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在大演习中都有长时间的间歇。例如，法军于1895年举行的大演习就是如此：9月8至10日，共和国总统亲临现场，进行了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对抗大演习。
9月11日休息一天。9月12日，大演习继续进行，但内容已成为第1和第2集团军的联合进攻，假设敌为一个步兵军。在8天的大演习中，有两天休息，一天阅兵，其余5天，有一天是两个集团军的对抗演习，两天行军，只有两天是战斗演练。
部队在夜间通常休息。俄军和日军有时也演练夜战，但这种夜战不是日间行动的继续，而是根据单独的课目进行的，其目的有限。上面提及的法军1895年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索西耶将军甚至要求，局部停止战斗后至第二天早晨宣布大演习开始之前，应保持绝对安静。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法军一直是以这种方法实施大演习的。
例如，在1908年的大演习中，不仅夜间要求部队休息，而且中午也休息。在给部队的指示中要求，中午如无预先规定的信号或命令，部队停止行动，休息至晚7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成攻地实施了机动，正准备从后方进攻敌人，但是，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另一方则乘此时机调整了自己的态势或撤退了。例如，就在这次大演习中，“红军”于9月17日中午完成了对“兰军”第8步兵师的包围，但在休息时，该师悄悄从包围中溜掉了。
法军、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在大演习中借用民房宿营，而次日晨迟迟才能集合起来继续举行演习。只有俄军一般是在野外宿营，即天黑后就地宿营。在大演习中，给部队发的是空包弹。例如，在彼得堡军区和芬兰军区于1900年举行的大演习中，每名步兵发90发空包弹，每名骑兵发30发空包弹，每门炮发25发空包弹。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大演习中，给“南方"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1号命令第14款规定，给每名步兵发85发空包弹，给每一名骑兵发50发空包弹，给每名工兵发30发空包弹，给两轮弹药车上的每名士兵发15发空包弹。规定给每门炮发100发空包弹及若干假炮弹，其中，炮弹车为每门重炮带30发，为每门轻炮和马拉炮带50发，萁余则由流动辎重站携带或存入固定辎重站。
尽管1877―至,1878年的俄士战争表明，部队不适应冬季作战，但演习和大演习仍只在夏季或9月份举行。只有古尔科将军指挥的华沙军区部队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指挥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才在冬季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九十年代中期，总参谋部曾向各军区司令征询冬季举行大演习的意见，结果只有华沙军区坚持了关于在冬季组织演习和大演习的思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得好：如果在战争中“有可能进行冬季作战――必须这样认为，那么冬季大演习，冬季行军和射击就和夏季同样是必要的，因为冬季与夏季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1877至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吃了多少不会过冬季野营生活的苦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冬季野外训练仍然是空白点，仍然没有成为俄军必须从事的一项训练内容”。其他军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连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也不赞成举行冬季大演习。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报告中说：“让人们进行抗冻试验，我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每年冬天全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在做这样的试验。”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对冬季战术训练提出许多限制，例如：在气温不低于10度时才可进行，参演部队应在拂晓出发，以便能于当晚返回自己的营房；进行设置野营的训练，但不得利用其宿营。上述思想被写入了总参谋部1899年制定并准备下一年在部队试行的冬季野外作业教令草案。该教令要求，各部队冬季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野外行走，整个冬季应进行不少于三次的一日野外行军，但不在外宿营，行军以演习或对抗大演习结束。还规定所有野外练习应在天气晴好、气温不低于10度的情况下进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多不过是进行一些指挥部队方面的演练。下层军官（就更不用说士兵了）往往不了解战术情况。是的，没有任何人想要他们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完成战术任务。军队调动的意图对于大多数参演人员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而且，正如目击者所述，在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在大演习中都有长时间的间歇。例如，法军于1895年举行的大演习就是如此：9月8至10日，共和国总统亲临现场，进行了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对抗大演习。
9月11日休息一天。9月12日，大演习继续进行，但内容已成为第1和第2集团军的联合进攻，假设敌为一个步兵军。在8天的大演习中，有两天休息，一天阅兵，其余5天，有一天是两个集团军的对抗演习，两天行军，只有两天是战斗演练。
部队在夜间通常休息。俄军和日军有时也演练夜战，但这种夜战不是日间行动的继续，而是根据单独的课目进行的，其目的有限。上面提及的法军1895年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索西耶将军甚至要求，局部停止战斗后至第二天早晨宣布大演习开始之前，应保持绝对安静。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法军一直是以这种方法实施大演习的。
例如，在1908年的大演习中，不仅夜间要求部队休息，而且中午也休息。在给部队的指示中要求，中午如无预先规定的信号或命令，部队停止行动，休息至晚7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成攻地实施了机动，正准备从后方进攻敌人，但是，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另一方则乘此时机调整了自己的态势或撤退了。例如，就在这次大演习中，“红军”于9月17日中午完成了对“兰军”第8步兵师的包围，但在休息时，该师悄悄从包围中溜掉了。
法军、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在大演习中借用民房宿营，而次日晨迟迟才能集合起来继续举行演习。只有俄军一般是在野外宿营，即天黑后就地宿营。在大演习中，给部队发的是空包弹。例如，在彼得堡军区和芬兰军区于1900年举行的大演习中，每名步兵发90发空包弹，每名骑兵发30发空包弹，每门炮发25发空包弹。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大演习中，给“南方"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1号命令第14款规定，给每名步兵发85发空包弹，给每一名骑兵发50发空包弹，给每名工兵发30发空包弹，给两轮弹药车上的每名士兵发15发空包弹。规定给每门炮发100发空包弹及若干假炮弹，其中，炮弹车为每门重炮带30发，为每门轻炮和马拉炮带50发，萁余则由流动辎重站携带或存入固定辎重站。
尽管1877―至,1878年的俄士战争表明，部队不适应冬季作战，但演习和大演习仍只在夏季或9月份举行。只有古尔科将军指挥的华沙军区部队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指挥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才在冬季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九十年代中期，总参谋部曾向各军区司令征询冬季举行大演习的意见，结果只有华沙军区坚持了关于在冬季组织演习和大演习的思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得好：如果在战争中“有可能进行冬季作战――必须这样认为，那么冬季大演习，冬季行军和射击就和夏季同样是必要的，因为冬季与夏季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1877至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吃了多少不会过冬季野营生活的苦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冬季野外训练仍然是空白点，仍然没有成为俄军必须从事的一项训练内容”。其他军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连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也不赞成举行冬季大演习。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报告中说：“让人们进行抗冻试验，我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每年冬天全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在做这样的试验。”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对冬季战术训练提出许多限制，例如：在气温不低于10度时才可进行，参演部队应在拂晓出发，以便能于当晚返回自己的营房；进行设置野营的训练，但不得利用其宿营。上述思想被写入了总参谋部1899年制定并准备下一年在部队试行的冬季野外作业教令草案。该教令要求，各部队冬季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野外行走，整个冬季应进行不少于三次的一日野外行军，但不在外宿营，行军以演习或对抗大演习结束。还规定所有野外练习应在天气晴好、气温不低于10度的情况下进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多不过是进行一些指挥部队方面的演练。下层军官（就更不用说士兵了）往往不了解战术情况。是的，没有任何人想要他们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完成战术任务。军队调动的意图对于大多数参演人员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而且，正如目击者所述，在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