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四到六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八万七千多所，比1909年的五万九千多所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共有学生二百九十三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八万六千三百一十八所，中级学校八百三十二所，高级学校一百二十二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种文官选拔方式，相当科学合理。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物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
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她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极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都说他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主张复辟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支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运。王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谡胖春驮揽木偌鱿挛写笤苯彩诠苷叮骋煌宋唬泄涣嘶实郏牡弁踔Ь统闪送懒酰欢诿窆岳矗疃纫采罡胁坏弥荆睦硐胧侵喂教煜拢稍揽淖芾砭」芑涣擞只唬挠兴姆荩糠瞎裨荷枵绿弥保晕愀龉袂涿晃侍猓涣瞎袂溆质窃揽睦嫌研焓啦?br>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奇365book.net书]，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出身河南乡间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不说，有一次在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老妈的拘谨畏缩，袁克定一点没遗传；老爸的野心勃勃，他倒继承了个十足十。留学德国，通晓德语和英语的袁克定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任何影响，倒是对老爸称帝后他就是太子、将来能继承皇位憧憬得发疯。从拉拢力量、组织活动，到对袁世凯百般怂恿，他是整个恢复帝制过程中最狂热的人。
一股复辟逆流，在无数先烈为推翻帝制而洒尽鲜血的民国大地上汹涌扑来。
筹安会成立仅十天，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当时政界重要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依托行政资源，行动起来手笔更大，他们组织起来的人叫“全国请愿联合会”，包括了前清遗老、军政官员以及贩夫走卒等各阶层人物。
筹安会眼看落后，居然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早日登基。见者有人说：“操，袁世凯强奸了民意还不够，还要强奸妓女。”
在“请愿”、“劝进”活动中，因为几位北洋大将对袁世凯称帝的消极态度，历来是袁世凯马前卒的北洋军行动慢了半拍，但他们一行动起来，更加雷厉风行。1915年8月下旬，北京军界召开将校联合会，发起“请愿”；9月，段芝贵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四到六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八万七千多所，比1909年的五万九千多所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共有学生二百九十三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八万六千三百一十八所，中级学校八百三十二所，高级学校一百二十二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种文官选拔方式，相当科学合理。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物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
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她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极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都说他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主张复辟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支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运。王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谡胖春驮揽木偌鱿挛写笤苯彩诠苷叮骋煌宋唬泄涣嘶实郏牡弁踔Ь统闪送懒酰欢诿窆岳矗疃纫采罡胁坏弥荆睦硐胧侵喂教煜拢稍揽淖芾砭」芑涣擞只唬挠兴姆荩糠瞎裨荷枵绿弥保晕愀龉袂涿晃侍猓涣瞎袂溆质窃揽睦嫌研焓啦?br>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奇365book.net书]，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出身河南乡间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不说，有一次在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老妈的拘谨畏缩，袁克定一点没遗传；老爸的野心勃勃，他倒继承了个十足十。留学德国，通晓德语和英语的袁克定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任何影响，倒是对老爸称帝后他就是太子、将来能继承皇位憧憬得发疯。从拉拢力量、组织活动，到对袁世凯百般怂恿，他是整个恢复帝制过程中最狂热的人。
一股复辟逆流，在无数先烈为推翻帝制而洒尽鲜血的民国大地上汹涌扑来。
筹安会成立仅十天，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当时政界重要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依托行政资源，行动起来手笔更大，他们组织起来的人叫“全国请愿联合会”，包括了前清遗老、军政官员以及贩夫走卒等各阶层人物。
筹安会眼看落后，居然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早日登基。见者有人说：“操，袁世凯强奸了民意还不够，还要强奸妓女。”
在“请愿”、“劝进”活动中，因为几位北洋大将对袁世凯称帝的消极态度，历来是袁世凯马前卒的北洋军行动慢了半拍，但他们一行动起来，更加雷厉风行。1915年8月下旬，北京军界召开将校联合会，发起“请愿”；9月，段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