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减弱,敌旅长仅带着100余残部由南门出逃。
红军占领了龙岩县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还自发成立了支援红军此次东征的后勤指挥部。当天，周围的农民送来30多头猪以及成挑成筐的蔬菜、鸡蛋、粉干等来慰问红军战士。
不久，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也赶到龙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董振堂率十三军留守龙岩，肖劲光率五军团余部同一军团一道进攻漳州。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的找到政委肖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肖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二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肖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哦，是董将军来了，请坐，没有凳子就委曲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下，他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五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的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就是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就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也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矛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份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大部队走了，董振堂与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往附近的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照顾（擦）它啦，武器是军人的生命，董振堂抽出那支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卸去枪机，然后再拆开，小心翼翼擦拭着各个部件……，然后是熟练地装枪，最后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的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走火了。”放下电话后，董振堂默默将背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等等！你是总指挥呀，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要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我虽是总指挥，更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诚恳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呐！”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广大指战员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五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4月16日，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漳州城外，直逼“闽南王”张贞的老巢。17日，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政治委员左权带领下，向靖城发动攻击，守敌杨逢年旅见红军攻势凶猛，吓得弃城向漳州溃逃。十五军则紧紧咬住敌人，一顿穷追猛打,溃逃的敌人乱成一团，漫山遍野的乱逃，此刻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张贞见大势己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计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331枝，机关枪九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此外，红军还第一次缴获了二架飞机，还有大量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
十四、英雄之死
三、历史的遗憾――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红五军团的三个军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其实,季是一位很能打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他本人很少来，平时的工作都是由季主持。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带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上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在肃反中遭到枪杀，就连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一直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有些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31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奇#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书#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网#“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里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
红军占领了龙岩县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还自发成立了支援红军此次东征的后勤指挥部。当天，周围的农民送来30多头猪以及成挑成筐的蔬菜、鸡蛋、粉干等来慰问红军战士。
不久，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也赶到龙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董振堂率十三军留守龙岩，肖劲光率五军团余部同一军团一道进攻漳州。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的找到政委肖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肖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二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肖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哦，是董将军来了，请坐，没有凳子就委曲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下，他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五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的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就是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就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也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矛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份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大部队走了，董振堂与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往附近的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照顾（擦）它啦，武器是军人的生命，董振堂抽出那支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卸去枪机，然后再拆开，小心翼翼擦拭着各个部件……，然后是熟练地装枪，最后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的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走火了。”放下电话后，董振堂默默将背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等等！你是总指挥呀，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要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我虽是总指挥，更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诚恳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呐！”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广大指战员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五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4月16日，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漳州城外，直逼“闽南王”张贞的老巢。17日，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政治委员左权带领下，向靖城发动攻击，守敌杨逢年旅见红军攻势凶猛，吓得弃城向漳州溃逃。十五军则紧紧咬住敌人，一顿穷追猛打,溃逃的敌人乱成一团，漫山遍野的乱逃，此刻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张贞见大势己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计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331枝，机关枪九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此外，红军还第一次缴获了二架飞机，还有大量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
十四、英雄之死
三、历史的遗憾――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红五军团的三个军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其实,季是一位很能打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他本人很少来，平时的工作都是由季主持。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带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上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在肃反中遭到枪杀，就连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一直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有些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31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奇#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书#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网#“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里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