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和话剧，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茶馆》是老舍后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其语言艺术，更达到了炉火纯青、无以伦比的美妙境界。
其一，是性格化。如同《龙须沟》一样，《茶馆》中的对话，都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使人物之间的性格区别非常鲜明。我们先看戏开始时，松二爷、常四爷和二德子的一段对话：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叫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你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这是一场小小的冲突，每个人不过讲了两三句话，但是三个人的语言，彼此有极为鲜明的差异。松二爷的话平稳，周详；常四爷的话硬梆，有一股倔劲儿；二德子的话难听，又臭又硬，带有无赖气。他们讲的话，都是各自应该说的语言，因而鲜明地显示着三个人的不同性格：松二爷软弱，胆小怕事；常四爷刚强，正直不屈；二德子霸道，蛮横不讲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茶馆》中的每一句台词，都不是只表达思想的、静止而又刻板的念白。而是来源于动作，显示着动作的，可以说，剧作家把刻划人物性格的两个基本手段一一对话与动作，巧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我们这里说的动作，不单是指人物的外部动作，也包括人物的内心动作。言为心声，语言是人的内在感情的一种外在表现形态。从这一角度说，对话所显示的动作性，主要还是人物的内心动作。我们来看第一幕里的一个片断。农民康六为生活所迫，要把女儿卖掉，他正和人贩子刘麻子展开一场揪心的“谈判”。刘麻子先开口：“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刘麻子单刀直入，一开始就把价码提出来了，因为在他看来，和这个破产农民打交道，用不着绕弯子。他逼迫康六快成交，而且用“没工夫伺候你”相威胁，是因为他深知康六的处境与弱点。康六说：“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康六的话，比较平静，他似乎只愿多得到一些银子，并无他念。其实，可以想见，作为一个老实农民，他忍心卖女，必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痛苦，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了，他也只好以表面上的淡然压制住内心的痛苦。刘麻子接着说：“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此言可见刘麻子的狠毒。他的狠毒不只表现在用这样刺人伤痛的话反驳老实的康六，还在于他非常自信于自己所讲的“理”，因而可以想象出，他的神情是很得意的。康六的回答是：“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刘麻子的话，确实刺痛了康六的心，他不象开始那样平静了，他似乎想哭诉自己的遭遇，但是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作家让他欲言又止，实是以静显动，更可显示康六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涛。心狠手辣的刘麻子进一步追逼：“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康六经不起刘麻子的再三戳刺了，他说：“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这既是为自己辩解，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康六本不想讲这些话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卖女儿总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刘麻子逼得他不得不说。他讲的都是大实话，刘麻子无法反驳，只好说：“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康六的激动，倒引起了刘麻子的平静，他觉得需要向康六讲几句软话了，以便尽快结束这场交易。他摆出一副替康六着想的架式，尽力使康六相信，他是在为康六做一件好事。刘麻子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不以贩卖人口为缺德，反以为荣，他越是标榜自己做了好事，我们则越发感到他是坏透了。在这一场戏里，康六的老实、善良，刘麻子的狠毒、奸诈，都写得很鲜明。通过这些对话，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人物的存在，不仅可以想见他们的活灵活现的神色，而且可以窥见其内心。老舍主张，剧作家必须能使人物“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注：《戏剧语言》。），《茶馆》中的几十个人物，性格各殊，谈吐迥异，彼此区别得十分鲜明，原因就在于老舍让他们各自都讲出了“掏心窝子的话”，这是真正的性格化的语言，是话剧艺术的至高境界。
其二，是能将人物与环境融合在一起，在简洁中包含着较大的容量。前面所引的刘麻子与康六的“谈判”，既是对人物性格的展示，又是对社会环境的透视。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不光认识了康六的老实和刘麻子的狠毒，而且还对当时农村的破产、人民的饥馑有了切身的感受，而刘麻子一类社会渣滓自鸣得意、如鱼得水般地自在，更加重了弥漫在整个生活画面上的阴冷、凄凉的气氛。我们再来看庞太监与秦仲义的一场微妙的“舌战”：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一方是当今朝廷的要人，一方是财大气粗的新兴资本家，一个要借维新运动的失败，试图杀一杀对方的威风，以显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则不卑不亢，话里有刀，表面的奉承、谦和中，分明显露着对对手的不敬，显露着继续较量的勇气。这不是什么正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在邂逅之时，两人逗嘴皮子而已，然而，老舍把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性格特征，写得维妙维肖，十分逼真。这是真正的传神之笔。它不光“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之“神”，也“传”了社会环境之“神”。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变动之中：维新派领袖被杀头了，顽固派重又猖獗；维新派暂时失利，但是坚持维新立场的人，并不甘心于退出政治舞台。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几段平平常常的对话，却真实地揭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面貌，这种既写人又写事，能够把人物性格刻划与社会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话，真正具备以一当十的功能，非大手笔是写不出的。
其三，是幽默。《茶馆》的幽默感，是对同旧社会和对反动人物的讽刺联系在一起的。老舍曾经说，穷，使他好骂世，但是他的笑骂，“又不赶尽杀绝”（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就看出，他不赞成把讽刺搞得太直、太露，而主张用语要委婉含蓄一些，以便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幽默。《茶馆》语言的幽默，也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二者的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令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讽刺场面。在第二幕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宋恩子和吴祥子进茶馆之后，松二爷认出了这两个老式特务，赶紧上来请安，王利发受了感染，也请安，宋、吴二人愣住了，于是有下面的对话：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这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宋恩子、吴祥子的“灰大褂”，不仅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脱掉，反而在民国的统治下成了铁饭碗，这本身就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松二爷、王利发以清朝的礼节待他们，更加强了事物原有的讽刺性。老舍进而又让松二爷和王利发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回答宋恩子的问题，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通过一笑，不仅使读者或观众得到了一次美感的享受，而且经过回味，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这两个黑暗时代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可见老舍的幽默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是强烈而又严肃的。作家不只把幽默的语言赋予他所同情或支持的人物，有时也赋予他所否定或憎恶的人物。唐铁嘴、刘麻子、黄胖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甚至那个只露面一次，老把“好”说成“蒿”的沈处长，作家在刻划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注重语言的个性化，一方面则竭力使其语言生动而又可笑，让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批社会渣滓的可恶、可憎，领略幽默背后所显示出来的埋葬旧时代的严肃主题。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逼真地暴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潮，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
其一，是性格化。如同《龙须沟》一样，《茶馆》中的对话，都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使人物之间的性格区别非常鲜明。我们先看戏开始时，松二爷、常四爷和二德子的一段对话：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叫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你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这是一场小小的冲突，每个人不过讲了两三句话，但是三个人的语言，彼此有极为鲜明的差异。松二爷的话平稳，周详；常四爷的话硬梆，有一股倔劲儿；二德子的话难听，又臭又硬，带有无赖气。他们讲的话，都是各自应该说的语言，因而鲜明地显示着三个人的不同性格：松二爷软弱，胆小怕事；常四爷刚强，正直不屈；二德子霸道，蛮横不讲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茶馆》中的每一句台词，都不是只表达思想的、静止而又刻板的念白。而是来源于动作，显示着动作的，可以说，剧作家把刻划人物性格的两个基本手段一一对话与动作，巧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我们这里说的动作，不单是指人物的外部动作，也包括人物的内心动作。言为心声，语言是人的内在感情的一种外在表现形态。从这一角度说，对话所显示的动作性，主要还是人物的内心动作。我们来看第一幕里的一个片断。农民康六为生活所迫，要把女儿卖掉，他正和人贩子刘麻子展开一场揪心的“谈判”。刘麻子先开口：“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刘麻子单刀直入，一开始就把价码提出来了，因为在他看来，和这个破产农民打交道，用不着绕弯子。他逼迫康六快成交，而且用“没工夫伺候你”相威胁，是因为他深知康六的处境与弱点。康六说：“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康六的话，比较平静，他似乎只愿多得到一些银子，并无他念。其实，可以想见，作为一个老实农民，他忍心卖女，必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痛苦，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了，他也只好以表面上的淡然压制住内心的痛苦。刘麻子接着说：“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此言可见刘麻子的狠毒。他的狠毒不只表现在用这样刺人伤痛的话反驳老实的康六，还在于他非常自信于自己所讲的“理”，因而可以想象出，他的神情是很得意的。康六的回答是：“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刘麻子的话，确实刺痛了康六的心，他不象开始那样平静了，他似乎想哭诉自己的遭遇，但是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作家让他欲言又止，实是以静显动，更可显示康六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涛。心狠手辣的刘麻子进一步追逼：“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康六经不起刘麻子的再三戳刺了，他说：“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这既是为自己辩解，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康六本不想讲这些话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卖女儿总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刘麻子逼得他不得不说。他讲的都是大实话，刘麻子无法反驳，只好说：“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康六的激动，倒引起了刘麻子的平静，他觉得需要向康六讲几句软话了，以便尽快结束这场交易。他摆出一副替康六着想的架式，尽力使康六相信，他是在为康六做一件好事。刘麻子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不以贩卖人口为缺德，反以为荣，他越是标榜自己做了好事，我们则越发感到他是坏透了。在这一场戏里，康六的老实、善良，刘麻子的狠毒、奸诈，都写得很鲜明。通过这些对话，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人物的存在，不仅可以想见他们的活灵活现的神色，而且可以窥见其内心。老舍主张，剧作家必须能使人物“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注：《戏剧语言》。），《茶馆》中的几十个人物，性格各殊，谈吐迥异，彼此区别得十分鲜明，原因就在于老舍让他们各自都讲出了“掏心窝子的话”，这是真正的性格化的语言，是话剧艺术的至高境界。
其二，是能将人物与环境融合在一起，在简洁中包含着较大的容量。前面所引的刘麻子与康六的“谈判”，既是对人物性格的展示，又是对社会环境的透视。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不光认识了康六的老实和刘麻子的狠毒，而且还对当时农村的破产、人民的饥馑有了切身的感受，而刘麻子一类社会渣滓自鸣得意、如鱼得水般地自在，更加重了弥漫在整个生活画面上的阴冷、凄凉的气氛。我们再来看庞太监与秦仲义的一场微妙的“舌战”：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一方是当今朝廷的要人，一方是财大气粗的新兴资本家，一个要借维新运动的失败，试图杀一杀对方的威风，以显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则不卑不亢，话里有刀，表面的奉承、谦和中，分明显露着对对手的不敬，显露着继续较量的勇气。这不是什么正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在邂逅之时，两人逗嘴皮子而已，然而，老舍把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性格特征，写得维妙维肖，十分逼真。这是真正的传神之笔。它不光“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之“神”，也“传”了社会环境之“神”。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变动之中：维新派领袖被杀头了，顽固派重又猖獗；维新派暂时失利，但是坚持维新立场的人，并不甘心于退出政治舞台。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几段平平常常的对话，却真实地揭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面貌，这种既写人又写事，能够把人物性格刻划与社会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话，真正具备以一当十的功能，非大手笔是写不出的。
其三，是幽默。《茶馆》的幽默感，是对同旧社会和对反动人物的讽刺联系在一起的。老舍曾经说，穷，使他好骂世，但是他的笑骂，“又不赶尽杀绝”（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就看出，他不赞成把讽刺搞得太直、太露，而主张用语要委婉含蓄一些，以便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幽默。《茶馆》语言的幽默，也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二者的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令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讽刺场面。在第二幕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宋恩子和吴祥子进茶馆之后，松二爷认出了这两个老式特务，赶紧上来请安，王利发受了感染，也请安，宋、吴二人愣住了，于是有下面的对话：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这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宋恩子、吴祥子的“灰大褂”，不仅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脱掉，反而在民国的统治下成了铁饭碗，这本身就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松二爷、王利发以清朝的礼节待他们，更加强了事物原有的讽刺性。老舍进而又让松二爷和王利发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回答宋恩子的问题，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通过一笑，不仅使读者或观众得到了一次美感的享受，而且经过回味，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这两个黑暗时代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可见老舍的幽默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是强烈而又严肃的。作家不只把幽默的语言赋予他所同情或支持的人物，有时也赋予他所否定或憎恶的人物。唐铁嘴、刘麻子、黄胖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甚至那个只露面一次，老把“好”说成“蒿”的沈处长，作家在刻划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注重语言的个性化，一方面则竭力使其语言生动而又可笑，让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批社会渣滓的可恶、可憎，领略幽默背后所显示出来的埋葬旧时代的严肃主题。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逼真地暴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潮，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