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午生去办了这件事。次日，朱远芳派马午生去7801医院探看，得知刑警已经撤走，不禁大喜，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晚二上医院，把盐酸盗来！”
当晚，朱远芳、马午生二上78O1医院，不料朱远芳在窥探动静时正巧被值勤护士发现，结果差点当场被生擒活捉。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回巴拉坎二队，一头缩进屋里，再也不敢动7801医院的脑筋。
马午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哪知几天后朱远芳忽然下达指令，命马午生去塔城生产资料商店盗盐酸。马午生不敢违驳，只得答应，便去向生产队长讨了买桐油的差使。朱远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诉他万一失风被捕，可如何推脱，并让他如何应付警方的讯问。朱远芳和他约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点钟还不回来，她就离开巴拉坎二队回红花峪了。如他很快就获释，则速去红花峪找朱远芳。
马午生在塔城行窃失利后，从派出所放出来回到巴拉坎二队，因已过了约定时间，朱远芳早去了红花峪，他便往红花峪去向朱汇报了失利经过。朱远芳没有责怪他，说另外再想办法搞盐酸。总之，盐酸是必须搞到的。
马午生一口气交代到这里，摊开双手道：“我所干的就是这些，都交代了，请公安同志明鉴。”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刘斯勋一边在听马午生交代，一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朱远芳这么急切地想得到盐酸，这是为了什么？她要用盐酸来干什么？当下，他便发问：“朱远芳要盐酸想干什么用？”
马午生连连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敢问。”
“她什么都没说吗？比如露一点口风之类的？”
“没有，一点口风也没漏，只说要三至四公斤浓度为百分之一百的盐酸。”
对马午生的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刘斯勋一班人此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后重新审问朱远芳。
马午生、朱远芳反革命间谍案在破获伊始，布拉哈拉县公安局已经向地区公安处作了电话汇报，公安处随即电告自治区公安厅。
公安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该案由自治区公安厅直接审理，于是往布拉哈拉县公安局拍发了“速将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稳妥押送乌市”的紧急电令。刘斯勋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会时，电令刚到，自然是无条件执行。县局当即把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据等聚拢一起，装箱密封，连同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由刘斯勋率领四名刑警、八名武警，连夜押送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对这起反革命间谍案相当重视，特地抽调了五名资深预审员组成了一个审讯班子，组长由已干过二十多年预审工作、突破过多起疑难大案的杜培生担任。杜培生接手该案后，先和其他四名预审员一起仔细阅读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证据，然后商议审讯方案，最后决定先审马午生。
马午生原以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么严重，严重的是朱远芳，没料到竟被警戒森严地押送到了乌鲁木齐，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一进审讯室马上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这样，对他的审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却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时更多的内容。这样，预审员所期待的从马午生口供中找到对付朱远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对案情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进行对朱远芳的审讯。
朱远芳从被捕一直到押解乌鲁木齐，头脑里自然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应付讯问的思考。根据她在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到的反审讯内容，她采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肃知青，“转队”来到新疆的。这当然不解决问题，预审员告诉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经派员去甘肃伊哈托黑作过直接调查，当地并无“朱远芳”其人。另外，那张上面有盖着钢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证件，又作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手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密写药水之类的间谍证据等等。朱远芳听了以后，恍然大悟：特务学校所教授的东西在实践中似乎并不管用啊！于是，她就采取在布拉哈拉一样的方式，缄默不言。这样，第一次审讯没能达到目的。
几小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朱远芳仍旧不肯开口。
由于案情重大，朱远芳是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的。事先，杜培生怕出问题，亲自去那间监房察看过，并且向看守所长直接交代过：必须派责任心强的看守员负责看守关押朱远芳的那一排监房。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朱远芳竟在第二次审讯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半是她的恋人。极有可能是同学、同事。根据上述判断，杜培生决定派四名预审员，带着朱远芳的照片，即赴东北，分头去军垦农场调查是否熟悉此人，调查路线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如东三省均无，则去内蒙古调查。杜培生特别强调：“不要考虑路远路近顺道不顺道，先查黑龙江！”
结果，预审员凭着朱远芳的照片和“盛炜富”这个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远芳亦即钟秀翔的底细。当再次审讯，杜培生叫出“钟秀翔”三个字时，这个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双目眸子定住不动，呆若木鸡地望着预审员，她怎么也没想到公安机关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查到了她的真名实姓。
当然，奥妙并不在于这个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细无疑也随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种成分复杂的眼光望着眼前这个和他女儿同岁的女犯，轻声问道：“你感到很震惊，是不是？要抽支烟定定神吗？”
钟秀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摇摇脑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钟秀翔抬起头，用一种令预审员大出意外也是从未从案犯口中听到过的朗朗之声回答：“你们可以查到我的底细，但是你们休想动摇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边的女预审员闻言拍案而起：“嚣张！你……”她想怒斥这个无耻之徒，但是却被杜培生一个手势阻止了。
杜培生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凛然威严，眼睛里透着一种严厉和嘲讽相杂的光泽，直射钟秀翔：“一个叛变自己祖国的人，也来法堂上谈什么信仰！请问你信仰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希特勒哲学，抑或蒋介石的那一套？”
钟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自己是否意识到。实不相瞒，我的信仰是爱情至上！我这一生只爱过一次，只爱过一个人，可是我的爱情早已被你们埋葬了，所以，我仇视你们！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钟秀翔当初和恋人盛炜富越境叛国，盛炜富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方面迎接他的是残酷的殴打和体罚，他无法忍受这种遭遇，在关押处写了一纸遗书，藏于内裤腰间，以衣服碎条搓成布绳上吊自尽了。苏联方面发现盛伟富死后，把尸体拖到黑龙江上，扔在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冰面上，作为对此事的了结。这个情况，钟秀翔因和盛伟富分开关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答应当克格勃特工时，曾问过盛炜富的情况，苏方骗她说盛炜富早已参加苏联边防军，在巡逻时被中国越境潜伏在苏联境内的侦察兵杀死。钟秀翔当时听了，大哭一场，要来一瓶酒，朝着中国方向遥奠一番，发誓要为未婚夫报仇，这也是她死心塌地为克格勃效命的原因。在她看来，这种思想上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了。
杜培生闻言不惊，紧盯着问道：“你的爱情是如何被埋葬掉的？
可以说说吗？”
钟秀翔冷冷一笑：“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的未婚夫盛炜富，1969年初死于侵入苏联领土的中国边防军人之手！”
“盛炜富死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不在常如果我在场，我也不要活了，肯定会不顾
当晚，朱远芳、马午生二上78O1医院，不料朱远芳在窥探动静时正巧被值勤护士发现，结果差点当场被生擒活捉。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回巴拉坎二队，一头缩进屋里，再也不敢动7801医院的脑筋。
马午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哪知几天后朱远芳忽然下达指令，命马午生去塔城生产资料商店盗盐酸。马午生不敢违驳，只得答应，便去向生产队长讨了买桐油的差使。朱远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诉他万一失风被捕，可如何推脱，并让他如何应付警方的讯问。朱远芳和他约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点钟还不回来，她就离开巴拉坎二队回红花峪了。如他很快就获释，则速去红花峪找朱远芳。
马午生在塔城行窃失利后，从派出所放出来回到巴拉坎二队，因已过了约定时间，朱远芳早去了红花峪，他便往红花峪去向朱汇报了失利经过。朱远芳没有责怪他，说另外再想办法搞盐酸。总之，盐酸是必须搞到的。
马午生一口气交代到这里，摊开双手道：“我所干的就是这些，都交代了，请公安同志明鉴。”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刘斯勋一边在听马午生交代，一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朱远芳这么急切地想得到盐酸，这是为了什么？她要用盐酸来干什么？当下，他便发问：“朱远芳要盐酸想干什么用？”
马午生连连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敢问。”
“她什么都没说吗？比如露一点口风之类的？”
“没有，一点口风也没漏，只说要三至四公斤浓度为百分之一百的盐酸。”
对马午生的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刘斯勋一班人此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后重新审问朱远芳。
马午生、朱远芳反革命间谍案在破获伊始，布拉哈拉县公安局已经向地区公安处作了电话汇报，公安处随即电告自治区公安厅。
公安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该案由自治区公安厅直接审理，于是往布拉哈拉县公安局拍发了“速将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稳妥押送乌市”的紧急电令。刘斯勋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会时，电令刚到，自然是无条件执行。县局当即把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据等聚拢一起，装箱密封，连同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由刘斯勋率领四名刑警、八名武警，连夜押送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对这起反革命间谍案相当重视，特地抽调了五名资深预审员组成了一个审讯班子，组长由已干过二十多年预审工作、突破过多起疑难大案的杜培生担任。杜培生接手该案后，先和其他四名预审员一起仔细阅读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证据，然后商议审讯方案，最后决定先审马午生。
马午生原以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么严重，严重的是朱远芳，没料到竟被警戒森严地押送到了乌鲁木齐，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一进审讯室马上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这样，对他的审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却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时更多的内容。这样，预审员所期待的从马午生口供中找到对付朱远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对案情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进行对朱远芳的审讯。
朱远芳从被捕一直到押解乌鲁木齐，头脑里自然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应付讯问的思考。根据她在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到的反审讯内容，她采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肃知青，“转队”来到新疆的。这当然不解决问题，预审员告诉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经派员去甘肃伊哈托黑作过直接调查，当地并无“朱远芳”其人。另外，那张上面有盖着钢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证件，又作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手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密写药水之类的间谍证据等等。朱远芳听了以后，恍然大悟：特务学校所教授的东西在实践中似乎并不管用啊！于是，她就采取在布拉哈拉一样的方式，缄默不言。这样，第一次审讯没能达到目的。
几小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朱远芳仍旧不肯开口。
由于案情重大，朱远芳是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的。事先，杜培生怕出问题，亲自去那间监房察看过，并且向看守所长直接交代过：必须派责任心强的看守员负责看守关押朱远芳的那一排监房。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朱远芳竟在第二次审讯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半是她的恋人。极有可能是同学、同事。根据上述判断，杜培生决定派四名预审员，带着朱远芳的照片，即赴东北，分头去军垦农场调查是否熟悉此人，调查路线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如东三省均无，则去内蒙古调查。杜培生特别强调：“不要考虑路远路近顺道不顺道，先查黑龙江！”
结果，预审员凭着朱远芳的照片和“盛炜富”这个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远芳亦即钟秀翔的底细。当再次审讯，杜培生叫出“钟秀翔”三个字时，这个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双目眸子定住不动，呆若木鸡地望着预审员，她怎么也没想到公安机关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查到了她的真名实姓。
当然，奥妙并不在于这个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细无疑也随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种成分复杂的眼光望着眼前这个和他女儿同岁的女犯，轻声问道：“你感到很震惊，是不是？要抽支烟定定神吗？”
钟秀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摇摇脑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钟秀翔抬起头，用一种令预审员大出意外也是从未从案犯口中听到过的朗朗之声回答：“你们可以查到我的底细，但是你们休想动摇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边的女预审员闻言拍案而起：“嚣张！你……”她想怒斥这个无耻之徒，但是却被杜培生一个手势阻止了。
杜培生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凛然威严，眼睛里透着一种严厉和嘲讽相杂的光泽，直射钟秀翔：“一个叛变自己祖国的人，也来法堂上谈什么信仰！请问你信仰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希特勒哲学，抑或蒋介石的那一套？”
钟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自己是否意识到。实不相瞒，我的信仰是爱情至上！我这一生只爱过一次，只爱过一个人，可是我的爱情早已被你们埋葬了，所以，我仇视你们！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钟秀翔当初和恋人盛炜富越境叛国，盛炜富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方面迎接他的是残酷的殴打和体罚，他无法忍受这种遭遇，在关押处写了一纸遗书，藏于内裤腰间，以衣服碎条搓成布绳上吊自尽了。苏联方面发现盛伟富死后，把尸体拖到黑龙江上，扔在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冰面上，作为对此事的了结。这个情况，钟秀翔因和盛伟富分开关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答应当克格勃特工时，曾问过盛炜富的情况，苏方骗她说盛炜富早已参加苏联边防军，在巡逻时被中国越境潜伏在苏联境内的侦察兵杀死。钟秀翔当时听了，大哭一场，要来一瓶酒，朝着中国方向遥奠一番，发誓要为未婚夫报仇，这也是她死心塌地为克格勃效命的原因。在她看来，这种思想上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了。
杜培生闻言不惊，紧盯着问道：“你的爱情是如何被埋葬掉的？
可以说说吗？”
钟秀翔冷冷一笑：“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的未婚夫盛炜富，1969年初死于侵入苏联领土的中国边防军人之手！”
“盛炜富死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不在常如果我在场，我也不要活了，肯定会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