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第二章死对头（2 ）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书旧仪下自注：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敦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惟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惟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第二章死对头（2 ）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书旧仪下自注：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敦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惟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惟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