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年岁稍长的女儿也面临着生命的歧路，或者接替母亲的“旧业”，或者母女分离，各找生路。女儿不愿也经历母亲的痛苦，她希图以个人的奋斗摆脱“卖身”的命运，她选择了后一条路。母亲随馒头铺老板走了以后，她只身走出家庭，开始在险恶的社会中“漂流”。母亲的命运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她，她恐惧、挣扎，她做过母校的书记员，因为校长易人，工作又丢掉了。她跌进过校长侄子预设的“情网”，做了一段时间的“外室”，因为不忍看“原配”的可怜处境，又自动离开。她也曾经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做过二号女招待，由于自尊，不愿趋奉无耻的顾客而被饭馆老板辞退。她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屈辱，她逐渐明白了母亲的苦衷：“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我不肯马上就往那么走，可是知道它在不很远的地方等着我呢！”她的挣扎和奋斗都失败了，她几乎无饭可吃。这时，所谓“良心”、“自尊”、“道德”一律变成了空话。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上了市”。她终于重蹈了母亲的复辙。她的母亲找到了她。现在，是她用卖身钱来养活母亲，一如当年母亲用卖身钱养活她。“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对于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的思索，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重要内容。“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不是妈妈的毛病……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她在悲苦无告之中，愤激而又凄然的发问。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索的过程。她的遭遇是这样令人费解：“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看来钱并不能使她从根本上摆脱受侮辱的地位。她的前途是命定地摆在那里：“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她后来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被送进“感化院”，不服“感化”，又被投入监狱。这样，她不但不得温饱，也不再有自由。但她反而因此看清楚了先前使她困惑的问题：“监狱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并强不了许多。我不愿死，假若从这儿出去能有个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既不这样，死在那儿不一样呢。”她善良、自尊、倔强，然而她个人抵抗不了社会对她的摧残；她挣扎、奋斗、梦想，然而她最后还是被迫走上了不幸的道路。这不是她个人的过错，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是她从自己半生经历中得到的一个认识，也是作者暗示给读者的思想。这“大监狱”不打碎，不改变，《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同她一样千千万万的穷人，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老舍通过对一个良家女孩子堕落为暗娼的经历的描述，表现了这样的思想，这无异于对旧中国的宣判，它是这样深刻，这样有力。
《月牙儿》不但在主题概括上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试图“以散文诗写小说”（注：《老舍选集・自序》。），这个创作意图是实现了。整个作品以反复出现的“月牙儿”为辅助线索，前后照应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有时“月牙儿”是“我”苦难的见证，有时又以“月牙儿”斜挂于澄碧的夜空，了无依凭，暗喻“我”的身世遭遇。开头写：“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地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小说结尾一句是：“在这里（指监狱），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好久没见着它了！妈妈干什么呢？我想起来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凄清孤寂，哀苦无告，孑然一身，陪伴的只有高悬于中天之上清冷而又明洁的月牙儿，无言的相对之中，包容着多少酸辛苦楚。浓重的感情色彩和舒缓有致的文字，构成了诗的情韵，它简直就是一首血泪交织成的诗篇了。
《我这一辈子》的主题同《月牙儿》有相近的地方。它也是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控诉这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并且诅咒这个世界要它“换个样儿”。只是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孤苦无告的女人，而是一个由裱糊匠出身的“三等警”。
作品以不少篇幅描述了这个“三等警”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困苦的生活景况。巡警和洋车夫是城市里给穷人“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又没有什么手艺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作品中的“我”开初是个裱糊匠，但是命运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他的老婆同人私奔了，这种羞辱使他精神上异常痛苦，他“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加之“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窄”，他放弃了手艺，当了三等警。巡警的差事素来为人看不起，人们戏弄地称巡警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作品中的“我”做了巡警以后，“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儿懒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一个月六块钱的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再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他得用这两块多钱赁一间房，供给老婆孩子吃喝，两块大洋供给一家人的衣食住，那景况之窘迫是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即使如此，照样月月不够“嚼谷”。脚烂了也得去站岗，多么冷多么热，别人可以找地方歇一歇，他们巡警不行。他在公事上谨小慎微，即使是苦差事也深恐被裁掉。然而，后来他还是被无端地裁掉了，那是新局长到来之后，他们这些“胡子巡警”忽然遭了厄运。新局长命令：“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因由，他竞然失掉了饭碗。他虽四十多岁，并不显得苍老，“留下了胡子”竟成了罪过。他从警察局被减下来以后，经人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做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但是刚作到半年，又被人家顶下来，他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他一闲半年，受尽了困苦，最后又“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这次他把胡子剃得光光的去上任，半年工夫，升为排长。为了不致失业，他看人家要私钱，他也要，他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他盘算着自己一年比一年老，而家里的嘴越来越多，要努力干，争取能再当上队长；还要照管一下孙子的事儿。在他这样“咂摸着将来的事儿”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在东北做事的儿子，因为舍不得买药医病，猝然病故。等他把儿子的灵运回来，已经“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孩子。他没法再出外做事，在家乡连个三等警的差事也难混上，他失业了。“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他现在要“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他什么都干：看守空房，帮人家卖菜，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给人家搬家。五十岁的人，出的是二十岁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只有点稀粥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时常挨一天的饿，时常没有煤上火，眼前时常发黑，他“仿佛已摸到了死”。这就是一个三等警的一辈子。如果说，《月牙儿》表现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美好心灵的被毁灭，那么《我这一辈子》则表现了一个“聪明本事”的年轻人，谨小慎微，挣扎一生，屡遭挫折，不断从希望的陡坡上滚落下来的悲惨结局。《月牙儿》是从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卖淫的现象）反映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这一辈子》则是从最通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领域提出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作品中的“我”先是裱糊匠后是三等警，这两种职业，特别是后一种职业，使他能够既看到城市穷苦人们的啼饥号寒，也能窥见阔人的骄奢淫逸。他亲历了人世沧桑，先是目睹了民初一次兵变中“辫子兵”杀人放火抢铺户的罪行，到了后来又看清了军阀官僚榨取民脂民膏养肥自己的事实。“辫子兵”自己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却杀了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说是就地正法！作品中的“我”痛快淋漓地斥骂：“天下要有这个‘法’，我ב法’的亲娘祖奶奶！”民国初年，他为“宅门”守宅，看里面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可是他更知道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作官的老爷“就好象刚惊蛰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在他的一生中，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他才认为这是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作家并不是简单地同情，他是借这个三等警的一辈子的坎坷遭遇以及悲剧结局描述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并且暗示给人们：这样的旧世界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这一辈子》在艺术色调上近于一幅浓淡相间的风情画。这幅风情画，整个地是由“我”的眼睛看出的，自然也涂抹着 “我”的感情色彩。作家并不想以大起大落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只是以平静的叙述和舒缓的语气从容地勾画裱糊店的事事物物，市民办丧事的风习，三等警的生活际遇，内容甚至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它的艺术的独创性正在这里：惟其平淡无奇，才更显出真实，更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千百万“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它琐碎得近于流水账，然而这种朴拙得近于自然摹写的笔触，更能显示作品的自然天成。这是大巧之拙，是艺术上匠心独运之后所达到的浑朴之境。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是老舍三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力作。他是倾注了全部感情来写作的。我们在《月牙儿》的抒情的感唱中，在《我这一辈子》的洞悉人情世故的体验中，都仿佛可以听到作家本人的声音，感触到作家心灵的震颤。以同城市贫苦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感情描述他们的生活，这是老舍这些作品所以具有一种特别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文博士》
《文博士》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论语》第九十八期开始连载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选民》，一九四○年香港作者书社初版印行时改为《文博士》。
文博士在美国读书五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他并不是笃于学问的学者，在留学期间即学会了钻营和拉帮扯套，希望着有一天回国以后好互相帮衬。在他看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认为在美国留学五年，就是“当代的状元”，回国以后，“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但是，回国半年，在许多地方奔波，竟自没有他的事作。他在钻营和懊丧中逐渐领悟了一些“奥妙”：这个社会“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文博士性格上的特点是巧于钻营，并不是“愤世嫉俗”，所以他面对着眼前的黑暗现状并没有多少义愤。他看清楚了，就以极细密的谋画，找“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希冀在耸身一跳之后，有一个接近“社会最上层”的立脚点。文博士这种欲罢不能的钻营活动，构成了全书的贯穿线索。他先是找到颇有权势的焦委员，靠他的推荐，又到济南找到管理齐鲁文化学会的唐先生，借助唐先生，他知道了不少济南各方面的“关系”的“情报”，特别是得知大生堂药店老板要找女婿的“情报”，他如获至宝。本来，他到济南，按焦委员的设计，他应该靠联姻的方式接近富商或地主，然后再攀附而上。这对于焦委员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羽翼；对于文博士，他可以借此找到那块达到“美的园林”的石头。现在，唐先生告诉他的“情报”恰恰为他打开这条通路预备了极好的机缘。他斗胆拜访杨家，并一举成功，博得杨家掌权人物杨老太太的欢心，而后又得到“六姑娘”丽琳的垂青。这样他就真的在“大泥潭”中“找到了那块石头”，同待嫁的丽琳打得火热，达到准备结婚的地步，并在丽琳的指点下，同杨家大女婿卢平福搭上“关系”，谋得“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月薪二百多块钱，外加车马费四十元。至此，文博士算是“打进”了当时的官场，只待更大的机运，谋取更高的职位，层楼再上了。故事也就在文博士得意忘形的自我欣赏里结束。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
《月牙儿》不但在主题概括上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试图“以散文诗写小说”（注：《老舍选集・自序》。），这个创作意图是实现了。整个作品以反复出现的“月牙儿”为辅助线索，前后照应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有时“月牙儿”是“我”苦难的见证，有时又以“月牙儿”斜挂于澄碧的夜空，了无依凭，暗喻“我”的身世遭遇。开头写：“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地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小说结尾一句是：“在这里（指监狱），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好久没见着它了！妈妈干什么呢？我想起来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凄清孤寂，哀苦无告，孑然一身，陪伴的只有高悬于中天之上清冷而又明洁的月牙儿，无言的相对之中，包容着多少酸辛苦楚。浓重的感情色彩和舒缓有致的文字，构成了诗的情韵，它简直就是一首血泪交织成的诗篇了。
《我这一辈子》的主题同《月牙儿》有相近的地方。它也是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控诉这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并且诅咒这个世界要它“换个样儿”。只是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孤苦无告的女人，而是一个由裱糊匠出身的“三等警”。
作品以不少篇幅描述了这个“三等警”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困苦的生活景况。巡警和洋车夫是城市里给穷人“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又没有什么手艺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作品中的“我”开初是个裱糊匠，但是命运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他的老婆同人私奔了，这种羞辱使他精神上异常痛苦，他“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加之“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窄”，他放弃了手艺，当了三等警。巡警的差事素来为人看不起，人们戏弄地称巡警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作品中的“我”做了巡警以后，“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儿懒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一个月六块钱的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再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他得用这两块多钱赁一间房，供给老婆孩子吃喝，两块大洋供给一家人的衣食住，那景况之窘迫是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即使如此，照样月月不够“嚼谷”。脚烂了也得去站岗，多么冷多么热，别人可以找地方歇一歇，他们巡警不行。他在公事上谨小慎微，即使是苦差事也深恐被裁掉。然而，后来他还是被无端地裁掉了，那是新局长到来之后，他们这些“胡子巡警”忽然遭了厄运。新局长命令：“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因由，他竞然失掉了饭碗。他虽四十多岁，并不显得苍老，“留下了胡子”竟成了罪过。他从警察局被减下来以后，经人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做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但是刚作到半年，又被人家顶下来，他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他一闲半年，受尽了困苦，最后又“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这次他把胡子剃得光光的去上任，半年工夫，升为排长。为了不致失业，他看人家要私钱，他也要，他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他盘算着自己一年比一年老，而家里的嘴越来越多，要努力干，争取能再当上队长；还要照管一下孙子的事儿。在他这样“咂摸着将来的事儿”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在东北做事的儿子，因为舍不得买药医病，猝然病故。等他把儿子的灵运回来，已经“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孩子。他没法再出外做事，在家乡连个三等警的差事也难混上，他失业了。“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他现在要“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他什么都干：看守空房，帮人家卖菜，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给人家搬家。五十岁的人，出的是二十岁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只有点稀粥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时常挨一天的饿，时常没有煤上火，眼前时常发黑，他“仿佛已摸到了死”。这就是一个三等警的一辈子。如果说，《月牙儿》表现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美好心灵的被毁灭，那么《我这一辈子》则表现了一个“聪明本事”的年轻人，谨小慎微，挣扎一生，屡遭挫折，不断从希望的陡坡上滚落下来的悲惨结局。《月牙儿》是从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卖淫的现象）反映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这一辈子》则是从最通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领域提出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作品中的“我”先是裱糊匠后是三等警，这两种职业，特别是后一种职业，使他能够既看到城市穷苦人们的啼饥号寒，也能窥见阔人的骄奢淫逸。他亲历了人世沧桑，先是目睹了民初一次兵变中“辫子兵”杀人放火抢铺户的罪行，到了后来又看清了军阀官僚榨取民脂民膏养肥自己的事实。“辫子兵”自己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却杀了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说是就地正法！作品中的“我”痛快淋漓地斥骂：“天下要有这个‘法’，我ב法’的亲娘祖奶奶！”民国初年，他为“宅门”守宅，看里面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可是他更知道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作官的老爷“就好象刚惊蛰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在他的一生中，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他才认为这是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作家并不是简单地同情，他是借这个三等警的一辈子的坎坷遭遇以及悲剧结局描述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并且暗示给人们：这样的旧世界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这一辈子》在艺术色调上近于一幅浓淡相间的风情画。这幅风情画，整个地是由“我”的眼睛看出的，自然也涂抹着 “我”的感情色彩。作家并不想以大起大落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只是以平静的叙述和舒缓的语气从容地勾画裱糊店的事事物物，市民办丧事的风习，三等警的生活际遇，内容甚至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它的艺术的独创性正在这里：惟其平淡无奇，才更显出真实，更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千百万“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它琐碎得近于流水账，然而这种朴拙得近于自然摹写的笔触，更能显示作品的自然天成。这是大巧之拙，是艺术上匠心独运之后所达到的浑朴之境。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是老舍三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力作。他是倾注了全部感情来写作的。我们在《月牙儿》的抒情的感唱中，在《我这一辈子》的洞悉人情世故的体验中，都仿佛可以听到作家本人的声音，感触到作家心灵的震颤。以同城市贫苦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感情描述他们的生活，这是老舍这些作品所以具有一种特别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文博士》
《文博士》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论语》第九十八期开始连载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选民》，一九四○年香港作者书社初版印行时改为《文博士》。
文博士在美国读书五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他并不是笃于学问的学者，在留学期间即学会了钻营和拉帮扯套，希望着有一天回国以后好互相帮衬。在他看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认为在美国留学五年，就是“当代的状元”，回国以后，“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但是，回国半年，在许多地方奔波，竟自没有他的事作。他在钻营和懊丧中逐渐领悟了一些“奥妙”：这个社会“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文博士性格上的特点是巧于钻营，并不是“愤世嫉俗”，所以他面对着眼前的黑暗现状并没有多少义愤。他看清楚了，就以极细密的谋画，找“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希冀在耸身一跳之后，有一个接近“社会最上层”的立脚点。文博士这种欲罢不能的钻营活动，构成了全书的贯穿线索。他先是找到颇有权势的焦委员，靠他的推荐，又到济南找到管理齐鲁文化学会的唐先生，借助唐先生，他知道了不少济南各方面的“关系”的“情报”，特别是得知大生堂药店老板要找女婿的“情报”，他如获至宝。本来，他到济南，按焦委员的设计，他应该靠联姻的方式接近富商或地主，然后再攀附而上。这对于焦委员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羽翼；对于文博士，他可以借此找到那块达到“美的园林”的石头。现在，唐先生告诉他的“情报”恰恰为他打开这条通路预备了极好的机缘。他斗胆拜访杨家，并一举成功，博得杨家掌权人物杨老太太的欢心，而后又得到“六姑娘”丽琳的垂青。这样他就真的在“大泥潭”中“找到了那块石头”，同待嫁的丽琳打得火热，达到准备结婚的地步，并在丽琳的指点下，同杨家大女婿卢平福搭上“关系”，谋得“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月薪二百多块钱，外加车马费四十元。至此，文博士算是“打进”了当时的官场，只待更大的机运，谋取更高的职位，层楼再上了。故事也就在文博士得意忘形的自我欣赏里结束。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