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远的"章程"来，人将在闲说话中瞎糊弄着轮回生死。现在阳明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做到来当知道的标准，来对治知道做不到还硬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不想去做到依然标榜自己既知道且能做到，等伪善势利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症侯。
阳明从理论上做的区分就是厘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前一个知是通常意义的知，后一个知是本体意义的真知。两者之间跨度很大，在没有别的推进办法时，就变成了信不信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之的一个"态度"性的原则---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发起信心，着实去实行，就把所有的问题拉回到"当下此即"，把所有的天文地理，郡国利病，天理人欲，治乱兴衰，都变成了与你"这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所有人的思维活动，如学问思辨，明察精觉，只有实实在在地去从事才算是行，也就是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个”。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知之真切笃实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行只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过程。
这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原则的必然推演。因为所谓圣人之道就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所谓吾性具足除了人性本善这一本体论依据外，就是这个知行原是一个的方法工夫论。其目标不是成为全能的科学家，并不想客观地把握外在世界。圣人之道是精神的道，不是科学的道;是伦理行为的道，不是认知行为的道。阳明是回到了孔孟的原教旨，他针对的恰是把圣学学术化（支离化）的程朱理学---一如理学反拨汉学时想要做的那样（参见朱熹的《四书集注序》）。
理学有感于"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才转过来以寻找原儒的义理为宗。但，"朱注"成了“钦定教材"后，又变成了"塔"，而不再是"法轮"，成了外在的，无论信与不信都可以空口白说的"知识"。用洋名词说:现在，阳明又觉得理学成了无关原儒义理（道）的"说"，他要恢复原儒义理的"在"的本意和及其直接指导人生的功能。
这就是其"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的巨大针对性，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其挑战性，很快引起诸多非议---“纷纷异同，罔知所入”。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要对治是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普遍学风士气，他在《书林司训卷》中说：
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甚，不复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
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
一个与流行范式对着干的主张若一出手就大受欢迎很快流行起来必有更为媚俗的东西包裹其中。阳明认为功利世风之所以能相扇成习，盖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可以“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事”，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从现象上说，满街都是头顶圣贤大帽子的衣冠禽兽，逢场做戏，假人言假事。长此以往人间世岂不变成了动物世界？阳明虽是针对颓废的世风与士风，为“吃紧救弊而起”，但他自信“知行合一”之说，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把握了本来如此的“本体”。
8．文明书院
贵州的提学副使席书（字元山）过去佩服阳明的文章，现在敬重阳明的道行，专到龙场来向他讨教朱陆异同。具有"以无厚入有间"之智慧的阳明，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谈论朱陆各自的学理，跳开那些旧套套，直接开讲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讲那些"说"若不能变成"在"，那些高头讲章因不能落实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体士林的表里不一;象焦芳那样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当阁臣，就因为知行之间的缝隙大得可以让任何坏人钻入国家的任何岗位，窃取神圣名器。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的修养法门，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恢复真诚的信仰，用"行"来说话，用"行"来做检验真伪是非的标准，才有指望能刷新士林道德，恢复儒学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
席书听了半天，不明就里，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片新的语辞天地，是朱子陆子都不曾说过的东西，他已有的知识和思想不足以消化这些内容。“书怀疑而去”。
阳明自然无可无不可，意态闲闲地送提学大人上马回贵阳去了。
哪知，席书第二天就返回龙场。他心中有所动，又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显然，阳明的那一套，搔着了他的痒处，又没有确实抓着。他怀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臆想天开的东西来故意标新立异。王说，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圣学，遂与经书相验看，结果不但与经典和合，还正得圣人本意。比如说，《大学》讲"止于至善"，明德，亲民，其实，只要能尽其心之本体，就自然能做到这些。常说君子小人，其实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诚意不能诚意。一部《大学》反复讲修身工夫只是诚意，修齐治平的起点是修身。格物致知的关键在于能否意无所欺，心无所放，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阳明深情的说:"人之心体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随其情之所发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随物顺应的人，几乎没有罢。”
席书这次多少有点"入"，约略知道王先生这套新说的份量了。王的《五经臆说》算是给这位提学大人备课用了。这是出乎王意料之外的，他们本意是安顿自己，后来有学生来问业，自然免不了抠课本，王自然"一以贯之"地用自己的臆说去点化他们。没想到"擒贼擒王"给学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课。素质决定发展，积累和准备领取机遇。
席书也不是头脑简单之辈，不可能轻于去就。他还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进士，比王早九年登台。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声。如弘治十六年，云南连明带夜的地震，这是老天爷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尽管玩忽，还是怕老天爷。就派遣官员去云南考查，结果是要罢免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人员，以谢天威。席书上书说:云南只不过是四肢，应该治朝廷这个本。朝中，大内供应数倍于往年，冗官数千，冒牌的校尉数万，天天到寺院道观去作佛事法事，浪费无算，织造频繁，赏赐过度，皇亲夺民田，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大臣贤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文武官员中活跃的是那些"传奉官"，名器大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证老天不再发怒?这些见解，与阳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试山东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亲不亲风格分。阳明潜心修道，比席进步快，现在虽然席官阶高，但觉悟比王低，他能够屈身向王讨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缘"。他的努力是"增上缘"。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终于，席书豁然大悟，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没必要辨析再纠缠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个敢做敢为说干就干的人，他回到贵阳，与按察副使毛应奎一起修复贵阳文明书院，正式礼聘王主持书院。席率领全体生员，向王行拜师大礼。年长于王，官高于王，终生以师礼待王。了不起。
阳明这条被迫的"潜龙"开始露头了。他一生都品尝着"学"的这种实用的甜头。后来，在嘉靖朝席书以"大礼"得贵，力荐阳明入阁。他说:"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以计大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尽管他举荐没有成功，但他这几句话确实说得既公平又动人。
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实根本无法领会阳明的新教旨的真实含义，也无法领会席书何以感动到亲自下拜为徒的地步。
就纸面的情况而言，阳明指责的是科场中的理学，而理学的本是专讲自身修养的内圣之学。宋初元气淋漓的诸位大儒以先天下忧乐的承当精神开创了道学政事合为一事的新局面，若说，中国有过什么"内圣外王"一体化的好时期，那就是他们那一时期。什么"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们的共识。宋学的精神实质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其根据地则在书院。朱陆共鸣时期，外王的风头已减，但内圣之劲头正健。理学又称作性理之学或性命之学，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并强调用扎扎实实的修养功夫，在日用中不断克尽人欲，体察天理，变化气质，化血气为义理。而且朱子也说过"理具于心"之类的话。
但都不够了，因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为"现成思路""现成词语"，便成了套话空话现成话，便成了人皆可说而并不做的"说教"，哄老实人还可以，是绝对不能满足充满躁动
的"戾气"的明代士夫们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体文化思想水平，个性气质可以说空前的高--至少阳明这一路的人觉得他们那一套玩不转了，需要再"翻"一个身了。
人类思想史的演进都是如此，中国还算新陈代谢得最慢的国度。在中国儒学又是最慢的。因为儒家话语与大一统政权息息相关，极不利于形成个性化的学派。儒学的生存与发展是靠政权的维持与推动，尽管几次大的转变是由新的学派发起，但也就那么几次，漫长的岁月都撑着"官学"这个大架子。远不像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禅宗，那么宗派林立，各自占山为王，自说自话，总能不断地有新奇的说法"哄"一拨又一拨的人。儒学没有这个"自由"，圣学本身不允许，每个圣徒也不允许，来"翻"的人都说自己是真正圣学，别的是伪学（是假马克思主义）。今文经，古文经，理学，都是不成则已，成则必是取得"国家级"的官学地位。别看阳明很淡泊，好象是专为安顿自己的心而修练自己的道行，其实，其志也正在于此。
只是他很真诚，觉悟到了必须自明诚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任何苟取的办法都适足以自败而已。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悖道害义，只是名教罪人而已。这从他对一个急于要"立言"的学生的批评中就能看得出来。他说:"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1178页）
他还说:"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做得出来，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同上）
这些话都涉及到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抗拒口耳之学，坚持身心之学。而且看似简易，做到却着实难。譬如，"修辞立其诚"这则圣人古训，代代有人标榜，不真诚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学童都能搬弄的口号。真诚地信奉之，连王阳明后来的许多的话都是要打折扣的。
阳明似乎并不是闻召即至，他已变得很沉着"渊默"，没多少少年的任侠峻急了。他已经有了"吾性自足"不动如山的镇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对现行政府有了"宾宾"自处的分离意识。这从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宾阳堂"即可看出。他在《宾阳堂记》中用《尚书*尧典》"寅宾出日"的话头，说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无非是说自己每当拥抱太阳时都滋长君子之元气。这只是在说可以说的话，用"可以明言的"表面意思来掩盖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内心"态度"。他在文中屡次提到"宾宾"，但只做哲学式的发挥，此时正在重温五经四书的他，不可能忘记孟子呼吁士子要跟君主要求"宾宾"之道，要求对待性关系，要甘心以客卿自居---你就是家天下的"宾"，道相同则相与为谋，这叫做和则留，否则，不和则去。朱元璋憎恶孟子也包括这一条。朱要求士夫臣子象家生子奴才一样别无选择地主子。受了王阳明许多启发的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宾宾》奇文，将个中道理及意义说得相当明白，正好是阳明这个"宾阳堂"及其《记》的上等注解。现在阳明不会再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情去了。他要为全人类而工作而弘扬圣学，在一朝的得失穷通已不值得再费神计较。至少当年扬才露己，自我显白的着急劲一去不复反了。
他在《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中先是谦虚自己已疏懒学荒，不配做师范;然后又说移居到贵阳正好可以方便找医生，只是让学生跟着我肯定一无所获。他现在还真是又病得难以招架了。当地人和学生劝他用土巫为他作法却病，他拒绝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祷从而拒绝祈祷的典故来回答那些迂阔的"众议纷纷"。不知是因为他的病，还是因为办理"调动手续"有个过程，他在龙场自己的"玩易窝"中又住了些时。
玩易窝是与何陋轩等同时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记》，既很好的记载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够后人共享的精神营养。"精粗一，外内翕"的生生之"易道"，给予了他"视险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动地"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
阳明从理论上做的区分就是厘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前一个知是通常意义的知，后一个知是本体意义的真知。两者之间跨度很大，在没有别的推进办法时，就变成了信不信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之的一个"态度"性的原则---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发起信心，着实去实行，就把所有的问题拉回到"当下此即"，把所有的天文地理，郡国利病，天理人欲，治乱兴衰，都变成了与你"这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所有人的思维活动，如学问思辨，明察精觉，只有实实在在地去从事才算是行，也就是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个”。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知之真切笃实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行只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过程。
这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原则的必然推演。因为所谓圣人之道就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所谓吾性具足除了人性本善这一本体论依据外，就是这个知行原是一个的方法工夫论。其目标不是成为全能的科学家，并不想客观地把握外在世界。圣人之道是精神的道，不是科学的道;是伦理行为的道，不是认知行为的道。阳明是回到了孔孟的原教旨，他针对的恰是把圣学学术化（支离化）的程朱理学---一如理学反拨汉学时想要做的那样（参见朱熹的《四书集注序》）。
理学有感于"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才转过来以寻找原儒的义理为宗。但，"朱注"成了“钦定教材"后，又变成了"塔"，而不再是"法轮"，成了外在的，无论信与不信都可以空口白说的"知识"。用洋名词说:现在，阳明又觉得理学成了无关原儒义理（道）的"说"，他要恢复原儒义理的"在"的本意和及其直接指导人生的功能。
这就是其"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的巨大针对性，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其挑战性，很快引起诸多非议---“纷纷异同，罔知所入”。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要对治是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普遍学风士气，他在《书林司训卷》中说：
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甚，不复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
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
一个与流行范式对着干的主张若一出手就大受欢迎很快流行起来必有更为媚俗的东西包裹其中。阳明认为功利世风之所以能相扇成习，盖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可以“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事”，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从现象上说，满街都是头顶圣贤大帽子的衣冠禽兽，逢场做戏，假人言假事。长此以往人间世岂不变成了动物世界？阳明虽是针对颓废的世风与士风，为“吃紧救弊而起”，但他自信“知行合一”之说，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把握了本来如此的“本体”。
8．文明书院
贵州的提学副使席书（字元山）过去佩服阳明的文章，现在敬重阳明的道行，专到龙场来向他讨教朱陆异同。具有"以无厚入有间"之智慧的阳明，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谈论朱陆各自的学理，跳开那些旧套套，直接开讲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讲那些"说"若不能变成"在"，那些高头讲章因不能落实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体士林的表里不一;象焦芳那样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当阁臣，就因为知行之间的缝隙大得可以让任何坏人钻入国家的任何岗位，窃取神圣名器。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的修养法门，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恢复真诚的信仰，用"行"来说话，用"行"来做检验真伪是非的标准，才有指望能刷新士林道德，恢复儒学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
席书听了半天，不明就里，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片新的语辞天地，是朱子陆子都不曾说过的东西，他已有的知识和思想不足以消化这些内容。“书怀疑而去”。
阳明自然无可无不可，意态闲闲地送提学大人上马回贵阳去了。
哪知，席书第二天就返回龙场。他心中有所动，又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显然，阳明的那一套，搔着了他的痒处，又没有确实抓着。他怀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臆想天开的东西来故意标新立异。王说，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圣学，遂与经书相验看，结果不但与经典和合，还正得圣人本意。比如说，《大学》讲"止于至善"，明德，亲民，其实，只要能尽其心之本体，就自然能做到这些。常说君子小人，其实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诚意不能诚意。一部《大学》反复讲修身工夫只是诚意，修齐治平的起点是修身。格物致知的关键在于能否意无所欺，心无所放，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阳明深情的说:"人之心体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随其情之所发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随物顺应的人，几乎没有罢。”
席书这次多少有点"入"，约略知道王先生这套新说的份量了。王的《五经臆说》算是给这位提学大人备课用了。这是出乎王意料之外的，他们本意是安顿自己，后来有学生来问业，自然免不了抠课本，王自然"一以贯之"地用自己的臆说去点化他们。没想到"擒贼擒王"给学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课。素质决定发展，积累和准备领取机遇。
席书也不是头脑简单之辈，不可能轻于去就。他还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进士，比王早九年登台。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声。如弘治十六年，云南连明带夜的地震，这是老天爷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尽管玩忽，还是怕老天爷。就派遣官员去云南考查，结果是要罢免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人员，以谢天威。席书上书说:云南只不过是四肢，应该治朝廷这个本。朝中，大内供应数倍于往年，冗官数千，冒牌的校尉数万，天天到寺院道观去作佛事法事，浪费无算，织造频繁，赏赐过度，皇亲夺民田，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大臣贤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文武官员中活跃的是那些"传奉官"，名器大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证老天不再发怒?这些见解，与阳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试山东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亲不亲风格分。阳明潜心修道，比席进步快，现在虽然席官阶高，但觉悟比王低，他能够屈身向王讨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缘"。他的努力是"增上缘"。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终于，席书豁然大悟，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没必要辨析再纠缠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个敢做敢为说干就干的人，他回到贵阳，与按察副使毛应奎一起修复贵阳文明书院，正式礼聘王主持书院。席率领全体生员，向王行拜师大礼。年长于王，官高于王，终生以师礼待王。了不起。
阳明这条被迫的"潜龙"开始露头了。他一生都品尝着"学"的这种实用的甜头。后来，在嘉靖朝席书以"大礼"得贵，力荐阳明入阁。他说:"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以计大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尽管他举荐没有成功，但他这几句话确实说得既公平又动人。
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实根本无法领会阳明的新教旨的真实含义，也无法领会席书何以感动到亲自下拜为徒的地步。
就纸面的情况而言，阳明指责的是科场中的理学，而理学的本是专讲自身修养的内圣之学。宋初元气淋漓的诸位大儒以先天下忧乐的承当精神开创了道学政事合为一事的新局面，若说，中国有过什么"内圣外王"一体化的好时期，那就是他们那一时期。什么"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们的共识。宋学的精神实质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其根据地则在书院。朱陆共鸣时期，外王的风头已减，但内圣之劲头正健。理学又称作性理之学或性命之学，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并强调用扎扎实实的修养功夫，在日用中不断克尽人欲，体察天理，变化气质，化血气为义理。而且朱子也说过"理具于心"之类的话。
但都不够了，因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为"现成思路""现成词语"，便成了套话空话现成话，便成了人皆可说而并不做的"说教"，哄老实人还可以，是绝对不能满足充满躁动
的"戾气"的明代士夫们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体文化思想水平，个性气质可以说空前的高--至少阳明这一路的人觉得他们那一套玩不转了，需要再"翻"一个身了。
人类思想史的演进都是如此，中国还算新陈代谢得最慢的国度。在中国儒学又是最慢的。因为儒家话语与大一统政权息息相关，极不利于形成个性化的学派。儒学的生存与发展是靠政权的维持与推动，尽管几次大的转变是由新的学派发起，但也就那么几次，漫长的岁月都撑着"官学"这个大架子。远不像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禅宗，那么宗派林立，各自占山为王，自说自话，总能不断地有新奇的说法"哄"一拨又一拨的人。儒学没有这个"自由"，圣学本身不允许，每个圣徒也不允许，来"翻"的人都说自己是真正圣学，别的是伪学（是假马克思主义）。今文经，古文经，理学，都是不成则已，成则必是取得"国家级"的官学地位。别看阳明很淡泊，好象是专为安顿自己的心而修练自己的道行，其实，其志也正在于此。
只是他很真诚，觉悟到了必须自明诚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任何苟取的办法都适足以自败而已。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悖道害义，只是名教罪人而已。这从他对一个急于要"立言"的学生的批评中就能看得出来。他说:"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1178页）
他还说:"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做得出来，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同上）
这些话都涉及到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抗拒口耳之学，坚持身心之学。而且看似简易，做到却着实难。譬如，"修辞立其诚"这则圣人古训，代代有人标榜，不真诚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学童都能搬弄的口号。真诚地信奉之，连王阳明后来的许多的话都是要打折扣的。
阳明似乎并不是闻召即至，他已变得很沉着"渊默"，没多少少年的任侠峻急了。他已经有了"吾性自足"不动如山的镇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对现行政府有了"宾宾"自处的分离意识。这从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宾阳堂"即可看出。他在《宾阳堂记》中用《尚书*尧典》"寅宾出日"的话头，说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无非是说自己每当拥抱太阳时都滋长君子之元气。这只是在说可以说的话，用"可以明言的"表面意思来掩盖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内心"态度"。他在文中屡次提到"宾宾"，但只做哲学式的发挥，此时正在重温五经四书的他，不可能忘记孟子呼吁士子要跟君主要求"宾宾"之道，要求对待性关系，要甘心以客卿自居---你就是家天下的"宾"，道相同则相与为谋，这叫做和则留，否则，不和则去。朱元璋憎恶孟子也包括这一条。朱要求士夫臣子象家生子奴才一样别无选择地主子。受了王阳明许多启发的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宾宾》奇文，将个中道理及意义说得相当明白，正好是阳明这个"宾阳堂"及其《记》的上等注解。现在阳明不会再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情去了。他要为全人类而工作而弘扬圣学，在一朝的得失穷通已不值得再费神计较。至少当年扬才露己，自我显白的着急劲一去不复反了。
他在《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中先是谦虚自己已疏懒学荒，不配做师范;然后又说移居到贵阳正好可以方便找医生，只是让学生跟着我肯定一无所获。他现在还真是又病得难以招架了。当地人和学生劝他用土巫为他作法却病，他拒绝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祷从而拒绝祈祷的典故来回答那些迂阔的"众议纷纷"。不知是因为他的病，还是因为办理"调动手续"有个过程，他在龙场自己的"玩易窝"中又住了些时。
玩易窝是与何陋轩等同时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记》，既很好的记载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够后人共享的精神营养。"精粗一，外内翕"的生生之"易道"，给予了他"视险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动地"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