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交响乐队需要新音乐。我不能这样干。”
“中尉, ”司令讲道, “我想你没听清我说的话。我要买一套扩音设备。”库伯再一次拒绝, 突然向他敬了一个礼, 转过身, 走了出来。两天后他接到命令, 奔赴第二菲律宾步兵团。这是事情的经过, 至少在战前的美国军队中, 大多数时间都这样。
出生于1936年的每一个美国人都真切地记得, 当他们
听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
乔治・麦高文正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上二年级。这是个文学院, 侧重哲学、历史、英语、文学、外语和艺术。他上了一门音乐欣赏的必修课, 由奥伯林学院的罗伯特・布朗讲授。布朗是小提琴家, 他布置学生每个星期天去听NBC(全国广播公司) 播放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广播音乐会, 听后写一篇评论文章。19岁的麦高文边听边记笔记边说, 认为小提琴应该更出色一点。“的确震惊, ”他回忆道, 但“我不理解布朗怎么想让一群大学低年级学生去对纽约爱乐乐团品头论足。”当珍珠港遭到轰炸时节目被插播的简讯中断。“我必须得承认, 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 甚至不知道它在那儿。”但他能从父亲的反应和他开大收音机的动作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那天下午他断定他肯定得投入到战争中去。
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第二天在学校里, “每个人都在谈论此事。”教员们拿着地图向学生们指明珍珠港在哪儿, 这意味着什么。麦高文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投身进去, 别无选择。”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服役。头一年动员麦高文参加国民飞行员课程的诺曼・雷已经在陆航队。另一名学生约翰・诺林, 是校橄榄球队的明星, 死于一次训练事故。麦高文和其他参加飞行训练的人以及学院的两个学员谈了话, 下了决心, 决定和十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奥马哈加入陆航队或海军航空队。他们借了院长和系主任的车直奔奥马哈。“在小学校你可以如此行事, ”他回忆说, 确实学生们叫学院的很多员工都是直呼其名的。他们惟一的疑问是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他们在去奥马哈的路上都在争论。作为南达科他人, 他们是陆地的热爱者, 他们的直觉是从陆地上起飞降落要比海上好。当然,还有一份复杂的感觉,就是敌人轰炸航空基地不像轰炸航空母舰那样容易。可是在他们刚停下车, 开始寻找征兵站, 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如果加入陆航队, 就可以拿一张隔壁食堂的免费餐券。根据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 十个人都参加了陆航队。传言变成了现实, 他们得到了一顿价值75美分的午餐。“还不错, ”麦高文说, “有烤牛排、肉汁和土豆泥。”
没人让他们宣誓, 他们只是签署了一份声明, 表达加入陆航队的意愿, 同意被征召时前来报到。声明使他们免除了征兵。陆军不给他们提供机场、训练飞机和教员, 但他们属于陆航队。他们回到米切尔和学校, 想着两到三个月后, 就会被征召。
1941年12月7 日, 比尔・巴恩斯和他的孪生兄弟罗伯特与后备军官训练队一起进行家长日游行时, 珍珠港的消息从高音喇叭中播了出来。“我们对那一刻记忆犹新, ”巴恩斯说。他们一到18岁, 就报名参加陆航队, 但也没有服现役。由于爸爸妈妈太穷, 没有车, 所以两兄弟都没有汽车驾照。17岁的鲍勃・哈默, 由于不能说服父亲在表格上签字同意参加海军、海岸警卫队或陆军, 因为他太小了, 这时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12月8 日, 经父亲同意, 他报名加入陆军。哈默永远都忘不了分别时的话:“我不高兴看见你走,鲍勃。但是, 如果你不走, 我连两分钱也不会给你了。”
17岁的罗兰・帕平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1941年12月7 日, 当关于珍珠港的快讯报道时, 他和父亲正在读报纸和听收音机。那一刻他决定参军服役。“我的同班同学全部, ”他第二天发现,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不能等到18岁毕业, 我们要参军, 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去战斗。”政府的计划是允许17岁的人报名, 先到勤务部队,但要他们毕业后才能应征入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帕平就报名加入陆航队。1943年6 月中旬, 他从拉・萨莉学院的中学毕业。7 月4 日, 他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7月17日, 宣誓入伍。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的人和那些加入其他兵种的人都想战斗―――现在、马上。但是, 武装部队还没准备好。C W 库伯记得加利尔・汉纳上尉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 来到沃尔特斯军营。汉纳生于埃及,11 岁时来到美国。他17岁时, 父亲同意他加入陆军。他去了巴拿马, 在步兵部队, 学会了丛林作战。那时, 他回到美国上预备军官学校, 在学校里, 他接到任职令, 被派到沃尔特斯军营。
库伯回忆, 当汉纳报到时, 他不说, “我们什么时间吃饭? ”, “我在哪儿睡觉? ”或“我们什么时间开支? ”取而代之的是, 他敲着库伯的桌子问, “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 ”每天他都来请战, “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 ”库伯每次都把他的请求报告给指挥官, 他听得多了, 就告诉汉纳, “等下次命令来, 你就可以出征了。”下一次命令是让一名上尉去阿拉斯加的阿图岛报到。后来库伯对他的能力感到惋惜,“这家伙过丛林作战训练, 讲流利的阿拉伯语, 非常适合到北非, 如果不成, 也可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可陆军却把他派到阿图岛。”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 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 要等到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 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 还有别的长处, 她在中学的一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 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他们订婚了, 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 在上大学一年后,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 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 正在训练。他和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 给麦高文写信, 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他是非常特别的人, 当她们的母亲死后, 他的生活完全垮了, 因为他看来对她的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 他会
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 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性格。可以说, 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里接着写, “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起, 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 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 大家选他做班长, 他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年初, 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 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 一路歌唱一路狂欢,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 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月12日, 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 “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 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 让麦高文和学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 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 史密斯主任, ”麦高文回答, “时间很紧急。”“哦, 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 “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也非常恨希特勒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个德国人, 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 她看了会悲叹。“哦, 天哪, ”她总是说,“太可怕了, 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被杀时, 她哭出来, “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 全都是些小孩子啊!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 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 到密尔沃基车站登上晚上6 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 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集合在一起, 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送场面, ”麦高文回忆说, 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 但“我不得不把我的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 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 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 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 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 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 寒气袭人, 不是下雪就是下雨, 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 都是战时建起来的, 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 H H “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 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 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 都有24名空军学员, 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 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 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 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 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 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 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 没有时间去熟悉, 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 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 如何齐步走, 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 再齐步走, 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 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 ”麦高文说, “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 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 中士认可之后, 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 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 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 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 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 再从地上爬起来, 钻进洞里, 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 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 他们吃完饭, 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 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 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 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 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 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 “小战士, 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
“谁? ”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 ”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 还知道这样一件事, “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 因为她是黑人。“当然, 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 应该予以谴责, 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 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 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 ”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 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 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 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 他们乘上船, 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 所学校有任务, 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 不再住军营, 麦高文同125 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 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 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
“中尉, ”司令讲道, “我想你没听清我说的话。我要买一套扩音设备。”库伯再一次拒绝, 突然向他敬了一个礼, 转过身, 走了出来。两天后他接到命令, 奔赴第二菲律宾步兵团。这是事情的经过, 至少在战前的美国军队中, 大多数时间都这样。
出生于1936年的每一个美国人都真切地记得, 当他们
听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
乔治・麦高文正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上二年级。这是个文学院, 侧重哲学、历史、英语、文学、外语和艺术。他上了一门音乐欣赏的必修课, 由奥伯林学院的罗伯特・布朗讲授。布朗是小提琴家, 他布置学生每个星期天去听NBC(全国广播公司) 播放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广播音乐会, 听后写一篇评论文章。19岁的麦高文边听边记笔记边说, 认为小提琴应该更出色一点。“的确震惊, ”他回忆道, 但“我不理解布朗怎么想让一群大学低年级学生去对纽约爱乐乐团品头论足。”当珍珠港遭到轰炸时节目被插播的简讯中断。“我必须得承认, 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 甚至不知道它在那儿。”但他能从父亲的反应和他开大收音机的动作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那天下午他断定他肯定得投入到战争中去。
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第二天在学校里, “每个人都在谈论此事。”教员们拿着地图向学生们指明珍珠港在哪儿, 这意味着什么。麦高文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投身进去, 别无选择。”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服役。头一年动员麦高文参加国民飞行员课程的诺曼・雷已经在陆航队。另一名学生约翰・诺林, 是校橄榄球队的明星, 死于一次训练事故。麦高文和其他参加飞行训练的人以及学院的两个学员谈了话, 下了决心, 决定和十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奥马哈加入陆航队或海军航空队。他们借了院长和系主任的车直奔奥马哈。“在小学校你可以如此行事, ”他回忆说, 确实学生们叫学院的很多员工都是直呼其名的。他们惟一的疑问是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他们在去奥马哈的路上都在争论。作为南达科他人, 他们是陆地的热爱者, 他们的直觉是从陆地上起飞降落要比海上好。当然,还有一份复杂的感觉,就是敌人轰炸航空基地不像轰炸航空母舰那样容易。可是在他们刚停下车, 开始寻找征兵站, 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如果加入陆航队, 就可以拿一张隔壁食堂的免费餐券。根据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 十个人都参加了陆航队。传言变成了现实, 他们得到了一顿价值75美分的午餐。“还不错, ”麦高文说, “有烤牛排、肉汁和土豆泥。”
没人让他们宣誓, 他们只是签署了一份声明, 表达加入陆航队的意愿, 同意被征召时前来报到。声明使他们免除了征兵。陆军不给他们提供机场、训练飞机和教员, 但他们属于陆航队。他们回到米切尔和学校, 想着两到三个月后, 就会被征召。
1941年12月7 日, 比尔・巴恩斯和他的孪生兄弟罗伯特与后备军官训练队一起进行家长日游行时, 珍珠港的消息从高音喇叭中播了出来。“我们对那一刻记忆犹新, ”巴恩斯说。他们一到18岁, 就报名参加陆航队, 但也没有服现役。由于爸爸妈妈太穷, 没有车, 所以两兄弟都没有汽车驾照。17岁的鲍勃・哈默, 由于不能说服父亲在表格上签字同意参加海军、海岸警卫队或陆军, 因为他太小了, 这时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12月8 日, 经父亲同意, 他报名加入陆军。哈默永远都忘不了分别时的话:“我不高兴看见你走,鲍勃。但是, 如果你不走, 我连两分钱也不会给你了。”
17岁的罗兰・帕平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1941年12月7 日, 当关于珍珠港的快讯报道时, 他和父亲正在读报纸和听收音机。那一刻他决定参军服役。“我的同班同学全部, ”他第二天发现,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不能等到18岁毕业, 我们要参军, 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去战斗。”政府的计划是允许17岁的人报名, 先到勤务部队,但要他们毕业后才能应征入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帕平就报名加入陆航队。1943年6 月中旬, 他从拉・萨莉学院的中学毕业。7 月4 日, 他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7月17日, 宣誓入伍。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的人和那些加入其他兵种的人都想战斗―――现在、马上。但是, 武装部队还没准备好。C W 库伯记得加利尔・汉纳上尉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 来到沃尔特斯军营。汉纳生于埃及,11 岁时来到美国。他17岁时, 父亲同意他加入陆军。他去了巴拿马, 在步兵部队, 学会了丛林作战。那时, 他回到美国上预备军官学校, 在学校里, 他接到任职令, 被派到沃尔特斯军营。
库伯回忆, 当汉纳报到时, 他不说, “我们什么时间吃饭? ”, “我在哪儿睡觉? ”或“我们什么时间开支? ”取而代之的是, 他敲着库伯的桌子问, “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 ”每天他都来请战, “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 ”库伯每次都把他的请求报告给指挥官, 他听得多了, 就告诉汉纳, “等下次命令来, 你就可以出征了。”下一次命令是让一名上尉去阿拉斯加的阿图岛报到。后来库伯对他的能力感到惋惜,“这家伙过丛林作战训练, 讲流利的阿拉伯语, 非常适合到北非, 如果不成, 也可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可陆军却把他派到阿图岛。”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 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 要等到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 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 还有别的长处, 她在中学的一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 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他们订婚了, 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 在上大学一年后,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 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 正在训练。他和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 给麦高文写信, 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他是非常特别的人, 当她们的母亲死后, 他的生活完全垮了, 因为他看来对她的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 他会
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 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性格。可以说, 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里接着写, “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起, 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 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 大家选他做班长, 他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年初, 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 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 一路歌唱一路狂欢,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 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月12日, 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 “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 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 让麦高文和学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 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 史密斯主任, ”麦高文回答, “时间很紧急。”“哦, 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 “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也非常恨希特勒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个德国人, 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 她看了会悲叹。“哦, 天哪, ”她总是说,“太可怕了, 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被杀时, 她哭出来, “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 全都是些小孩子啊!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 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 到密尔沃基车站登上晚上6 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 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集合在一起, 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送场面, ”麦高文回忆说, 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 但“我不得不把我的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 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 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 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 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 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 寒气袭人, 不是下雪就是下雨, 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 都是战时建起来的, 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 H H “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 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 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 都有24名空军学员, 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 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 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 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 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 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 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 没有时间去熟悉, 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 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 如何齐步走, 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 再齐步走, 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 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 ”麦高文说, “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 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 中士认可之后, 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 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 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 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 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 再从地上爬起来, 钻进洞里, 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 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 他们吃完饭, 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 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 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 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 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 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 “小战士, 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
“谁? ”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 ”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 还知道这样一件事, “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 因为她是黑人。“当然, 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 应该予以谴责, 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 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 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 ”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 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 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 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 他们乘上船, 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 所学校有任务, 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 不再住军营, 麦高文同125 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 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 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