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 “B-24是不错的飞机, 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 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 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 “上帝, 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 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 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 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 “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 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 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 麦高文有点担心, 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 “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 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 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 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 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 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 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 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 “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 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 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 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 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 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
“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 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 “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 他说: “我是个单身汉, 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 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 月27日, 他写信给父母, 提到: “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 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1）
1944年9 月1 日, 麦高文也曾给朗兹的父母写过信, 作为一封使亲属安心的短信, 是这样开头的: “一天过去, 比尔很少不在某些事情上引用他父亲的话, 或者提出他母亲的某个观点。”然后, 他承认“我们都很稚嫩, 第一次出门来到这里。……我们与很多伙伴一起工作。我们的团队精神一天天在增长”。提到他们的儿子,他写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比尔更好的人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抱怨被安排到B-24上, 并且在编队飞行时表现优秀。我觉得只有运气超常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好的副驾驶。”关于前途, 他说: “我想惟一看待现在事态的态度就是, 认识到我们越快前往海外, 完成任务, 就能越快安全返回美国。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麦高文机组中的另一任军官是导航投弹手萨姆・亚当斯少尉。他年纪和麦高文一样, 希望战后去神学院学习, 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安详、聪明、善于阅读、热情。他和麦高文一见如故, 关系密切。麦高文说: “他是个很深刻的人, 我能和他认真地交谈。”
比尔・麦卡菲军士是球形炮塔射手, 天性快活乐观, 已经成为机组中受欢迎的人物。肯・希金斯军士是无线电员, 他有能力让吹牛浮夸缩水, 无论浮夸来自何处。鲍勃・奥康奈尔军士是机首射手, 在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表演了一种扑克游戏, 他是机组中的赌棍。一位机组成员回忆说: “鲍勃并不比我们大, 但当他玩扑克时, 你会觉得他已经30岁了。”比尔・阿什劳克, 即“泰克斯”, 是机身中部射手, 有点儿软绵绵懒洋洋, 但很能干。
飞行机械师麦克・瓦尔科是军士, 因为他的年龄―――33岁―――使麦高文觉得做他的指挥官有点儿不安。他不仅是机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其他人10岁以上―――也是最矮的,55 英尺多一点儿。他在布里奇波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 做过很多工作, 包括在一次狂欢节上当马戏团工人。他宣称如果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他能做得更好的事, 那就是长得高一点儿。他很小年纪就开始喝酒, 而且现在还在喝。麦高文发现“他顺从我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愿望。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麦高文刮掉了他的胡子。
伊萨多・西格尔军士是机尾射手, 是机组中的怪人。他睡觉时放一把上膛的点45手枪在枕头底下, 有一次曾全身赤裸, 腰间绑着刺刀在军营里溜达。在六个大兵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下, 这些怪异行为绝对不受欢迎。
1944年6 月下旬, 在利勒伯尔呆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麦高文机组去了爱达荷的霍姆山。为了让他们赶快投入战斗, 训练时间又被缩减到一个月。他们练习编队飞行、夜间飞行, 用沙包练习投弹―――沙包里装了一点点炸药和一个雷管, 以便指示出它们击中何处―――以及降落和起飞, 然后飞行飞行再飞行。与同一大队的其他飞机一起, 他们编队飞过折返点( 或称IP),转一个急弯―――有时是90度。这项技术使他们飞过目标上空时能保持密集编队, 以便让所有的炸弹―――亚当斯一看到领航飞机上的投弹手投下炸弹, 就跟着投掷―――都落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至少是附近。这项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欺骗敌人, 让他们以为目标不是他们。离开折返点后, 不会再转向或者做摆脱动作, 无论天气如何、有无敌机或者地面炮火。
穿过折返点并转向后, 亚当斯和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控制了飞机―――尽管如果必要的话, 麦高文可以越过他自己驾驶―――要求飞得又直又平, 飞机之间翼尖对翼尖, 保持良好队形。亚当斯―麦高文小组经过练习后, 变得精通此道了。
埃莉诺和麦高文住在一个已婚官兵专用的军营中, 因此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编队飞行费心劳神,
而且其间事故频频, 埃莉诺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航空部队军官的战斗死亡数是陆军中其他部队的两倍, 尽管后者的总人数要更多。航空人员事故死亡数占了战时陆军事故死亡数的43% 。仅仅在1943年一年里, 就有850 名航空战士在298 次B-24国内训练中死亡, 剩下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飞机怕得要命”。参加训练的人绝对明白, 飞行员犯错的结果就是整个机组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父母如果不是害怕的话, 至少也担心他们所爱的人。埃莉诺说: “一听到警报声, 我们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训练这些人有操之过急, 发生了很多坠毁事故。”她病了―――也许是初期的怀孕反应, 也许是过分担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一次编队飞行时, 麦高文的中队正在练习躲避攻击。一架双引擎的B-25冲向这队B-24,B-24 的飞行员希望B-25从编队下方飞过去, 但相反, 飞机直冲过来, 一头撞上一架“解放者”。爆炸波及到其他两架B-24。四架飞机都完了。所幸的是, 飞机里不是满员―――只有飞行员和射手―――但还是死了24个人。麦高文回到房间,吓得发抖,但接下来发生的更糟。在霍姆山, 人人都知道飞机坠毁, 但没人知道谁被杀了。基地的军中牧师有责任把消息告知已婚者的妻子。麦高文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夜。”牧师带着死亡人员的名单来到已婚者的军营, 开始一个接一个敲门。妻子一打开门看到他, 马上就尖叫起来。有些寡妇已经怀孕。半个世纪之后, 麦高文说: “直到现在, 我还能听到那些折磨人的痛苦的哭喊声。”
麦高文还遇到其他问题, 是他机组里的人的事。西格尔一直为晕机所苦。他承认: “我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恐慌。”麦高文和他谈话, 让他平静下来―――只是某种程度上。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2）
麦高文了解他驾驶的飞机。“我所能做的有限, ”他说, “但我知道机组成员什么时候将要振奋起来。”一次, 瓦尔科犯了大错, 他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中间,决定试验一下“坠毁把手”, 敲了它一下, 这会让飞机在关掉所有四个引擎的情况下降落。麦高文立刻把开关弹了回去。幸运的是, 引擎又转起来, 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倾斜动作之后, 这架大飞机继续飞起来。他没有当着全体机组成员指责瓦尔科,而是等到回到地面才和他谈。
几天后, 瓦尔科军士向麦高文报告说, 机组成员害怕西格尔会用他的手枪做过激之事。麦高文把手枪―――连同一把小刀―――拿走, 派他去找基地的心理医生谈谈。他去了, 医生说他心理健康, 但从那以后, 西格尔和瓦尔科之间敌意颇深。西格尔不觉得麦高文插手有什么不妥, 他敬重他。多年以后, 他说: “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军官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但麦高文成熟, 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从遇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
无论西格尔对陆军航空队军官总体上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持不同意见, 尤其当这种判断用于飞行员时。其实麦高文只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 这群人比其他战士受的训练更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被派去参战前, 其训练期比水兵和步兵都长。
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的航空队战士都会抱怨, 他们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迎接考验―――但海军和步兵军官更有理由这么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战斗―――最大的考验―――做好准备, 然而陆军航空队还是为此投入了其他部队不能也不愿投入的时间、努力和金钱。麦高文他们这些飞行员, 像他们的机组成员一样, 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 并练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技能。比起其他兵种的服役人员, 他们一开始进来时就更健康, 训练完成后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也把他们当成―――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的确是。陆军航空队教他们把自己当成技师和专业人员。陆航队的心理医生们评论说, 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 通过训练的航空队战士成了“这个超级玩具, 这个力大无穷、发出呼哧呼哧声音、毫无耐心但顺从的机器”的主人。重型轰炸机尤其“能使人超越普通的时空限制”。飞行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基础上的强有力感觉”。陆军航空队飞行机组的战士“非常喜欢驾驶一个飞行器”, 这让他们看到“无与伦比的广大世界之景象”。
从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 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例子中, 证明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教育机构, 也是最好的。
每一个机组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 “我确实已经得到一个顶尖的机组。我相信, 他们虽然一开始像他们的飞行员一样年轻稚嫩,但我们越来越好。……顺带说一句, 因为我是机上惟一结婚的人, 小伙子们决定以埃莉诺的名字为飞机命名, 即‘达科他女王’。小伙子们看样子很重视埃莉诺。”
1944年9 月, 陆航队认为麦高文机组已经准备好参战了。他们受命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 被安排到杰伊・霍克旅馆休息。比尔・朗兹的父亲从威奇塔过来为他们设宴送行。麦高文那时对国内政治并不十分留心―――他父亲是共和党人―――但他对朗兹先生的强烈信念仍感惊异。朗兹先生马上就喜欢上了埃莉诺, 但因为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强烈感情, 他不愿叫她“埃莉诺”。他向麦高文解释说:“我不能说那个女人的名字! ”整个晚上, 他都叫她“海伦”。
然而宴会的气氛还是充满欢乐, 尤其是当比尔・麦卡菲从他一个驻在托皮卡的航空队朋友那儿得知一个谣言, 并且将其传布开来之后。据说他们大队被选去巡视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这使埃莉诺“高兴得要发狂”, 因为她丈夫将驻扎在纽瓦克或者纽约。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战争中的人的兴奋剂和永久伙伴―――仅仅是一个谣言。
相反, 机组受命到弗吉尼亚州诺弗克附近的帕特里克・亨利军营。他们将从那儿乘船到海外。已经没有新的轰炸机能飞过海去―――像多数将去欧洲的机组一样,他们经由南美
到达林肯一周后, 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 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 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 “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 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 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 麦高文有点担心, 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 “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 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 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 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 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 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 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 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 “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 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 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 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 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 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
“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 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 “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 他说: “我是个单身汉, 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 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 月27日, 他写信给父母, 提到: “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 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1）
1944年9 月1 日, 麦高文也曾给朗兹的父母写过信, 作为一封使亲属安心的短信, 是这样开头的: “一天过去, 比尔很少不在某些事情上引用他父亲的话, 或者提出他母亲的某个观点。”然后, 他承认“我们都很稚嫩, 第一次出门来到这里。……我们与很多伙伴一起工作。我们的团队精神一天天在增长”。提到他们的儿子,他写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比尔更好的人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抱怨被安排到B-24上, 并且在编队飞行时表现优秀。我觉得只有运气超常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好的副驾驶。”关于前途, 他说: “我想惟一看待现在事态的态度就是, 认识到我们越快前往海外, 完成任务, 就能越快安全返回美国。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麦高文机组中的另一任军官是导航投弹手萨姆・亚当斯少尉。他年纪和麦高文一样, 希望战后去神学院学习, 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安详、聪明、善于阅读、热情。他和麦高文一见如故, 关系密切。麦高文说: “他是个很深刻的人, 我能和他认真地交谈。”
比尔・麦卡菲军士是球形炮塔射手, 天性快活乐观, 已经成为机组中受欢迎的人物。肯・希金斯军士是无线电员, 他有能力让吹牛浮夸缩水, 无论浮夸来自何处。鲍勃・奥康奈尔军士是机首射手, 在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表演了一种扑克游戏, 他是机组中的赌棍。一位机组成员回忆说: “鲍勃并不比我们大, 但当他玩扑克时, 你会觉得他已经30岁了。”比尔・阿什劳克, 即“泰克斯”, 是机身中部射手, 有点儿软绵绵懒洋洋, 但很能干。
飞行机械师麦克・瓦尔科是军士, 因为他的年龄―――33岁―――使麦高文觉得做他的指挥官有点儿不安。他不仅是机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其他人10岁以上―――也是最矮的,55 英尺多一点儿。他在布里奇波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 做过很多工作, 包括在一次狂欢节上当马戏团工人。他宣称如果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他能做得更好的事, 那就是长得高一点儿。他很小年纪就开始喝酒, 而且现在还在喝。麦高文发现“他顺从我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愿望。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麦高文刮掉了他的胡子。
伊萨多・西格尔军士是机尾射手, 是机组中的怪人。他睡觉时放一把上膛的点45手枪在枕头底下, 有一次曾全身赤裸, 腰间绑着刺刀在军营里溜达。在六个大兵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下, 这些怪异行为绝对不受欢迎。
1944年6 月下旬, 在利勒伯尔呆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麦高文机组去了爱达荷的霍姆山。为了让他们赶快投入战斗, 训练时间又被缩减到一个月。他们练习编队飞行、夜间飞行, 用沙包练习投弹―――沙包里装了一点点炸药和一个雷管, 以便指示出它们击中何处―――以及降落和起飞, 然后飞行飞行再飞行。与同一大队的其他飞机一起, 他们编队飞过折返点( 或称IP),转一个急弯―――有时是90度。这项技术使他们飞过目标上空时能保持密集编队, 以便让所有的炸弹―――亚当斯一看到领航飞机上的投弹手投下炸弹, 就跟着投掷―――都落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至少是附近。这项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欺骗敌人, 让他们以为目标不是他们。离开折返点后, 不会再转向或者做摆脱动作, 无论天气如何、有无敌机或者地面炮火。
穿过折返点并转向后, 亚当斯和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控制了飞机―――尽管如果必要的话, 麦高文可以越过他自己驾驶―――要求飞得又直又平, 飞机之间翼尖对翼尖, 保持良好队形。亚当斯―麦高文小组经过练习后, 变得精通此道了。
埃莉诺和麦高文住在一个已婚官兵专用的军营中, 因此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编队飞行费心劳神,
而且其间事故频频, 埃莉诺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航空部队军官的战斗死亡数是陆军中其他部队的两倍, 尽管后者的总人数要更多。航空人员事故死亡数占了战时陆军事故死亡数的43% 。仅仅在1943年一年里, 就有850 名航空战士在298 次B-24国内训练中死亡, 剩下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飞机怕得要命”。参加训练的人绝对明白, 飞行员犯错的结果就是整个机组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父母如果不是害怕的话, 至少也担心他们所爱的人。埃莉诺说: “一听到警报声, 我们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训练这些人有操之过急, 发生了很多坠毁事故。”她病了―――也许是初期的怀孕反应, 也许是过分担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一次编队飞行时, 麦高文的中队正在练习躲避攻击。一架双引擎的B-25冲向这队B-24,B-24 的飞行员希望B-25从编队下方飞过去, 但相反, 飞机直冲过来, 一头撞上一架“解放者”。爆炸波及到其他两架B-24。四架飞机都完了。所幸的是, 飞机里不是满员―――只有飞行员和射手―――但还是死了24个人。麦高文回到房间,吓得发抖,但接下来发生的更糟。在霍姆山, 人人都知道飞机坠毁, 但没人知道谁被杀了。基地的军中牧师有责任把消息告知已婚者的妻子。麦高文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夜。”牧师带着死亡人员的名单来到已婚者的军营, 开始一个接一个敲门。妻子一打开门看到他, 马上就尖叫起来。有些寡妇已经怀孕。半个世纪之后, 麦高文说: “直到现在, 我还能听到那些折磨人的痛苦的哭喊声。”
麦高文还遇到其他问题, 是他机组里的人的事。西格尔一直为晕机所苦。他承认: “我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恐慌。”麦高文和他谈话, 让他平静下来―――只是某种程度上。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2）
麦高文了解他驾驶的飞机。“我所能做的有限, ”他说, “但我知道机组成员什么时候将要振奋起来。”一次, 瓦尔科犯了大错, 他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中间,决定试验一下“坠毁把手”, 敲了它一下, 这会让飞机在关掉所有四个引擎的情况下降落。麦高文立刻把开关弹了回去。幸运的是, 引擎又转起来, 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倾斜动作之后, 这架大飞机继续飞起来。他没有当着全体机组成员指责瓦尔科,而是等到回到地面才和他谈。
几天后, 瓦尔科军士向麦高文报告说, 机组成员害怕西格尔会用他的手枪做过激之事。麦高文把手枪―――连同一把小刀―――拿走, 派他去找基地的心理医生谈谈。他去了, 医生说他心理健康, 但从那以后, 西格尔和瓦尔科之间敌意颇深。西格尔不觉得麦高文插手有什么不妥, 他敬重他。多年以后, 他说: “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军官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但麦高文成熟, 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从遇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
无论西格尔对陆军航空队军官总体上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持不同意见, 尤其当这种判断用于飞行员时。其实麦高文只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 这群人比其他战士受的训练更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被派去参战前, 其训练期比水兵和步兵都长。
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的航空队战士都会抱怨, 他们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迎接考验―――但海军和步兵军官更有理由这么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战斗―――最大的考验―――做好准备, 然而陆军航空队还是为此投入了其他部队不能也不愿投入的时间、努力和金钱。麦高文他们这些飞行员, 像他们的机组成员一样, 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 并练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技能。比起其他兵种的服役人员, 他们一开始进来时就更健康, 训练完成后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也把他们当成―――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的确是。陆军航空队教他们把自己当成技师和专业人员。陆航队的心理医生们评论说, 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 通过训练的航空队战士成了“这个超级玩具, 这个力大无穷、发出呼哧呼哧声音、毫无耐心但顺从的机器”的主人。重型轰炸机尤其“能使人超越普通的时空限制”。飞行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基础上的强有力感觉”。陆军航空队飞行机组的战士“非常喜欢驾驶一个飞行器”, 这让他们看到“无与伦比的广大世界之景象”。
从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 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例子中, 证明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教育机构, 也是最好的。
每一个机组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 “我确实已经得到一个顶尖的机组。我相信, 他们虽然一开始像他们的飞行员一样年轻稚嫩,但我们越来越好。……顺带说一句, 因为我是机上惟一结婚的人, 小伙子们决定以埃莉诺的名字为飞机命名, 即‘达科他女王’。小伙子们看样子很重视埃莉诺。”
1944年9 月, 陆航队认为麦高文机组已经准备好参战了。他们受命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 被安排到杰伊・霍克旅馆休息。比尔・朗兹的父亲从威奇塔过来为他们设宴送行。麦高文那时对国内政治并不十分留心―――他父亲是共和党人―――但他对朗兹先生的强烈信念仍感惊异。朗兹先生马上就喜欢上了埃莉诺, 但因为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强烈感情, 他不愿叫她“埃莉诺”。他向麦高文解释说:“我不能说那个女人的名字! ”整个晚上, 他都叫她“海伦”。
然而宴会的气氛还是充满欢乐, 尤其是当比尔・麦卡菲从他一个驻在托皮卡的航空队朋友那儿得知一个谣言, 并且将其传布开来之后。据说他们大队被选去巡视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这使埃莉诺“高兴得要发狂”, 因为她丈夫将驻扎在纽瓦克或者纽约。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战争中的人的兴奋剂和永久伙伴―――仅仅是一个谣言。
相反, 机组受命到弗吉尼亚州诺弗克附近的帕特里克・亨利军营。他们将从那儿乘船到海外。已经没有新的轰炸机能飞过海去―――像多数将去欧洲的机组一样,他们经由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