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居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1]
安排和一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怡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澳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众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2]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3]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0]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1]同[10]。
[12] 同 [10]。
[13]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14]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5]同[14]。
[16]同[10]。
[17]同[13]。
----
7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间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1]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2]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3]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4]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职能，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5]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6]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岗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居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1]
安排和一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怡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澳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众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2]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3]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0]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1]同[10]。
[12] 同 [10]。
[13]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14]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5]同[14]。
[16]同[10]。
[17]同[13]。
----
7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间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1]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2]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3]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4]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职能，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5]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6]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岗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