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一杯葡萄酒，如果需要，他还能用刀叉吃一顿西餐。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他对我说他痛恨战争，并力图在出征中使战争的恐怖减少到最低程度；不过他又说（干王是很尊重事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咸丰的军队不曾对我们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作为报复，我们的人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悯他们。但我指挥的军队从不无故杀戮乡民。”他还暗示我所知道的情况属实，这就是，如果上海道台的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即宽大逃跑的太平军而不是立即命令处决，那么，稳定前线的太平军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请读者随我漫游干王府的里面，吃一顿饭，然后再打开大厅后面的套门，干王会领你进入一间黑乎乎的大衙门（Yemen）――同赞王府的一模一样，再穿过一道侧门，就可以看见一处使人较为悦目的假山式小花园。衙门挂满了黄缎卷轴，尘土很多。我想它从未被使用过。大堂的一角有12个太阳镜，桌上摆有两罐火药，一罐是宁波造，一罐英国造。一个大橱里有很多画册，均装有布套。干王会取出它们请你鉴赏，你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些苏州的花卉画确实很精美。
经一道小门向左，你来到了干王的寝室，它很像一个博物馆。这间屋子很大，满镶玉器和其他饰物，挂着黄帐。干王常来这里午睡。桌子在室内各边排成一条线，陈列着各种不同寻常的物件。有一个基座可以移动的望远镜（已坏），一个枪匣（没有枪），三支科尔特手枪（均已锈坏），一盒炮盖，一盒火柴，两盏已不能照明的太阳灯，一块褐色的温莎肥皂，一本伍尔维奇（Woolwich）的设防手册，一部论述军事战术的书，《圣经》，大量的中文书籍，包括所有那些由外国传教士撰刊的有价值的著作，若干刀黄纸，五六个时钟，一只闹钟，一支破损的晴雨表，一大堆文告，几块石砚，数支金笔，几块脏抹布。另一边还有一大堆遭蠹虫蛀蚀的书，一个里面有一顶龙冠的帽盒，一些镶银扇子、玉雕酒杯、碟子、金杯、银杯、盘、筷和吃西餐的叉子，三个英国葡萄酒瓶，一瓶科沃德（Coward）腌菜。其他一些地方悬挂着一柄英国海军佩剑，几顶龙帽，两把日本刀，两个法国装饰盘，一幅以法国弗林特郡的圣井为题的古旧雕刻品。
床上还有不少用布包着的银锭。一张大理石桌子的四周放有大理石椅凳，一名身穿洁白绸服和蓝色短褂的仆役打着大风扇，使你舒服凉快。
干王会在这里请你美食一顿，还有很多酒。他告诉我，天王禁酒时，他请示特许，因为他没有酒就吃不下饭，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恩准。
就餐时，他会告诉你他在推行改革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困难；天王如何不正视现实，专注于宗教，以及诸王如何不尊重他的权威。事实上，太平天国中央的权威是出不了天京城多远的。我不禁喜欢起干王来，我经常为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去拜访他，一旦事情办妥，他便友好率直如初。
现在我得向他道别，祝愿他顺利摆脱因改革而引起其他首领敌视的困难处境。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中国人往往使自己发展成为自大和天生喜好隐瞒与欺诈的人，这几乎可以立刻从干王的直率坦白中看出来。倘若太平天国均由这类人组成，那么中国很快将会是他们的天下。但不幸的是，干王在南京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的坚定信徒，但仍使信仰迁就于他自己的独特习惯。他的自大破坏了他的经验理应带给他的智慧，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对他的庸俗谄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我要说，侍奉干王的是女性，但我必须否认某种源于别的渠道的暗示，即以为这些女子全都楚楚动人年轻貌美，或在王府中除了做仆役之外，还干别的什么。大体来说，我可能比其他任何英国人更多地见过干王和太平天国成员，因此我所说的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附二：罗孝全牧师的两封信
（说明：罗孝全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英国人占领香港后第一个到当地建教堂的外国人。1847年，洪秀全曾与族弟洪仁一起到广州的教堂向罗孝全请教宗教问题，并请求受洗。罗孝全很谨慎，没有即时同意，派助手先到花县调查洪秀全的人品。其间，洪秀全突然不辞而别。7年后，洪秀全在南京以“天王”名义邀请罗孝全访问，这位教士受宠若惊之余，四处撰文宣称洪秀全“纯洁无瑕”。但是，由于清军阻截，罗孝全没能到达南京。1860年，罗孝全自广州到达苏州，在李秀成帮助下，得以进入“天京”，被洪秀全封为“义爵”，帮助洪仁办理一切对外事务。住在干王府享大福的罗孝全喜出望外，忙写信给美国教会，呼吁大家都到“天国”来。可是，呆了一年多以后，罗孝全终于明白洪秀全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截然不同，加上洪仁亲手杀他仆人事件的刺激，这位洋和尚忽然于1862年1月20日不辞而别，跑到江边的英国军舰上逃回上海。此后，他多次撰文，一改常态，猛烈抨击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现选他初到“天京”和离开后写的两篇东西，可以见出天上地下的巨大反差，也可以从中发现洪秀全染胡须的可能以及洪仁亲手杀人的另一面。）
罗孝全牧师的第一封信
《中国陆上邮报》，1860年12月15日
11月12日――今天，我被领去拜见天王。他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人。他的心思几乎全被宗教这个主题所占据，不像忠王――忠王同我交谈时大都以政治为题，几乎不涉及宗教。我必须承认，天王的教义并不十分正确，但只要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会努力去改正它。我告诉他，我是根据《圣经》前来传教的，并以《圣经》作为我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准则。关于这一点，他多少有些异议，但并没有表示否决。
在我们近一小时的交谈中，约有20位王爷和高级官员在他面前下跪并赞颂两三次，这成了我们谈话时的插曲。我没有参与这种仪式。除了天王本人和他年幼的儿子（幼子）坐着外，在场的其他人都站立着。他邀请我就餐，但不是和他一道，而是和其他诸王在别处就餐；没有人可以与他一同进餐。他还命令我接受他赐予的我所需的一切物品，表示见到我十分高兴，并嘱咐诸王和官员们告退后仍要尊敬罗孝全，因为天父说他是个好人！
罗孝全牧师的第二封信
《北华捷报》，1862年2月4日；另见《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76，142-143页
由于我曾经在1847年做过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因此，我希望他地位的提高将会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迄今为止，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持之以恒所能做到的而论，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始终在言行上支持这场运动，从未损害过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高贵身份。
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15个月以后，通过贴身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而且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和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一片开阔地气氛肃穆。清军辟出一块行刑场，近三千兵马把场地团团围住，如临大敌。
时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加兵部尚书衔的满清贵臣胜保，怀搂一个绝色女子，四仰八叉地半躺半坐在兵士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个雕花坐床上面，满怀恶意地望着刑场上被捆缚住的受刑人。
即将受刑的男子非常年青，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身玉立，一头黑发散披，神色勃勃不屈。这位好汉不是别人，乃太平天国鼎鼎大名的英王陈玉成！
军中师爷趋前，低声喝问：“陈逆临死之前，有何话要说？”
陈玉成微微一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在此清朝将士以及行刑士兵，闻言均凛然为之动容。
胜保鸦片瘾上来，鼻涕眼泪齐流，呵欠连连。同时，他怀中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美人，也令他欲火中起。这位绝色女子，正是刑场上陈玉成之妻。胜保本人乃举人出身，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宫内作过侍讲、内阁学士。虽是文士底子，此人人品极差，粗蠢刁蛮，行为举止远远不如草寇出身的满清大将张国梁、冯子材等人。
见刽子手开始动手凌迟陈玉成，胜保狞笑，睁大眼睛
他对我说他痛恨战争，并力图在出征中使战争的恐怖减少到最低程度；不过他又说（干王是很尊重事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咸丰的军队不曾对我们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作为报复，我们的人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悯他们。但我指挥的军队从不无故杀戮乡民。”他还暗示我所知道的情况属实，这就是，如果上海道台的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即宽大逃跑的太平军而不是立即命令处决，那么，稳定前线的太平军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请读者随我漫游干王府的里面，吃一顿饭，然后再打开大厅后面的套门，干王会领你进入一间黑乎乎的大衙门（Yemen）――同赞王府的一模一样，再穿过一道侧门，就可以看见一处使人较为悦目的假山式小花园。衙门挂满了黄缎卷轴，尘土很多。我想它从未被使用过。大堂的一角有12个太阳镜，桌上摆有两罐火药，一罐是宁波造，一罐英国造。一个大橱里有很多画册，均装有布套。干王会取出它们请你鉴赏，你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些苏州的花卉画确实很精美。
经一道小门向左，你来到了干王的寝室，它很像一个博物馆。这间屋子很大，满镶玉器和其他饰物，挂着黄帐。干王常来这里午睡。桌子在室内各边排成一条线，陈列着各种不同寻常的物件。有一个基座可以移动的望远镜（已坏），一个枪匣（没有枪），三支科尔特手枪（均已锈坏），一盒炮盖，一盒火柴，两盏已不能照明的太阳灯，一块褐色的温莎肥皂，一本伍尔维奇（Woolwich）的设防手册，一部论述军事战术的书，《圣经》，大量的中文书籍，包括所有那些由外国传教士撰刊的有价值的著作，若干刀黄纸，五六个时钟，一只闹钟，一支破损的晴雨表，一大堆文告，几块石砚，数支金笔，几块脏抹布。另一边还有一大堆遭蠹虫蛀蚀的书，一个里面有一顶龙冠的帽盒，一些镶银扇子、玉雕酒杯、碟子、金杯、银杯、盘、筷和吃西餐的叉子，三个英国葡萄酒瓶，一瓶科沃德（Coward）腌菜。其他一些地方悬挂着一柄英国海军佩剑，几顶龙帽，两把日本刀，两个法国装饰盘，一幅以法国弗林特郡的圣井为题的古旧雕刻品。
床上还有不少用布包着的银锭。一张大理石桌子的四周放有大理石椅凳，一名身穿洁白绸服和蓝色短褂的仆役打着大风扇，使你舒服凉快。
干王会在这里请你美食一顿，还有很多酒。他告诉我，天王禁酒时，他请示特许，因为他没有酒就吃不下饭，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恩准。
就餐时，他会告诉你他在推行改革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困难；天王如何不正视现实，专注于宗教，以及诸王如何不尊重他的权威。事实上，太平天国中央的权威是出不了天京城多远的。我不禁喜欢起干王来，我经常为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去拜访他，一旦事情办妥，他便友好率直如初。
现在我得向他道别，祝愿他顺利摆脱因改革而引起其他首领敌视的困难处境。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中国人往往使自己发展成为自大和天生喜好隐瞒与欺诈的人，这几乎可以立刻从干王的直率坦白中看出来。倘若太平天国均由这类人组成，那么中国很快将会是他们的天下。但不幸的是，干王在南京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的坚定信徒，但仍使信仰迁就于他自己的独特习惯。他的自大破坏了他的经验理应带给他的智慧，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对他的庸俗谄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我要说，侍奉干王的是女性，但我必须否认某种源于别的渠道的暗示，即以为这些女子全都楚楚动人年轻貌美，或在王府中除了做仆役之外，还干别的什么。大体来说，我可能比其他任何英国人更多地见过干王和太平天国成员，因此我所说的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附二：罗孝全牧师的两封信
（说明：罗孝全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英国人占领香港后第一个到当地建教堂的外国人。1847年，洪秀全曾与族弟洪仁一起到广州的教堂向罗孝全请教宗教问题，并请求受洗。罗孝全很谨慎，没有即时同意，派助手先到花县调查洪秀全的人品。其间，洪秀全突然不辞而别。7年后，洪秀全在南京以“天王”名义邀请罗孝全访问，这位教士受宠若惊之余，四处撰文宣称洪秀全“纯洁无瑕”。但是，由于清军阻截，罗孝全没能到达南京。1860年，罗孝全自广州到达苏州，在李秀成帮助下，得以进入“天京”，被洪秀全封为“义爵”，帮助洪仁办理一切对外事务。住在干王府享大福的罗孝全喜出望外，忙写信给美国教会，呼吁大家都到“天国”来。可是，呆了一年多以后，罗孝全终于明白洪秀全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截然不同，加上洪仁亲手杀他仆人事件的刺激，这位洋和尚忽然于1862年1月20日不辞而别，跑到江边的英国军舰上逃回上海。此后，他多次撰文，一改常态，猛烈抨击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现选他初到“天京”和离开后写的两篇东西，可以见出天上地下的巨大反差，也可以从中发现洪秀全染胡须的可能以及洪仁亲手杀人的另一面。）
罗孝全牧师的第一封信
《中国陆上邮报》，1860年12月15日
11月12日――今天，我被领去拜见天王。他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人。他的心思几乎全被宗教这个主题所占据，不像忠王――忠王同我交谈时大都以政治为题，几乎不涉及宗教。我必须承认，天王的教义并不十分正确，但只要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会努力去改正它。我告诉他，我是根据《圣经》前来传教的，并以《圣经》作为我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准则。关于这一点，他多少有些异议，但并没有表示否决。
在我们近一小时的交谈中，约有20位王爷和高级官员在他面前下跪并赞颂两三次，这成了我们谈话时的插曲。我没有参与这种仪式。除了天王本人和他年幼的儿子（幼子）坐着外，在场的其他人都站立着。他邀请我就餐，但不是和他一道，而是和其他诸王在别处就餐；没有人可以与他一同进餐。他还命令我接受他赐予的我所需的一切物品，表示见到我十分高兴，并嘱咐诸王和官员们告退后仍要尊敬罗孝全，因为天父说他是个好人！
罗孝全牧师的第二封信
《北华捷报》，1862年2月4日；另见《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76，142-143页
由于我曾经在1847年做过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因此，我希望他地位的提高将会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迄今为止，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持之以恒所能做到的而论，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始终在言行上支持这场运动，从未损害过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高贵身份。
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15个月以后，通过贴身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而且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和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一片开阔地气氛肃穆。清军辟出一块行刑场，近三千兵马把场地团团围住，如临大敌。
时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加兵部尚书衔的满清贵臣胜保，怀搂一个绝色女子，四仰八叉地半躺半坐在兵士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个雕花坐床上面，满怀恶意地望着刑场上被捆缚住的受刑人。
即将受刑的男子非常年青，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身玉立，一头黑发散披，神色勃勃不屈。这位好汉不是别人，乃太平天国鼎鼎大名的英王陈玉成！
军中师爷趋前，低声喝问：“陈逆临死之前，有何话要说？”
陈玉成微微一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在此清朝将士以及行刑士兵，闻言均凛然为之动容。
胜保鸦片瘾上来，鼻涕眼泪齐流，呵欠连连。同时，他怀中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美人，也令他欲火中起。这位绝色女子，正是刑场上陈玉成之妻。胜保本人乃举人出身，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宫内作过侍讲、内阁学士。虽是文士底子，此人人品极差，粗蠢刁蛮，行为举止远远不如草寇出身的满清大将张国梁、冯子材等人。
见刽子手开始动手凌迟陈玉成，胜保狞笑，睁大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