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天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个英雄的集体！”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啊！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突围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也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他，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道：“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敌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嘱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惨遭杀害。
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与难友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磨难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连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指挥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他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走进来，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团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郭如岳无奈的摇摇头，只好承认。三个月后，他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中，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是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惨遭杀害。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天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个英雄的集体！”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啊！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突围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也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他，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道：“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敌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嘱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惨遭杀害。
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与难友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磨难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连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指挥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他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走进来，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团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郭如岳无奈的摇摇头，只好承认。三个月后，他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中，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是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惨遭杀害。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