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既晓之以情，又动之于理，这封信终于打动了汉和帝。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踏上了归乡之途。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未干。”整整三十年啊，班超已经年过七十，他一身病痛，特别是胸肋处，时常疼痛难忍（心脏病？）。这一年的八月，班超回到了洛阳，洛阳依旧繁华，歌舞升平，与西域的贫穷与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忽然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似乎三十年前在车师奇袭匈奴使团的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
曾经指挥过金微山战役的将领任尚被指定了新一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前来拜访班超，希望得到班超的指点。任尚谦虚地请教说：“阁下在外国呆了三十余年，在下有幸继承你的位置，任务艰巨，我所考虑的或有不周到之处，愿意聆听阁下的教诲。”
班超点点头，对任尚说：“老夫年老了，智力大不如从前，阁下多次为国家担当重任，班超岂敢与阁下相比。实在不得不说的话，就说几句愚昧的话了。屯居在塞外的中国士兵，大多不是孝子贤孙，而是因犯了罪而发配到那里的；而塞外蛮夷，与鸟兽一样，桀骜难驯，容易败事。阁下性格严厉而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察政如果不得要领，就容易丧失人心，所以不宜严苛，而应该要宽松简易，对于小过错不要计较，总揽大纲、把握全局就行了。”
任尚毕恭毕敬地听着，见班超不再往下说了，问道：“就这些啊？”班超点点头，任尚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向班超辞行。班超见任尚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他想起老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任尚回去后，对自己的亲信说：“我还道班君有什么奇谋妙策，今天一听，真是太平常了。”说罢又摇摇头。
汉和帝召见班超，拜为射声校尉，但此时班超已经病情加重了，和帝时不时派人前来探望班超，并赐予医药，即便如此，班超的生命之火已经微弱到一阵风就可以吹灭了。
九月，班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距离他回家仅仅一个月。
班超不仅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他几乎仅凭个人的勇气与智慧，降服西域五十余个国家，如此伟业，空前绝后。不独中国历史，举诸世界历史，奋斗于异域，而卒能成大业的，能与班超比肩者，亦不过凤毛麟角罢了，英国的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勉强可以入选，笔者浅陋，试分析之。
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之冒险家与军人，1751年，克莱武以五百人的英印部队（英军三百人），坚守亚科特，面对一万人的印法军队（法军一百五十人），赖其神勇表现，顶住压力，使英军最终夺得第二次卡尔纳蒂克战争之胜利。1757年之普拉西战役，复以三千人之微弱兵力（八百名英军，二千二百名印军），对抗七万人的孟加拉土邦军队，凭借分化瓦解敌军内部之谋略，土邦军队多数退出战斗，克莱武以不足四十名士兵战死之微小代价，赢得会战之胜利。此役乃是印度近代史划时代的战役，印度沦于英人之手，实由此役始。
克莱武之后，有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哈斯丁斯于1772到1785年任孟加拉总督，为英国扩张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无论武功上与政治上均卓有成绩，1775年到1782年，英发动马拉塔战争，旷日持久，屡受挫折，赖哈斯丁斯之力，最后反败为胜。此家伙本为东印度公司职员，任总督期内，大力支持鸦片贸易，中国受鸦片这荼毒，与此人关系颇深。哈斯丁斯善于利用印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此正班超之手腕。
以史论史，班超之功业，超过克莱武与哈斯丁斯远矣。
班超、克莱武、哈斯丁斯颇有共同之处：英勇善断、足智多谋，充满冒险精神，富有军事、外交及政治才华，一手擎天，独撑大局。当克莱武经营印度，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法国，班超经营西域，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匈奴，此背景有相似之处。然而克莱武、哈斯丁斯之前，英国在印度有相当的根基，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百余年，不纯为商业公司，实半武装之机构。而班超入西域时，西域五十余年，无汉一兵一卒，一官一吏，其可凭借之资源，较克莱武、哈斯丁斯可谓少之又少。在西域奋斗的三十年间，班超得到政府的支援是少得可怜，最多时也仅有二千名的士兵，既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后援，也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所有一切，都凭他个人的才能解决。故知班超奋斗之艰辛，实远逾克、哈二人。班超以三十年时间，乃竟全功，而克、哈二人，有奠基之功，然英国独占印度，实又耗近百年之时间。
班超的成功固然有强大汉帝国为后盾，然而其个人奋斗功不可没。首先是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他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即信用，又狡诈，对可以信任的人是有义气的，就使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留在西域；他对背叛者以及敢犯汉强者，是狡诈的，所以诱杀疏勒王忠与焉耆王。班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既可以判断全局的形势，又善于洞悉人性的弱点，他充分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恩威并施；他勇敢过人，无视生死，但不是一介莽夫，在车师杀匈奴使者，在于阗杀大巫师，在疏勒擒国王等，不仅是斗勇，也是斗智，这个智就是抓住对手的弱点所在，一击中的，迫使对手别无选择。西域国家不仅多，而且充满矛盾，班超在这些矛盾中游刃有余，借力使力，以夷制夷，即便身陷危险之中，每每能化险为夷。
另一方面，班超的军事才华对他西域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攻陷莎车之役是班超军事生涯的代表作，在敌方援军两倍于己的情况下，他大胆采用疑兵之计，先设计假情报，利用敌军求胜心切心理，调动敌方援军主力分兵，在成功分散敌军注意力之后，突然速迅回师，二打莎车，一举端掉莎车国，剑走偏锋，以险取胜。如果说莎车是个弱国，那么面对中亚最强大的贵霜帝国七万大军的进攻时，班超则将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抓住敌军人数众多，补给困难这一弱点，坚壁清野，切断贵霜军队向其他国家借粮的通道，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此正所谓“上兵伐谋”也。
班超同时给后人留下两笔巨大遗产。其一乃是西域，西域的功业，始于张骞，成于班超，后二千年，虽经离离合合，最终入中国版图，饮水思源，此非张骞、班超之功么？其二乃是精神遗产，这便是班超的冒险、开拓之精神，虽薄冰必履之，虽深渊必涉之，虽艰难必行之，虽险境必闯之。梁任公言班定远：“于戏，斯真千古之快男儿，斯真世界之大英雄！”知有班超，便知我历史之光荣，知我不逊于欧人，知我足以自尊，足以自豪，足以自强。此非班定远之遗产么？
【四、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新上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军事才能是可圈可点的。
金微山战役（91年，和帝永元三年）是任尚的成名之战，他与耿夔指挥汉军千里跃进，深入阿尔泰山，一举歼灭北匈奴残余力量，经此重创，北匈奴再无力与汉帝国抗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战役。
永元五年（93年），因窦宪被诛，北匈奴降王於除叛变，身为窦宪的亲信，任尚害怕遭株连，便自告奋勇，请缨出战，立功赎罪，与将兵长史王辅联手出击，击斩於除。
一年后（94年），归降汉室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变，时任护乌桓校尉的任尚率领鲜卑、乌桓骑兵，在满夷谷截击北匈奴部众，大破叛军，击杀一万七千余人，立下赫赫战功。
任尚指挥的这三次战役，都是针对北匈奴发动的，作为匈奴人的克星，任尚的威名，远扬于西域诸国。汉和帝考虑让任尚出任西域都护，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深谙西域事务的班超，却发现了任尚性格上的弱点：严厉而暴躁。这种性格，对付桀骜难驯的西域胡人，不引起冲突与矛盾才怪呢。果不其然，任尚终于坏事了。
任尚在西域都护的位置上只呆了四年（102～106）。
在这段时间里，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永元十七年（105年），汉和帝刘肇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东汉皇帝有个特点，大多比较短命，汉明帝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汉章帝是三十一岁，而汉和帝只有二十七岁，后来的皇帝短命的更多了。刘肇的去世，对东汉帝国的霸业是一大损失，虽然他在汉朝的皇帝中不是很有名，但他的才能还是比较杰出的。从刘肇十四年诛杀窦宪来看，其权谋与魄力，绝对不亚于后来清代的康熙，可惜英年早逝。
汉和帝时代的武功，主要有如下几项：第一，东汉帝国彻底击败北匈奴，终结了三百年汉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二，班超完成了降服西域五十国的历史伟业，并重置西域都护；第三，平定迷吾、迷唐的羌乱（后述）。
刘肇的短命给国家留下巨大的后患，继承皇位的是仅出生一百天的刘隆。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不用说只是象征性的摆设，权力落入汉和帝刘肇的夫人，昔日的皇后，今天的皇太后邓绥之手。刘隆是一个不知皇帝为何物的皇帝，因为一年后，不到两周岁的他就夭折了，还啥事都不懂。
邓太后只得另觅皇帝的人选，她选择了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继承大统，刘祜这一年十三岁，这就是汉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这位聪明、勤政、富于权谋却颇有人情味的女人，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使帝国之舟缓慢地前往。
然而，就在汉安帝即位后的第二个月，西域的叛乱终于暴发了。原来安帝时代，并不那么平安无事。
任尚到了西域之后，显然没有把班超的规劝当一回事，他性情急躁，政令严苛，使西域诸国的国君惶惶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国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并最终汇集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反叛之潮。
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多个国家密谋联合起来，袭杀西域都护任尚。此时的任尚正驻扎在疏勒国，他可能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耗费那么多的心血，西域的局势却恶化到这种程度。班超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西域，一朝之间便面目全非。唉，任尚也称得上为汉军名将，只是其才能见识，与班超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班超的事业乃是从无所凭恃的真空中搭起高耸的楼阁，而任尚很快让楼阁轰然崩塌。
任尚所在的疏勒国遭到西域诸国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他一边指挥疏勒的守军奋勇抵抗西域联军的进攻，一边紧急上书朝廷，请求援助。
朝廷接到任尚的急报后，十分震惊，急调西域副校尉梁率军入西域增援。
这仍然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班超之后，梁横空而出。
这梁是什么人呢？
梁是北地弋居人，他的父亲梁讽，曾是窦宪的部下。公元89年，窦宪、耿秉北伐匈奴，梁讽担任军中司马一职，汉军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单于远遁，窦宪派梁讽前往会见北匈奴单于，劝他投降（事见前文）。后来梁讽因事得罪窦宪，窦宪这个人心胸狭窄，睚眦之怨必报，便诬陷梁讽，梁讽受髡刑发配武威，武威太守在窦宪的授意下杀死梁讽。
窦宪集团覆灭后，汉和帝为梁讽平反，并征召其儿子梁为郎中。
梁生于军人之家，从小便勇气超群，慷慨有义气，渴望建功立业。担任郎中后，梁对这种官吏生涯很不满足，他想效力于军队，出征沙场。永元六年（94年）时，由于投降汉帝国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逃，东汉政府任命光禄勋邓鸿为车骑将军，率军前往平乱，梁自靠奋勇，投到邓鸿麾下，以军司马的身份参加了平叛战争。
车骑将军邓鸿率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郡国弓箭手以及边境部队共计数万人出征，当时匈奴叛军正围攻牧师城，得知邓鸿率汉军主力前来增援，不敢恋战，向北部的满夷谷撤退，准备撤向塞外大漠地区。邓鸿率军追击，梁对邓鸿说：“叛军向满夷谷撤退，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只是乌合之众，现在我们应该急进满夷谷，与任尚兵团分兵合进，钳击叛军，截断其退路，必可以大获全胜。”
然而邓鸿着实是平庸之才，他见匈奴叛军有二十万之众，心存畏惧，不敢大胆出击，而是保守地尾追敌军，在大城塞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役，这是梁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初露锋芒，勇冠三军，此役共歼灭了匈奴叛军四千余人。而任尚指挥的另一路部队，则大胆突进到满夷谷，歼灭匈奴叛军一万七千人。
此役之后，邓鸿因坐失良机，被下狱处死，而梁则因为英勇善战，声名鹊起。
汉和帝去世后第二年（延平元年，106年），朝廷考虑到西域形势逐日恶化，遂任命梁为西域副校尉，前往西域，协助西域都护任尚管理诸国事务。
然而，这个任命来得为时过晚了。
梁动身出发，刚刚过了黄河，就传来消息：西域诸国已经发生叛乱，联军将西域都护任尚围困于疏勒。朝廷命令梁率领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羌人及南匈奴的骑兵共计五千余人，火速入西域，以解疏勒之围。
可是梁刚入西域，就接到疏勒城的最新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