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
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说明：这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根据洪仁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
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香港，1854年）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与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冲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力资源。尽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著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尽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16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得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至20人之间。少于10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20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交纳以下物品：50磅米，充抵额外食物的300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
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会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为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迫再次带着无限的失意返乡。就这时，他觉得身体极为不适，便雇了一顶轿子，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送回家。他于阴历三月初一回到家中，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暂时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梦幻或异象。他最初梦见一大群人一一向他表示欢迎，便以为这预示着他行将死去，将去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
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说明：这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根据洪仁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
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香港，1854年）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与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冲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力资源。尽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著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尽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16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得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至20人之间。少于10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20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交纳以下物品：50磅米，充抵额外食物的300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
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会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为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迫再次带着无限的失意返乡。就这时，他觉得身体极为不适，便雇了一顶轿子，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送回家。他于阴历三月初一回到家中，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暂时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梦幻或异象。他最初梦见一大群人一一向他表示欢迎，便以为这预示着他行将死去，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