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所以孔子才把它提升为“情”的层次。此“情”乃是“仁心”的自然流露，从“心”(意义)从“青”(声音)，为“心之美者”(“青”字含有“美好”的意思)，深深值得我们重视、珍惜与实践。兹分别说明如后，以供参考。
(一)情、理、法所重在理。
“情、理、法”的次序，情在理先，法在理后。一般人就觉得情最要紧，理在其次，法最不重要。许多弊端便因此而生，落得众人交相指责。实际上，中国人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自有其独特的“次序观”：“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而居“中”为“吉”，所以它的“次序意义”，应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如图3-5-1。我们由情入理，务求合理合法，可见主要在求得合理。理居其中为吉这种排列方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例如：人与人的关系，综合为“、家、己”三层，重点折中在“家”。各人对自己的修养，有“张、节、弛”三态，我们重视对自己的节制，折中在“节”态。时间区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又说：“将来的事十分遥远，管它作甚？”主张以“现在”为中心，以求“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
易的卦爻，由“一”与“--”两符号组合而成。“爻”原是构成“卦”及“重卦”的基本要素，本来不一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易的占卜法则，却以“爻”定吉凶，使得各爻有其特殊意义。每一重卦，由内外二卦构成；重卦各有六爻，第二爻与第五爻分别居于内外卦之“中”；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半皆吉。即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之象亦照例较好。而在吉卦之中，二五两爻尤吉。这种重视二五两爻的态度，便是居以“中”为“吉”的原则。
我们从实际生活来考察，也不难发现，中国人确实是最重视道理的。我们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蛮法三千，道理一个。”从小只有听说：“读书要明理，做人做事务必按照道理。”并没有“读书为了有情”或“读书为了守法”这一类的话。我们与人发生纠纷，便要商请第三者出面“评评理”，理得的时候，就会心安；理亏的时候，往往不得不俯首认错，赔个不是。
中国哲学最为繁茂的一支，便是宋、明理学。虽然后人把他们分成两派，指称程朱是唯理的，陆王则是唯心的。其实他们差异的地方，不在根本思想，而是明理的方法。论根本思想，彼此都是唯理，不好说陆王唯心，程朱才是唯理。论方法，程朱主张先向外研究事事物物的理，然后向内发明吾心的理；陆王主张先向内发明吾心的理，然后凭它去观察事事物物的理。前者是归纳法，后者是演绎法。彼此方法不同，认为“理外无物，物外无理”则是相同的。
在理学家之前，孔、老、墨、孟诸子，不直接讲“理”，却喜欢说“道”。“道”是事物形成所必要走的路，实际上与“理”相同。不过理是就其体言，道是就其应用言。朱子说：“道训路，大概说人所由之路。理各有条理界辨。”又说：“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理”可以用嘴巴讲讲，“道”则是必须实际去行的，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不但要我们“闻道”，而且更希望我们“志于道”及“行道”。每一时代都有一些“不讲理”的中国人，那是“小人”，不是大家所欣赏、赞美的“君子”。至于说现代社会不讲理的人越来越多，则是教育及风气的问题，与“情、理、法”的排列次序，应无重大的关系。
(二)法是基础，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依垂直式的思考，“法”在“情”、“理”的底层，是整个建构的基础。
孔子早年丧父，幼而贫贱。“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有“知礼”的美誉。他的管理思想，以“从周”为起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无从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萧公权先生认为“正名”乃是“从周”的具体主张，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按照盛周的典章制度，以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组织，如果成员都能够顾名思义，各依其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彼此皆安。即以角色理论而言，“从周”就是“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而“正名”则为正常的“角色演出”(role-enactment)。
有些人一直以为只有法家才讲法，因此用“人治”和“法治”来区分儒、法，实在都是偏见或误解。孔子重“礼”轻“刑”，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缩小政刑的范围，把“刑”“法”安置在“礼”的“节度秩序”中，认为组织成员如果能够“约之以礼”，切实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就不致于触“刑”犯“法”了。
“礼”观念是孔子学说的起点。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义”、“仁”诸观念，其特色即在不停滞在“礼”观念上，而能步升进。不像法家那样，固执于“法”，却不能着眼于“法”、“理”、“情”的升进过程。
“礼”(法)在管理上的应用，即所谓“制度化”。任何一种制度，在创立之初，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用意；不是凭空忽然地出现，亦不会无端忽然地消失。但是不论什么典章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同时它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免不了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仍然应该随时地而调整。
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日子久了，都可能变坏。所以“制度管理”，还得要靠人来创立、修订和推行，否则必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任何典章制度，都是一种普遍形式，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特殊情境中的应用，何况个人或组织经常出现新的情况而难以事先预测，更是无法妥善应付“例外”或“两可”的事宜。
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它是管理的起点，正如“礼”(法)是孔子学说的始点，必须不停滞地向上提升，才能达到管理的完善境界。制度有其空间性及时间性，既不可以盲目移植，亦不能不持续改善，随时加以改进。
管理的“情、理、法”是以“法”为基础，组织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然而“崇法务实”，乃是成员的基本素养，有待进一步“毋必”“毋固”，突破“呆定”的“制度”而求其充分适应时、空的变迁，这才是“不执着”。
(三)摄礼归义：合理必然合法孔子的“仁、义、礼”学说，依理论次序讲，劳思光先生指系以“摄礼归义”为第一工作。“义”即“正当”或“道理”，君子“无适”、“无莫”，唯理是从，并不抱持特殊的态度，所以“义之与比”。
原来孔子一方面吸收当时知识分子区分“礼”“法”的观念，认为仪文种种，乃是狭义的礼，不过是末节；建立节度秩序，才是广义的礼，亦即礼的本义。一方面更进而肯定“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其基础。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用麻布或丝绘制冕，只是仪文，既然用丝绘可以节省民力，便不必拘守传统，所以孔子主张“不从旧礼而从众”。但是礼无大小，都应该有一定的理据，并不是随意曲从俗习，就可任意改变的。时人虽改在堂上拜谢，实在是不恭，所以孔子认为它缺乏理据，宁可违背众人，还是坚守拜于堂下的礼。制度仪文的修改与否，亦即“从众”与“不从众”的分野，在于“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他把这种“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肯定为“义”，此即“摄礼归义”。
在孔子以前，谈“礼的基础”时，往往归之于“天道”。认为“奉礼”即是“畏天”，人应该“奉礼”的理由，即在于“礼以顺天”。孔子脱离原始信仰的纠缠，把“礼的基础”确定在“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亦即以“义”代“天”。劳思光先生认为“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觉之地位，陡然显出，儒学之初基于此亦开始建立。”从“情、理、法”的架构来说，“法”是人定的，日久终将不合时宜，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合用。许多人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六法全书，便是受到“摄法归理”的影响，认为合理必然合法，一切唯理是从，当然不必去翻阅六法全书了。万一合理而不合法呢？那此法已不合理，本身就有修改的必要。
在管理上，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不可没有制度。但是制度必须不断生长，一方面要根据理论，一方面又要配合现实。以理论为制度的精神生命，以现实为制度的血液营养。既不能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亦不能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制度如果墨守不变，势必毛病百出；制度如果任意乱变，那又谈什么制度？所以制度化之后，紧跟着要“合理化”。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随时求其合理。太阳会下山，制度也有其失效的时候，这种，“日落法则”，正是制度合理化的精神。经常修订典章制度，使其适合时空的变迁，才是合理。
管理的“情、理、法”，成员在“崇法务实”之外，仍须发扬“不执着”的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制度及方法，以求“不固而中”方法不固定，却一定要命中目标！(四)纳礼于仁：凭良心就是合理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终点。“仁”可以说就是“爱”，由“毫无私累的公心”所发出的爱，即是仁。人能够去除私念，确立公心，则是一超越一切制约的纯粹自觉，而显出最后的主宰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立公心，毫无私累，于是对一切外界事物，皆能依理而立价值判断。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劳氏指出：“好恶”若就情绪意义讲，则一切人、一切动物皆有好恶，何必“仁者”？他推定孔子的意思，是指好恶如理而言。儒家重“义利”之辨，认为从私心则求“利”，从公心则求“义”；“仁”既系公心，则“仁”为“义”本。因为“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即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能立，必然溺于利欲；“公心”能立，才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是“义”，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明确肯定“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依于“仁”，有如“礼”之依于“义”。
依理论程序说，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基础。但由实践程序来看，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并进而由此一意志唤起“公心”。在实践过程中，礼义相连，无法分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由“礼”而直达于“仁”。
“法”必须依“理”制订，而“理”不易明，则是判断上的一大困难。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天理是普遍的公理，必须因时合宜，所以是随时适应的。“时”乃是“变动情境中的适应力”，提醒我们切实把握当前的环境或处境，考虑往昔所守的规范，是不是赶得上变动不居的社会，以求得适中易行的方法。儒家讲求“经权”，便是因为“理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理”不是无定则，却是“人在特殊处境中，有时候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道德决定；但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并不即是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了适应特殊处境的需要，他是在依顺了另一种或另一层规律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因此，表面上违反规律的行为，就一端看，好象是道德规律失去了实际效用，实质上真正失去的只是一时不能适应特殊处境的规律形式，而以能解决当前难题的另一规律代替了它。”熊十力先生说：“经，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理”因时而“变”，必须“权不离经”，才是变而能通。扬雄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道”就是“理”，并不是永恒如如地存在哪里，却是在适应不同的处境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人如果一味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以求适应，终必因过分保守而归于失败；相反地，假若只求适应而不顾原则，也可能导致理想的丧失，亦即是“离经叛道”了。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那就是“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即是“诉诸自己的良心”。王船山说：“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心安则为之，心不能安即不为。因为一切调整，如果能够使自己心安，那就是合于道合于理了。
心安便是“情”(心之美者)。“情”与“欲”不同，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情则是喜怒哀乐恶惧之情。孔子的感情十分丰富，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合理
(一)情、理、法所重在理。
“情、理、法”的次序，情在理先，法在理后。一般人就觉得情最要紧，理在其次，法最不重要。许多弊端便因此而生，落得众人交相指责。实际上，中国人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自有其独特的“次序观”：“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而居“中”为“吉”，所以它的“次序意义”，应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如图3-5-1。我们由情入理，务求合理合法，可见主要在求得合理。理居其中为吉这种排列方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例如：人与人的关系，综合为“、家、己”三层，重点折中在“家”。各人对自己的修养，有“张、节、弛”三态，我们重视对自己的节制，折中在“节”态。时间区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又说：“将来的事十分遥远，管它作甚？”主张以“现在”为中心，以求“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
易的卦爻，由“一”与“--”两符号组合而成。“爻”原是构成“卦”及“重卦”的基本要素，本来不一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易的占卜法则，却以“爻”定吉凶，使得各爻有其特殊意义。每一重卦，由内外二卦构成；重卦各有六爻，第二爻与第五爻分别居于内外卦之“中”；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半皆吉。即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之象亦照例较好。而在吉卦之中，二五两爻尤吉。这种重视二五两爻的态度，便是居以“中”为“吉”的原则。
我们从实际生活来考察，也不难发现，中国人确实是最重视道理的。我们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蛮法三千，道理一个。”从小只有听说：“读书要明理，做人做事务必按照道理。”并没有“读书为了有情”或“读书为了守法”这一类的话。我们与人发生纠纷，便要商请第三者出面“评评理”，理得的时候，就会心安；理亏的时候，往往不得不俯首认错，赔个不是。
中国哲学最为繁茂的一支，便是宋、明理学。虽然后人把他们分成两派，指称程朱是唯理的，陆王则是唯心的。其实他们差异的地方，不在根本思想，而是明理的方法。论根本思想，彼此都是唯理，不好说陆王唯心，程朱才是唯理。论方法，程朱主张先向外研究事事物物的理，然后向内发明吾心的理；陆王主张先向内发明吾心的理，然后凭它去观察事事物物的理。前者是归纳法，后者是演绎法。彼此方法不同，认为“理外无物，物外无理”则是相同的。
在理学家之前，孔、老、墨、孟诸子，不直接讲“理”，却喜欢说“道”。“道”是事物形成所必要走的路，实际上与“理”相同。不过理是就其体言，道是就其应用言。朱子说：“道训路，大概说人所由之路。理各有条理界辨。”又说：“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理”可以用嘴巴讲讲，“道”则是必须实际去行的，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不但要我们“闻道”，而且更希望我们“志于道”及“行道”。每一时代都有一些“不讲理”的中国人，那是“小人”，不是大家所欣赏、赞美的“君子”。至于说现代社会不讲理的人越来越多，则是教育及风气的问题，与“情、理、法”的排列次序，应无重大的关系。
(二)法是基础，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依垂直式的思考，“法”在“情”、“理”的底层，是整个建构的基础。
孔子早年丧父，幼而贫贱。“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有“知礼”的美誉。他的管理思想，以“从周”为起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无从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萧公权先生认为“正名”乃是“从周”的具体主张，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按照盛周的典章制度，以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组织，如果成员都能够顾名思义，各依其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彼此皆安。即以角色理论而言，“从周”就是“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而“正名”则为正常的“角色演出”(role-enactment)。
有些人一直以为只有法家才讲法，因此用“人治”和“法治”来区分儒、法，实在都是偏见或误解。孔子重“礼”轻“刑”，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缩小政刑的范围，把“刑”“法”安置在“礼”的“节度秩序”中，认为组织成员如果能够“约之以礼”，切实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就不致于触“刑”犯“法”了。
“礼”观念是孔子学说的起点。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义”、“仁”诸观念，其特色即在不停滞在“礼”观念上，而能步升进。不像法家那样，固执于“法”，却不能着眼于“法”、“理”、“情”的升进过程。
“礼”(法)在管理上的应用，即所谓“制度化”。任何一种制度，在创立之初，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用意；不是凭空忽然地出现，亦不会无端忽然地消失。但是不论什么典章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同时它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免不了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仍然应该随时地而调整。
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日子久了，都可能变坏。所以“制度管理”，还得要靠人来创立、修订和推行，否则必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任何典章制度，都是一种普遍形式，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特殊情境中的应用，何况个人或组织经常出现新的情况而难以事先预测，更是无法妥善应付“例外”或“两可”的事宜。
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它是管理的起点，正如“礼”(法)是孔子学说的始点，必须不停滞地向上提升，才能达到管理的完善境界。制度有其空间性及时间性，既不可以盲目移植，亦不能不持续改善，随时加以改进。
管理的“情、理、法”是以“法”为基础，组织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然而“崇法务实”，乃是成员的基本素养，有待进一步“毋必”“毋固”，突破“呆定”的“制度”而求其充分适应时、空的变迁，这才是“不执着”。
(三)摄礼归义：合理必然合法孔子的“仁、义、礼”学说，依理论次序讲，劳思光先生指系以“摄礼归义”为第一工作。“义”即“正当”或“道理”，君子“无适”、“无莫”，唯理是从，并不抱持特殊的态度，所以“义之与比”。
原来孔子一方面吸收当时知识分子区分“礼”“法”的观念，认为仪文种种，乃是狭义的礼，不过是末节；建立节度秩序，才是广义的礼，亦即礼的本义。一方面更进而肯定“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其基础。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用麻布或丝绘制冕，只是仪文，既然用丝绘可以节省民力，便不必拘守传统，所以孔子主张“不从旧礼而从众”。但是礼无大小，都应该有一定的理据，并不是随意曲从俗习，就可任意改变的。时人虽改在堂上拜谢，实在是不恭，所以孔子认为它缺乏理据，宁可违背众人，还是坚守拜于堂下的礼。制度仪文的修改与否，亦即“从众”与“不从众”的分野，在于“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他把这种“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肯定为“义”，此即“摄礼归义”。
在孔子以前，谈“礼的基础”时，往往归之于“天道”。认为“奉礼”即是“畏天”，人应该“奉礼”的理由，即在于“礼以顺天”。孔子脱离原始信仰的纠缠，把“礼的基础”确定在“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亦即以“义”代“天”。劳思光先生认为“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觉之地位，陡然显出，儒学之初基于此亦开始建立。”从“情、理、法”的架构来说，“法”是人定的，日久终将不合时宜，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合用。许多人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六法全书，便是受到“摄法归理”的影响，认为合理必然合法，一切唯理是从，当然不必去翻阅六法全书了。万一合理而不合法呢？那此法已不合理，本身就有修改的必要。
在管理上，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不可没有制度。但是制度必须不断生长，一方面要根据理论，一方面又要配合现实。以理论为制度的精神生命，以现实为制度的血液营养。既不能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亦不能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制度如果墨守不变，势必毛病百出；制度如果任意乱变，那又谈什么制度？所以制度化之后，紧跟着要“合理化”。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随时求其合理。太阳会下山，制度也有其失效的时候，这种，“日落法则”，正是制度合理化的精神。经常修订典章制度，使其适合时空的变迁，才是合理。
管理的“情、理、法”，成员在“崇法务实”之外，仍须发扬“不执着”的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制度及方法，以求“不固而中”方法不固定，却一定要命中目标！(四)纳礼于仁：凭良心就是合理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终点。“仁”可以说就是“爱”，由“毫无私累的公心”所发出的爱，即是仁。人能够去除私念，确立公心，则是一超越一切制约的纯粹自觉，而显出最后的主宰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立公心，毫无私累，于是对一切外界事物，皆能依理而立价值判断。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劳氏指出：“好恶”若就情绪意义讲，则一切人、一切动物皆有好恶，何必“仁者”？他推定孔子的意思，是指好恶如理而言。儒家重“义利”之辨，认为从私心则求“利”，从公心则求“义”；“仁”既系公心，则“仁”为“义”本。因为“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即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能立，必然溺于利欲；“公心”能立，才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是“义”，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明确肯定“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依于“仁”，有如“礼”之依于“义”。
依理论程序说，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基础。但由实践程序来看，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并进而由此一意志唤起“公心”。在实践过程中，礼义相连，无法分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由“礼”而直达于“仁”。
“法”必须依“理”制订，而“理”不易明，则是判断上的一大困难。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天理是普遍的公理，必须因时合宜，所以是随时适应的。“时”乃是“变动情境中的适应力”，提醒我们切实把握当前的环境或处境，考虑往昔所守的规范，是不是赶得上变动不居的社会，以求得适中易行的方法。儒家讲求“经权”，便是因为“理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理”不是无定则，却是“人在特殊处境中，有时候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道德决定；但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并不即是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了适应特殊处境的需要，他是在依顺了另一种或另一层规律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因此，表面上违反规律的行为，就一端看，好象是道德规律失去了实际效用，实质上真正失去的只是一时不能适应特殊处境的规律形式，而以能解决当前难题的另一规律代替了它。”熊十力先生说：“经，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理”因时而“变”，必须“权不离经”，才是变而能通。扬雄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道”就是“理”，并不是永恒如如地存在哪里，却是在适应不同的处境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人如果一味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以求适应，终必因过分保守而归于失败；相反地，假若只求适应而不顾原则，也可能导致理想的丧失，亦即是“离经叛道”了。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那就是“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即是“诉诸自己的良心”。王船山说：“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心安则为之，心不能安即不为。因为一切调整，如果能够使自己心安，那就是合于道合于理了。
心安便是“情”(心之美者)。“情”与“欲”不同，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情则是喜怒哀乐恶惧之情。孔子的感情十分丰富，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