成，曾有一日贸贸然的问汪精卫：「和平建国岂不就好，为什么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布放弃阶级争，我们似乎不值得强调反共了。」
汪精卫一听，当下脸上变色，断然答道：「共产党无论做什么，都是决不可信的！现在我们与重庆争中华民国的命运于一线，在于反共或被共产党所利用！」
汪精卫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最后目标，正意图。至于日本人在侵华大暂时期，以共产党为第一死敌，也是有目共，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杜月笙早在民国三十年已掌握了李士群的本来面目，最高机密，这也就是说：他已能将李士群在掌心，随时随刻制他于死地，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抓住了对方把柄，为最有效、最具威力的武器。办法简单得很，向日汪方面举发告密而已。日汪对李士群再宠信，再忌惮，也绝不会容许他居心叵测，阴谋图己的。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最有价值的情报，假敌伪之手除了李士群这大祸害？其中自有奥妙。民国二十年首督卫戍司令谷正伦重金礼聘日本谍报专家加藤少佐来华当教官，传授宪兵干部谍报术，加藤对于谍报最高原则轻轻的点那么一点他只讲了三十多个字的一个譬仿：─「金鱼缸里若有两条鱼，只能捉一条，另外放一条我们所要的进去，当能够取而代之，然后再换。」缸中之鱼系指可以到手擒来的敌方，「我们所要的」则指己方人员，己方人员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将敌方全部消灭，敌方的机构便都是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等于捏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掌握住敌谍不加运用，一举而歼之，敌方必定另起炉灶，「金鱼缸」的作用当然全部丧失。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对沪情报工作主持者正在看好戏，基于利害关系，敌伪人员内讧正烈，李士群毒死了吴四宝，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熊剑东等正在处心积虑，要杀李士群。李士群危机四伏，自顾不暇，遂而造成对我方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李士群被日本宪兵伙同熊剑东予以毒毙，汪记政府内哄宣告结束，不旋踵抗战胜利，此一情报运用之巧妙，仅此一点已令人叹为观止
李士群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位汪伪政府最突出、最有权势的人物，胡兰成曾经在他死后作以下的盖棺论定，他发而为文说：「李士群在时，他专杀蓝衣社的人，CC的人他一个也不杀，为将来留余地。但他最后一张牌还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用共产党的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且把共产党战时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一直藏在他苏州家里。李士群若不死，抗战胜利时他必不束手就擒，却将带了他的部署投降共产党。他自己原是共产党员，因被捕投降过CC，后来南京政府（指汪伪政府）做到位极人臣，主义思想是余话，因为共产党根本不是纸上谈兵，单他这个人，就与后来我所见初期解放军的将领十分相像，他的杂牌队伍十万人，虽然乱七八糟，亦还比任何正规军更宜于一旦转变为初期解放军。他回到共产党，依当时的形势及地理，他可以在程潜、陈明仁之上，也许与陈毅、粟裕、饶石齐驱。但他机心太深，偏遇着了我是个没有机心的人。后来解放军南下，潘汉年当了上海副市长，胡均鹤当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特务负责人，李士群太太因此关系，尚能安居。」
李士群越过周佛海，直接由汪精卫指挥，其穿针引线的人，便是胡兰成，他和李士群变成敌对，引起汪朝严重的内讧，主要是由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胡兰成不赞成明火执仗，杀人放火式的清乡，李士群却要藉清乡放抢，尤其集特工、军队、行政、经济大权于一身。近因则起于胡兰成很喜欢吴四宝夫妇，吴四宝被李士群毒死，使一对老搭档反目成仇。
吴开先二度入虎穴
吴开先从杜月笙处着了李士群的底牌，他冒险就道，先到菲律宾，航机抵步，王正廷、杨光、朱少屏已在机场迎候，但是他们见了吴开先，神色之间流露惊讶错愕，吴开先自己亦觉茫然。一问之下，原来是杜月笙小心谨慎，他为保密关系，致电王、杨、朱，只说是有好友来菲，请往一迎，电文中并未提及吴开先的姓名
于是杨光代为部署，买到一周以后开往上海的船票吴开先二度只身探虎穴，还是由万墨林迎候于吴淞口，又陪他去看徐彩丞。一百九十天监牢坐过，死生悬于一线，样样苦刑都吃足，万墨林这位杜门总管，一接到爷叔的命令，也不管是否有敌伪的密探监视，照样拼性命去办事情。
吴开先见了徐采丞，寒喧过后，徐采丞不待吴开先表明来意，他先开口说道：「我已经接到杜先生的密函，杜先生叫我对吴先生的事尽力协助，我一定照办。不过现在上海的情形跟前些时大不相同，吴先生进行工作，必须格外谨慎，改变方式，最好不要像以前那么冒险大胆。」
吴开先表示他很了解，于是，徐采丞又很诚恳的说：「国际情势，瞬息万变，现在风云已急，依我的看法，日本、美国，迟早难免付之一战。到那个时候，日本一定要占领上海租界，中央留沪工作人员，似乎应该预为准备紧急撤退。杜先生、钱先生那边，我已经写了信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必不可守，我信中就是请杜、钱两位先生早离香港，速去重庆。否则的话，日军把香港一占，万一他们两位落在日本人手中，事态之严重，简直不堪想象。」肫挚恳切，审察周详，吴开先对徐采丞的第一个印象，不但极好，而且深心铭感
杜月笙把协助吴开先的重责，交给了徐采丞。徐采丞颇能尽心尽力，掩护安排，凡事做得比万墨林更加妥善。他替吴开先设法寻觅住处，通讯联络。而吴开先和他的工作人员见过之后，旋决定当前工作重心，在于分访上海工商人士，劝他们从速离开上海，投奔重庆抗战阵营。他们在这一项工作上很有成就，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徐寄便是首先听从吴开先的劝告，邀集了一群朋友，经香港而由杜月笙接待安排，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抵达重庆的。
至于吴开先他们自己，则经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决定：局势虽然危险，但是非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驻沪人员一律不得撤退此一决定，乃使往后杜月笙在香港和重庆，函电交催，魂梦为劳，日夕以吴开先为念，同时也种下了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吴开先被捕系狱六个月二十三天的因子，使杜月笙忧急万分，百计营救，先后花费了法币一百万元，始将吴开先救出。
吴开先第二次赴沪直接领导地下工作，重新设立机构，房子是徐采丞找的，工作机构和吴开先的住所，一应家俱器皿，则自杜月笙杜美路宅中搬来。那许多全堂家俱，各种器具一概簇括来新，尤其名贵精美，所费不赀，却是杜月笙看都不曾看见过。后来机关被日本人查封，吴开先被捕，这些家俱器皿也就全部充「公」，被日本人搬去用了。
徐采丞奉杜月笙之命，多方协助吴开先的地下工作，吴开先被捕他幸好不曾受牵累，却是他的儿子徐振华，一向也奉乃父之嘱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系狱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于是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但是后来徐采丞对这件事绝口不提。
黄浦滩上腥风血雨
民国三十年元月四日，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由周佛海兼任「总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钞，排斥法币，摧残工商，剥削民众，对于各方面的影响和威胁都很大。于是中央密谋对策，形诸于紧急行动者，厥为制裁「中央储备银行」工作人员，使他们有所警惕，知难而退，藉收拆台作用，是为民国三十年初，黄浦滩腥风血雨，渝沪情报员大决之起始。
从三十年元月三十日起，忠义救国军潜伏人员，和军统局上海直属行动队通力合作，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先后杀了「储备银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设计主任」楼桐、「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课主任」厉鼎模等人。铁血行动，死亡制裁，吓得「储备银行」的职员宁可敲破饭碗，也不肯去上班，新成立的「储备银行」，濒于关门打烊的危险。
当时，我国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犹在租界之内，继续营业。李士群台型坍光，便亟谋报复，他改派吴四宝为行动大队长，炸弹手枪，明杀暗刺，专门向我中中交农四行的职员下毒手。短短时期，居然也有不少忠贞之士，死于非命。
七十六号的残酷报复手段，惹恼了军统局直属行动大队，杜门弟兄陈默和于松乔，领导他们的手下，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他们改变方针，专杀日本军官和敌伪情报员，七十六号重要份子。自当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枪杀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行动队中队长王荣、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伪上海青年团长周宝大、团附余清廷、日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其助手许富荣、日新编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福本、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七十六号督察长华刚被刺殒命后九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地点，尤为当时大快人心，足令七十六号人员丧胆的一大杰作
陈默、于松乔杀敌锄奸，雷厉风行，于是引起七十六号李士群、吴四宝更残酷的报复，中中交农四行员工，惨遭牺牲者日益增多。火并到后来，「储备银行」固然门可罗雀，连行员都裹足不前，而中中交农四行人员又何尝不闻弦心悸，杯弓蛇影，吓得不敢跨出家门？因此，渝沪两方的银行，眼看着将同归于尽，谁都无法到齐足够的人手，开门营业。
这样的后果，绝非有关当局所愿见，一团混战，杀得难分难解，必须有个了结。尤其七十六号有皇军的后台，汪伪的靠山，决战之场又在沦陷了的上海，他们尽可明火执仗，陈默、于松乔他们却以形势所格，唯有暗中冒险出动，再下去，有吃亏愈大。因此，戴笠迅作决断，他托杜月笙一件天大的难事，「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他设法斡旋，暂弭杀风，以免影响大局。
杜月笙接获请托，煞费踌躇，因为难处在于要完成使命，又苦于不能蚀自家的面子，论双方暗杀之战，陈默、于松乔等占的是上风；论交涉对象，吴四宝前三年连杜公馆的门都挨不进，杜月笙怎能和他分庭抗礼，把他当作「讲斤头」的对手方？
吴四宝是个大块头，体重足两百斤，南人北相，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他不识字，从未读书。抗战以前，他的履历只是给杜月笙的心腹大将，小八股党急先锋芮庆荣开过汽车，后来改充「通」字辈名人季云卿的司机。季云卿的太太曾是捕房女监头脑，早年李士群在当共产党，便拜在季云卿的门下，求得庇护。
吴四宝「出道」，得力于他的太太畲爱珍，畲爱珍是富商畲铭三的千金，启秀女中毕业，长身玉立，眉目如画，她曾遇人不淑，再嫔吴四宝，从此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能读能写，口才很好，尤且有须眉男子风，敢于手持双枪，冲锋杀人。吴四宝给季云卿开车，她便管季太太叫「娘」，「娘」一欢喜，叫季云卿收吴四宝为徒，自此成了清帮「悟」字辈。
李士群扩充七十六号，拖吴四宝下水，便是藉着同参弟兄的关系，他看中的不是吴四宝，而是吴四宝的一批学生子，为首的名叫张国震，抗战一开始都参加了救国军他们有人有枪，个个都狠，所以一拉过来便是力量。这帮人构成七十六号警卫大队的主力，他们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见了捕房车都敢掼手榴弹，是他们使七十六号凶焰四迸，狠名远播。张国震在上海令人头皮发麻的一仗，是他率众堂而皇之打大美晚报，跟法租界巡捕当街枪战，热烈火爆，尤胜今日之情报员影片一筹。
汪朝内讧四宝命丧
吴四宝一生想学杜月笙，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乍看彷佛，细审又差了一层。他在七十六号得了势，上海的银行、厂商、交易所、赌场……为求保障，纷纷的来拜门。自此财源大开，金银财宝滚滚的来，于是他在愚园路造了一幢巨宅，西式洋房，中式堂屋，附设得有花园、跳舞厅、网球场、大宴会所，他对朋友来克有求必应，街坊贫户常年施舍，供医药，施棺木，尤在杭州办一所中学。由于吴四宝的「好风光」没有几年，吴家的
摸透李士群的底牌
杜月笙能够在民国三十年便侦悉潘汉年匿居李士群家里，和共产党要在上海发展民众组织运动的情报，可见他对于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正做到了「鞭辟入里，进窥堂奥」的程度。李士群本来就是共产党员，他降日投汪，扶摇直上，后来成为汪伪政府有兵有钱，权势绝伦的第一员狠将，除了为自己升官发财，独揽一切，其正目的却还是为共产党掌握东南，作开路先锋，第一功狗，凡此都是李士群这个敌伪特务头脑的最高机密，他把共党在沪主要负责人潘汉年藏在苏州伪江苏省长的公馆，用共党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全是冒险之至的阴谋部署，因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一直在以反共为第一目标汪精卫的伪府主席初期代言人兼机要秘书胡兰成，曾有一日贸贸然的问汪精卫：「和平建国岂不就好，为什么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布放弃阶级争，我们似乎不值得强调反共了。」
汪精卫一听，当下脸上变色，断然答道：「共产党无论做什么，都是决不可信的！现在我们与重庆争中华民国的命运于一线，在于反共或被共产党所利用！」
汪精卫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最后目标，正意图。至于日本人在侵华大暂时期，以共产党为第一死敌，也是有目共，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杜月笙早在民国三十年已掌握了李士群的本来面目，最高机密，这也就是说：他已能将李士群在掌心，随时随刻制他于死地，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抓住了对方把柄，为最有效、最具威力的武器。办法简单得很，向日汪方面举发告密而已。日汪对李士群再宠信，再忌惮，也绝不会容许他居心叵测，阴谋图己的。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最有价值的情报，假敌伪之手除了李士群这大祸害？其中自有奥妙。民国二十年首督卫戍司令谷正伦重金礼聘日本谍报专家加藤少佐来华当教官，传授宪兵干部谍报术，加藤对于谍报最高原则轻轻的点那么一点他只讲了三十多个字的一个譬仿：─「金鱼缸里若有两条鱼，只能捉一条，另外放一条我们所要的进去，当能够取而代之，然后再换。」缸中之鱼系指可以到手擒来的敌方，「我们所要的」则指己方人员，己方人员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将敌方全部消灭，敌方的机构便都是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等于捏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掌握住敌谍不加运用，一举而歼之，敌方必定另起炉灶，「金鱼缸」的作用当然全部丧失。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对沪情报工作主持者正在看好戏，基于利害关系，敌伪人员内讧正烈，李士群毒死了吴四宝，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熊剑东等正在处心积虑，要杀李士群。李士群危机四伏，自顾不暇，遂而造成对我方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李士群被日本宪兵伙同熊剑东予以毒毙，汪记政府内哄宣告结束，不旋踵抗战胜利，此一情报运用之巧妙，仅此一点已令人叹为观止
李士群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位汪伪政府最突出、最有权势的人物，胡兰成曾经在他死后作以下的盖棺论定，他发而为文说：「李士群在时，他专杀蓝衣社的人，CC的人他一个也不杀，为将来留余地。但他最后一张牌还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用共产党的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且把共产党战时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一直藏在他苏州家里。李士群若不死，抗战胜利时他必不束手就擒，却将带了他的部署投降共产党。他自己原是共产党员，因被捕投降过CC，后来南京政府（指汪伪政府）做到位极人臣，主义思想是余话，因为共产党根本不是纸上谈兵，单他这个人，就与后来我所见初期解放军的将领十分相像，他的杂牌队伍十万人，虽然乱七八糟，亦还比任何正规军更宜于一旦转变为初期解放军。他回到共产党，依当时的形势及地理，他可以在程潜、陈明仁之上，也许与陈毅、粟裕、饶石齐驱。但他机心太深，偏遇着了我是个没有机心的人。后来解放军南下，潘汉年当了上海副市长，胡均鹤当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特务负责人，李士群太太因此关系，尚能安居。」
李士群越过周佛海，直接由汪精卫指挥，其穿针引线的人，便是胡兰成，他和李士群变成敌对，引起汪朝严重的内讧，主要是由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胡兰成不赞成明火执仗，杀人放火式的清乡，李士群却要藉清乡放抢，尤其集特工、军队、行政、经济大权于一身。近因则起于胡兰成很喜欢吴四宝夫妇，吴四宝被李士群毒死，使一对老搭档反目成仇。
吴开先二度入虎穴
吴开先从杜月笙处着了李士群的底牌，他冒险就道，先到菲律宾，航机抵步，王正廷、杨光、朱少屏已在机场迎候，但是他们见了吴开先，神色之间流露惊讶错愕，吴开先自己亦觉茫然。一问之下，原来是杜月笙小心谨慎，他为保密关系，致电王、杨、朱，只说是有好友来菲，请往一迎，电文中并未提及吴开先的姓名
于是杨光代为部署，买到一周以后开往上海的船票吴开先二度只身探虎穴，还是由万墨林迎候于吴淞口，又陪他去看徐彩丞。一百九十天监牢坐过，死生悬于一线，样样苦刑都吃足，万墨林这位杜门总管，一接到爷叔的命令，也不管是否有敌伪的密探监视，照样拼性命去办事情。
吴开先见了徐采丞，寒喧过后，徐采丞不待吴开先表明来意，他先开口说道：「我已经接到杜先生的密函，杜先生叫我对吴先生的事尽力协助，我一定照办。不过现在上海的情形跟前些时大不相同，吴先生进行工作，必须格外谨慎，改变方式，最好不要像以前那么冒险大胆。」
吴开先表示他很了解，于是，徐采丞又很诚恳的说：「国际情势，瞬息万变，现在风云已急，依我的看法，日本、美国，迟早难免付之一战。到那个时候，日本一定要占领上海租界，中央留沪工作人员，似乎应该预为准备紧急撤退。杜先生、钱先生那边，我已经写了信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必不可守，我信中就是请杜、钱两位先生早离香港，速去重庆。否则的话，日军把香港一占，万一他们两位落在日本人手中，事态之严重，简直不堪想象。」肫挚恳切，审察周详，吴开先对徐采丞的第一个印象，不但极好，而且深心铭感
杜月笙把协助吴开先的重责，交给了徐采丞。徐采丞颇能尽心尽力，掩护安排，凡事做得比万墨林更加妥善。他替吴开先设法寻觅住处，通讯联络。而吴开先和他的工作人员见过之后，旋决定当前工作重心，在于分访上海工商人士，劝他们从速离开上海，投奔重庆抗战阵营。他们在这一项工作上很有成就，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徐寄便是首先听从吴开先的劝告，邀集了一群朋友，经香港而由杜月笙接待安排，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抵达重庆的。
至于吴开先他们自己，则经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决定：局势虽然危险，但是非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驻沪人员一律不得撤退此一决定，乃使往后杜月笙在香港和重庆，函电交催，魂梦为劳，日夕以吴开先为念，同时也种下了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吴开先被捕系狱六个月二十三天的因子，使杜月笙忧急万分，百计营救，先后花费了法币一百万元，始将吴开先救出。
吴开先第二次赴沪直接领导地下工作，重新设立机构，房子是徐采丞找的，工作机构和吴开先的住所，一应家俱器皿，则自杜月笙杜美路宅中搬来。那许多全堂家俱，各种器具一概簇括来新，尤其名贵精美，所费不赀，却是杜月笙看都不曾看见过。后来机关被日本人查封，吴开先被捕，这些家俱器皿也就全部充「公」，被日本人搬去用了。
徐采丞奉杜月笙之命，多方协助吴开先的地下工作，吴开先被捕他幸好不曾受牵累，却是他的儿子徐振华，一向也奉乃父之嘱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系狱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于是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但是后来徐采丞对这件事绝口不提。
黄浦滩上腥风血雨
民国三十年元月四日，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由周佛海兼任「总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钞，排斥法币，摧残工商，剥削民众，对于各方面的影响和威胁都很大。于是中央密谋对策，形诸于紧急行动者，厥为制裁「中央储备银行」工作人员，使他们有所警惕，知难而退，藉收拆台作用，是为民国三十年初，黄浦滩腥风血雨，渝沪情报员大决之起始。
从三十年元月三十日起，忠义救国军潜伏人员，和军统局上海直属行动队通力合作，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先后杀了「储备银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设计主任」楼桐、「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课主任」厉鼎模等人。铁血行动，死亡制裁，吓得「储备银行」的职员宁可敲破饭碗，也不肯去上班，新成立的「储备银行」，濒于关门打烊的危险。
当时，我国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犹在租界之内，继续营业。李士群台型坍光，便亟谋报复，他改派吴四宝为行动大队长，炸弹手枪，明杀暗刺，专门向我中中交农四行的职员下毒手。短短时期，居然也有不少忠贞之士，死于非命。
七十六号的残酷报复手段，惹恼了军统局直属行动大队，杜门弟兄陈默和于松乔，领导他们的手下，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他们改变方针，专杀日本军官和敌伪情报员，七十六号重要份子。自当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枪杀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行动队中队长王荣、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伪上海青年团长周宝大、团附余清廷、日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其助手许富荣、日新编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福本、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七十六号督察长华刚被刺殒命后九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地点，尤为当时大快人心，足令七十六号人员丧胆的一大杰作
陈默、于松乔杀敌锄奸，雷厉风行，于是引起七十六号李士群、吴四宝更残酷的报复，中中交农四行员工，惨遭牺牲者日益增多。火并到后来，「储备银行」固然门可罗雀，连行员都裹足不前，而中中交农四行人员又何尝不闻弦心悸，杯弓蛇影，吓得不敢跨出家门？因此，渝沪两方的银行，眼看着将同归于尽，谁都无法到齐足够的人手，开门营业。
这样的后果，绝非有关当局所愿见，一团混战，杀得难分难解，必须有个了结。尤其七十六号有皇军的后台，汪伪的靠山，决战之场又在沦陷了的上海，他们尽可明火执仗，陈默、于松乔他们却以形势所格，唯有暗中冒险出动，再下去，有吃亏愈大。因此，戴笠迅作决断，他托杜月笙一件天大的难事，「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他设法斡旋，暂弭杀风，以免影响大局。
杜月笙接获请托，煞费踌躇，因为难处在于要完成使命，又苦于不能蚀自家的面子，论双方暗杀之战，陈默、于松乔等占的是上风；论交涉对象，吴四宝前三年连杜公馆的门都挨不进，杜月笙怎能和他分庭抗礼，把他当作「讲斤头」的对手方？
吴四宝是个大块头，体重足两百斤，南人北相，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他不识字，从未读书。抗战以前，他的履历只是给杜月笙的心腹大将，小八股党急先锋芮庆荣开过汽车，后来改充「通」字辈名人季云卿的司机。季云卿的太太曾是捕房女监头脑，早年李士群在当共产党，便拜在季云卿的门下，求得庇护。
吴四宝「出道」，得力于他的太太畲爱珍，畲爱珍是富商畲铭三的千金，启秀女中毕业，长身玉立，眉目如画，她曾遇人不淑，再嫔吴四宝，从此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能读能写，口才很好，尤且有须眉男子风，敢于手持双枪，冲锋杀人。吴四宝给季云卿开车，她便管季太太叫「娘」，「娘」一欢喜，叫季云卿收吴四宝为徒，自此成了清帮「悟」字辈。
李士群扩充七十六号，拖吴四宝下水，便是藉着同参弟兄的关系，他看中的不是吴四宝，而是吴四宝的一批学生子，为首的名叫张国震，抗战一开始都参加了救国军他们有人有枪，个个都狠，所以一拉过来便是力量。这帮人构成七十六号警卫大队的主力，他们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见了捕房车都敢掼手榴弹，是他们使七十六号凶焰四迸，狠名远播。张国震在上海令人头皮发麻的一仗，是他率众堂而皇之打大美晚报，跟法租界巡捕当街枪战，热烈火爆，尤胜今日之情报员影片一筹。
汪朝内讧四宝命丧
吴四宝一生想学杜月笙，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乍看彷佛，细审又差了一层。他在七十六号得了势，上海的银行、厂商、交易所、赌场……为求保障，纷纷的来拜门。自此财源大开，金银财宝滚滚的来，于是他在愚园路造了一幢巨宅，西式洋房，中式堂屋，附设得有花园、跳舞厅、网球场、大宴会所，他对朋友来克有求必应，街坊贫户常年施舍，供医药，施棺木，尤在杭州办一所中学。由于吴四宝的「好风光」没有几年，吴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