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运动，更令当局坐卧不安，党外人士乘中坜事件之余威，组成联合阵线，很多知识的子如陈鼓应、王拓、姚嘉文、吕秀莲、陈婉真、黄煌雄等，亦跳出空谈的范围，投身实际政治，成群结队的人专学生，参加助阵，激起空前的政治热潮。
其热烈情况，有陈鼓应自己的记载为证：
“选期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会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党外进一步成立‘助选团’以互相支援，总干事是施明德（现以无期徒刑囚禁监狱中）。同时党外候选人第一次提出‘共同政见’，除了要求解除戒严令之外，还要求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废除违警罚法、禁止非法逮捕与刑制，此外要求废除对大企业、大资本家的保护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制定劳动基准法及防止环境污染法等等。这些政见，有的是属于基本政策性的问题，有的则是枝节性的问题。
选举期间，传单攻势十分凌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青矗的一份传单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张。‘工有’是指‘分红入股，工者有其厂’，‘工治’是指‘劳资平等，革新工会组织’，‘工享’是指‘提高工资，分享经济成果’。王拓的一份传单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主要是由广大的农民、劳工、渔民、一切受雇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业者以及所有中下级军、公教人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庞大的社会财富大部分却由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决策层的官僚集团所垄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黄顺兴散发一份《还我民权》的小册子，里面逐条列举事实，说明宪法所赋与人民的各种权利，均被国民党政府所‘蓄意剥夺，。其中另有一节，提出向来都没有人敢提的质问：一九五四年，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就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知道的，我要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了！各位，这份密录是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公开出来的，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过，只有我们这边的报纸一个字都没有提，不但如此，国民党当局对于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既不反驳，也不解释……。各位，国民党早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反攻无望，却一直借着‘反攻’的需要做理由，用施行‘戒严法’的手段来剥夺我们应享有的民权！
此外，陈鼓应、陈婉真的《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轰动一时。它抨击三十年来国民党‘虽独揽政权于不坠’，但‘反攻迄无寸展，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以至有违民族主义：‘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以至有违民权主义；‘政权与对阀相结，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以至背离民生主义。‘三民’之中，‘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可见国民党党魂‘失之久矣’！事实上，这份宣言并不如揭露的言论来得尖锐．但未料它却引起国民党的当局的震怒。”[18]
假使，卡特建交的声明，稍延时日，选举照常进行，国民党的惨败，自不待言。幸而断交挽回了国府的面子，蒋经国总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乘此危难之际，下令暂停。
“暂停”是一种权宜措施，也叮以说，是情非得已的办法，党外人士，如果懂得收敛，以安定团结为重，那末，余登发被捕，和以后的“高雄事件”应可避免。
国府的原则，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则容忍，一旦向它的统治权力挑战，就会感情用事。雷震的《自由中国》，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其奈，黄信介、王拓、姚嘉文、施明德等激进分子，有勇无谋，诚如新闻局出的一本小册子所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
事件的经过，综合如下：
政府禁止组党，但不禁止出刊物办杂志。利用这个漏洞，《美丽岛》杂志一方面以言论争取读者，一方面以刊物名义举办集会。并在全省设立十余处办事处，作为党的变相机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丽岛》杂志向国府情治单位申请登记一个为数达三万人的集会游行，理由是庆祝“国际人权日”。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局批准。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且打着人权的旗号，当局一定批驳。
以黄信介为首的杂志方面，表示无法屈服，准也好，不准也好，将照常举行。至此，双方接近摊牌阶段，国府研商对策，杂志方面发动强烈宣传攻势。
十日下午五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及小巷，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六时许，中山一路《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已有五、六百人聚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的宣传车，不停地广播，并声称集会照常举行。
六时五分，黄信介抵达高雄车站，据官方说，一位姓常的司令曾与黄会晤，希望大会地点限于《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门前，“但不得于会后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常司令并说：“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此说，如果是事实，官方的态度可圈可点，确实是大让步。而黄亦满口承诺，订下君子协定。
六时五十的，《美丽岛》的宣传车出动，沿中山路开往大港埔圆环，因高声播音，看热闹的民众尾随，且越聚越多。最后，达三千人左右。
七时整，大会开始，发表演说、唱歌，并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稍后，黄信介与姚嘉文登上宣传车，致词演讲。
八时十分，姚和施明德，走进中山路派出所，要求四周的治安部队撤离，俾大会能顺利进行，南区警备司令部的张副司令，则认为黄信介未遵守诺言，双方谈判破裂。
群众的情绪，本来不易控制，受到刺激，更易发生反应。八点四于五的，游行开始，人数约四、五十名。均持火把，另有数十人持木棍铁棒，由三辆宣传车为首开道，向中正四路行进。
宪兵奉命阻止，游行队伍即以火把攻击。官方的宣传说，执勤宪兵奉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
九时左右，游行队伍抵达杂志服务处对面的大益饭店，和保警发生冲突。据说，“数十名暴徒这时猛力掷出石头与砖块，然后举棍见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挡攻击，保住了上身，脚部即挨棒击；护住了上半身，头、手又挨到无情的棒打，他们因此节节后退。”
十时二十分，宪兵开始镇压，施放摧泪弹，人群逐渐驱散，但仍有数十人继续投掷石头、火把、酒瓶。
凌晨二时三十的，双方撤离，恢复平静。
官方的说法，先暴后镇，党外人士的指责，是先镇后，．这个是非，局外人不易弄得清楚。
比较中庸的判断，国民党有备无患，张网捉鱼，尽力搜集证据，准备算总帐。党外人士，走火入魔，认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
官方事后出了一本小册子，一面之词，理所当然，但仍不无可信的观点与分析，如：
“第二，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群众支持有所错估。自从大前年底选举以来，部分无党籍人士即陶醉于拥有大量群众的幻想。这种幻想，主要源于演讲台前的大量听众。他们未能分别出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他们也未曾体会到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珍惜．与对暴力破坏的厌恶。他们把临时驻足的听众，当作了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常说：‘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可见其误解之深。”
很多人对国府不满，那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可是不满与起而革命间，有很大的距离。台湾在国府的统制下，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谁肯跟自己过不去呢？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国民党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人到使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注释：[1]《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2]同[1]。
[3]《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4]同[3]，第26-27页。
[5]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6]同[5]。
[7]同[5]。
[8]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9]同[8]。
[10]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10]，第254页。
[12]同[10]，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8]。
----
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
其热烈情况，有陈鼓应自己的记载为证：
“选期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会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党外进一步成立‘助选团’以互相支援，总干事是施明德（现以无期徒刑囚禁监狱中）。同时党外候选人第一次提出‘共同政见’，除了要求解除戒严令之外，还要求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废除违警罚法、禁止非法逮捕与刑制，此外要求废除对大企业、大资本家的保护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制定劳动基准法及防止环境污染法等等。这些政见，有的是属于基本政策性的问题，有的则是枝节性的问题。
选举期间，传单攻势十分凌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青矗的一份传单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张。‘工有’是指‘分红入股，工者有其厂’，‘工治’是指‘劳资平等，革新工会组织’，‘工享’是指‘提高工资，分享经济成果’。王拓的一份传单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主要是由广大的农民、劳工、渔民、一切受雇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业者以及所有中下级军、公教人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庞大的社会财富大部分却由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决策层的官僚集团所垄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黄顺兴散发一份《还我民权》的小册子，里面逐条列举事实，说明宪法所赋与人民的各种权利，均被国民党政府所‘蓄意剥夺，。其中另有一节，提出向来都没有人敢提的质问：一九五四年，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就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知道的，我要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了！各位，这份密录是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公开出来的，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过，只有我们这边的报纸一个字都没有提，不但如此，国民党当局对于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既不反驳，也不解释……。各位，国民党早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反攻无望，却一直借着‘反攻’的需要做理由，用施行‘戒严法’的手段来剥夺我们应享有的民权！
此外，陈鼓应、陈婉真的《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轰动一时。它抨击三十年来国民党‘虽独揽政权于不坠’，但‘反攻迄无寸展，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以至有违民族主义：‘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以至有违民权主义；‘政权与对阀相结，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以至背离民生主义。‘三民’之中，‘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可见国民党党魂‘失之久矣’！事实上，这份宣言并不如揭露的言论来得尖锐．但未料它却引起国民党的当局的震怒。”[18]
假使，卡特建交的声明，稍延时日，选举照常进行，国民党的惨败，自不待言。幸而断交挽回了国府的面子，蒋经国总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乘此危难之际，下令暂停。
“暂停”是一种权宜措施，也叮以说，是情非得已的办法，党外人士，如果懂得收敛，以安定团结为重，那末，余登发被捕，和以后的“高雄事件”应可避免。
国府的原则，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则容忍，一旦向它的统治权力挑战，就会感情用事。雷震的《自由中国》，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其奈，黄信介、王拓、姚嘉文、施明德等激进分子，有勇无谋，诚如新闻局出的一本小册子所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
事件的经过，综合如下：
政府禁止组党，但不禁止出刊物办杂志。利用这个漏洞，《美丽岛》杂志一方面以言论争取读者，一方面以刊物名义举办集会。并在全省设立十余处办事处，作为党的变相机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丽岛》杂志向国府情治单位申请登记一个为数达三万人的集会游行，理由是庆祝“国际人权日”。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局批准。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且打着人权的旗号，当局一定批驳。
以黄信介为首的杂志方面，表示无法屈服，准也好，不准也好，将照常举行。至此，双方接近摊牌阶段，国府研商对策，杂志方面发动强烈宣传攻势。
十日下午五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及小巷，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六时许，中山一路《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已有五、六百人聚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的宣传车，不停地广播，并声称集会照常举行。
六时五分，黄信介抵达高雄车站，据官方说，一位姓常的司令曾与黄会晤，希望大会地点限于《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门前，“但不得于会后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常司令并说：“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此说，如果是事实，官方的态度可圈可点，确实是大让步。而黄亦满口承诺，订下君子协定。
六时五十的，《美丽岛》的宣传车出动，沿中山路开往大港埔圆环，因高声播音，看热闹的民众尾随，且越聚越多。最后，达三千人左右。
七时整，大会开始，发表演说、唱歌，并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稍后，黄信介与姚嘉文登上宣传车，致词演讲。
八时十分，姚和施明德，走进中山路派出所，要求四周的治安部队撤离，俾大会能顺利进行，南区警备司令部的张副司令，则认为黄信介未遵守诺言，双方谈判破裂。
群众的情绪，本来不易控制，受到刺激，更易发生反应。八点四于五的，游行开始，人数约四、五十名。均持火把，另有数十人持木棍铁棒，由三辆宣传车为首开道，向中正四路行进。
宪兵奉命阻止，游行队伍即以火把攻击。官方的宣传说，执勤宪兵奉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
九时左右，游行队伍抵达杂志服务处对面的大益饭店，和保警发生冲突。据说，“数十名暴徒这时猛力掷出石头与砖块，然后举棍见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挡攻击，保住了上身，脚部即挨棒击；护住了上半身，头、手又挨到无情的棒打，他们因此节节后退。”
十时二十分，宪兵开始镇压，施放摧泪弹，人群逐渐驱散，但仍有数十人继续投掷石头、火把、酒瓶。
凌晨二时三十的，双方撤离，恢复平静。
官方的说法，先暴后镇，党外人士的指责，是先镇后，．这个是非，局外人不易弄得清楚。
比较中庸的判断，国民党有备无患，张网捉鱼，尽力搜集证据，准备算总帐。党外人士，走火入魔，认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
官方事后出了一本小册子，一面之词，理所当然，但仍不无可信的观点与分析，如：
“第二，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群众支持有所错估。自从大前年底选举以来，部分无党籍人士即陶醉于拥有大量群众的幻想。这种幻想，主要源于演讲台前的大量听众。他们未能分别出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他们也未曾体会到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珍惜．与对暴力破坏的厌恶。他们把临时驻足的听众，当作了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常说：‘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可见其误解之深。”
很多人对国府不满，那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可是不满与起而革命间，有很大的距离。台湾在国府的统制下，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谁肯跟自己过不去呢？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国民党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人到使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注释：[1]《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2]同[1]。
[3]《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4]同[3]，第26-27页。
[5]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6]同[5]。
[7]同[5]。
[8]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9]同[8]。
[10]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10]，第254页。
[12]同[10]，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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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