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机场。
一大群人匆匆忙忙地向飞机靠拢。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照相机、已经准备好闪光灯的新闻摄影师。后面的一批人步调更威严但也都在紧跟着，显然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新闻记者掏出速记本，准备记录这次采访。
其中一个记者挤到前面，问梅森：“能知道您的姓名吗？”
“佩里・梅森。”梅森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全名？”
“佩里・梅森。”
“那么您呢？”他转向德拉・斯特里特。
“德拉・斯特里特小姐。”
“您是梅森先生的私人秘书？”
“是的。”
“谢谢。”那位记者说，与梅森握了握手。
“不必客气。”梅森说，然后突然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意识到那位记者刚才把一张叠着的纸塞进了他的手里。
梅森匆忙把右手插进口袋，冲着那位正在往前挤的胖乎乎的年轻人微笑着。
“海尔德先生？”梅森问。
“是的。我是地方检查官，这位是郡的警长，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个副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开车到我的办公室去了，梅森先生。”
“乐于奉陪。”梅森说。
“我们有一部车子把您带到办公室，我们会尽快结束会谈的。”
梅森说：“没关系，我的飞行员可以做仪器导航飞行，他告诉我说今晚任何时间都可以回航。”
“我很抱歉使您不得不破费去租用飞机，梅森先生，但是，……好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我们尽量把使用办公室的价钱降到最低。”
“我完全能理解，”梅森轻快地说，“别在意那些了。”
海尔德转向新闻记者，“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站在这儿一个劲儿向梅森先生提问。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问，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记者们也可以来参加――除非梅森先生不同意。”
“我从不反对新闻界，”梅森和蔼地微笑着说，“我与他们共同分享我的信息，当然了，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不便泄露的除外。”
“好的，很好，”海尔德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合作，梅森先生，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是多么地感激这一点，现在，请您和斯特里特小姐上车吧。嘿，朋友们，在我们会谈之前不要再问什么问题了。”
梅森说：“稍等片刻，我可能有个电报要发。”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侧面的口袋里，拿出那位记者放在他手里的那张纸条，设法在记事本里面展开纸条，上面用印刷体写着：
我是彼得・英格莱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记者。美宝・诺格――爱德・代文浦的秘书失踪了。我整天都找不到她，没人知道她在哪儿。昨天下午她几乎把代文浦存在天堂银行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不要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秘密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想这对你可能会有用，作为回报，你可以让我抢发独家新闻。
梅森折起记事本，把纸条推进去，放回口袋里，向那一群人望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彼得・英格莱姆询问的眼神。
梅森似乎是向众人但却令人意会地点了点头。
“好的，您要是想发电报的话，”海尔德说，“我们能……”
“噢，我想可以等一等，”梅森对他说，“毕竟我们在这儿不会耽搁太久的。”
“希望不会。”海尔德热切地说。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进了汽车。警长和海尔德坐在前排，海尔德开着车。地方助理检查官名叫奥斯卡・格兰科，年纪比海尔德大些，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德拉・斯特里特坐在中间，梅森坐右边。
车子迅速启动，海尔德直奔法庭开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对梅森说，“我们将在警长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会谈。”
“什么地方都行。”梅森高兴地说。
他们下了车，警长带路来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里椅子已经仔细地围绕着办公桌摆好了。梅森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断定这里暗藏了麦克风和录音机。
“好吧，请坐，”警长邀请说，“卓那森，你到那里去坐，开始提问吧。”
“谢谢。”卓那森・海尔德坐在了桌子边的转椅里。
其他人陆续就座，海尔德耐心地等到推拉椅子的声音平息了之后才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更加证明了会谈正在被录音。
海尔德清了清嗓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文件，铺在他前面的桌子上，说：“梅森先生，你和你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昨天晚上在天堂。”
“让我想想，”梅森思考着说，“那才是昨天的事？噢，我想是的，检查官先生。出了这么多事儿，简直就像前天发生的一样。不，我想是昨天，是12号――星期，没错儿。”
“你们进入了位于科莱斯弗车路的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噢，现在，”梅森和蔼地笑着，说，“我注意到您在读那些问题，海尔德先生。那样的话我就会以为这是一次正式的质询。”
“那有什么区别吗？”海尔德饶有兴致地问。
“噢，区别可大了，”梅森说，“如果我们只是非正式地随便谈谈那是一码事，但是如果你从事先仔细准备好的表格里宣读正式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小心思考了。”
“为什么？”海尔德问道，他的声音马上变得警觉起来，“真相在什么情况下不都是一样的吗？”
“噢，当然，”梅森对他说，“不过，就拿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说，你问我是不是进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那，当然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海尔德说，他的态度很警觉。
“不，”梅森说，“并非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
“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我就不得不小心使我的回答百分之百准确。”
“好哇，那就是我想要的，我猜也是您想要的。”
“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屋子里一片沉寂。
梅森抽出一只香烟，在烟盒上敲了敲，点燃香烟，轻轻吹了一口烟雾，正好萦绕在几位审问者面前。
“好了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想要审问你，可是似乎是我一直在回答问题。”
“当然了，”梅森说，“我希望先清清楚楚地摆明这次会面的级别。我现在问您，检查官大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另一位律师提问，您认为怎样？我应该说那些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射我的当事人没有资格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的话吗？”
“当然不应该，没人让你那么做。”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当你问我关于所属权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小心做出回答。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便于给你什么建议。”海尔德说。
“没错，”梅森表示同意，“我欣赏您的坦诚，检查官大人。既然您所处的位置使您不便于给我什么建议，那么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话又说回来，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是否有自由评论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请继续您的提问吧，我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
海尔德低头看着他的纸。“你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他说，“那所属于爱德・代文浦的位于天堂的房子里，你是不是撬了一张办公桌的锁，打开了一个保险匣，拿走了一封写有代文浦亲笔字‘在我死亡时交给警察局’的信？”
梅森停下来，思考着。
“你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海尔德问。
梅森绷紧嘴唇，说：“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因素，我正在脑子里试着把它们分开。”
“什么因素？”
“首先，”梅森说，“你又一次提到了房子的所有权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海尔德说，“每次我提到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时，我指的只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们现在不去裁决所有权的问题。”
“噢，不，”梅森说，“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指令，说我可以不受在此所做陈述的约束。如果只是你和我之间，检查官大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是遇到一个――嗯，假设说是一个冷血的、精于算计的、无情的律师，而他可能恰恰代表遗嘱的其他继承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哪些其他继承人？”
“嗯，”梅森说，“我还没有全部想出来，不过，比方说吧，有莎拉・安赛尔。莎拉・安赛尔的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弟弟。现在让我们假设，假设有异议说迪莱诺的遗产不应该允许米日娜继承。”
“为什么不？”
“噢，有很多合法的原因哪，比方说，有个问题――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就是米日娜・代文浦可能会被起诉谋杀了威廉・迪莱诺。”
“不可能，”海尔德说，“她被控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但是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他本
一大群人匆匆忙忙地向飞机靠拢。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照相机、已经准备好闪光灯的新闻摄影师。后面的一批人步调更威严但也都在紧跟着，显然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新闻记者掏出速记本，准备记录这次采访。
其中一个记者挤到前面，问梅森：“能知道您的姓名吗？”
“佩里・梅森。”梅森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全名？”
“佩里・梅森。”
“那么您呢？”他转向德拉・斯特里特。
“德拉・斯特里特小姐。”
“您是梅森先生的私人秘书？”
“是的。”
“谢谢。”那位记者说，与梅森握了握手。
“不必客气。”梅森说，然后突然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意识到那位记者刚才把一张叠着的纸塞进了他的手里。
梅森匆忙把右手插进口袋，冲着那位正在往前挤的胖乎乎的年轻人微笑着。
“海尔德先生？”梅森问。
“是的。我是地方检查官，这位是郡的警长，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个副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开车到我的办公室去了，梅森先生。”
“乐于奉陪。”梅森说。
“我们有一部车子把您带到办公室，我们会尽快结束会谈的。”
梅森说：“没关系，我的飞行员可以做仪器导航飞行，他告诉我说今晚任何时间都可以回航。”
“我很抱歉使您不得不破费去租用飞机，梅森先生，但是，……好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我们尽量把使用办公室的价钱降到最低。”
“我完全能理解，”梅森轻快地说，“别在意那些了。”
海尔德转向新闻记者，“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站在这儿一个劲儿向梅森先生提问。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问，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记者们也可以来参加――除非梅森先生不同意。”
“我从不反对新闻界，”梅森和蔼地微笑着说，“我与他们共同分享我的信息，当然了，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不便泄露的除外。”
“好的，很好，”海尔德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合作，梅森先生，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是多么地感激这一点，现在，请您和斯特里特小姐上车吧。嘿，朋友们，在我们会谈之前不要再问什么问题了。”
梅森说：“稍等片刻，我可能有个电报要发。”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侧面的口袋里，拿出那位记者放在他手里的那张纸条，设法在记事本里面展开纸条，上面用印刷体写着：
我是彼得・英格莱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记者。美宝・诺格――爱德・代文浦的秘书失踪了。我整天都找不到她，没人知道她在哪儿。昨天下午她几乎把代文浦存在天堂银行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不要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秘密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想这对你可能会有用，作为回报，你可以让我抢发独家新闻。
梅森折起记事本，把纸条推进去，放回口袋里，向那一群人望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彼得・英格莱姆询问的眼神。
梅森似乎是向众人但却令人意会地点了点头。
“好的，您要是想发电报的话，”海尔德说，“我们能……”
“噢，我想可以等一等，”梅森对他说，“毕竟我们在这儿不会耽搁太久的。”
“希望不会。”海尔德热切地说。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进了汽车。警长和海尔德坐在前排，海尔德开着车。地方助理检查官名叫奥斯卡・格兰科，年纪比海尔德大些，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德拉・斯特里特坐在中间，梅森坐右边。
车子迅速启动，海尔德直奔法庭开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对梅森说，“我们将在警长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会谈。”
“什么地方都行。”梅森高兴地说。
他们下了车，警长带路来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里椅子已经仔细地围绕着办公桌摆好了。梅森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断定这里暗藏了麦克风和录音机。
“好吧，请坐，”警长邀请说，“卓那森，你到那里去坐，开始提问吧。”
“谢谢。”卓那森・海尔德坐在了桌子边的转椅里。
其他人陆续就座，海尔德耐心地等到推拉椅子的声音平息了之后才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更加证明了会谈正在被录音。
海尔德清了清嗓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文件，铺在他前面的桌子上，说：“梅森先生，你和你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昨天晚上在天堂。”
“让我想想，”梅森思考着说，“那才是昨天的事？噢，我想是的，检查官先生。出了这么多事儿，简直就像前天发生的一样。不，我想是昨天，是12号――星期，没错儿。”
“你们进入了位于科莱斯弗车路的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噢，现在，”梅森和蔼地笑着，说，“我注意到您在读那些问题，海尔德先生。那样的话我就会以为这是一次正式的质询。”
“那有什么区别吗？”海尔德饶有兴致地问。
“噢，区别可大了，”梅森说，“如果我们只是非正式地随便谈谈那是一码事，但是如果你从事先仔细准备好的表格里宣读正式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小心思考了。”
“为什么？”海尔德问道，他的声音马上变得警觉起来，“真相在什么情况下不都是一样的吗？”
“噢，当然，”梅森对他说，“不过，就拿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说，你问我是不是进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那，当然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海尔德说，他的态度很警觉。
“不，”梅森说，“并非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
“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我就不得不小心使我的回答百分之百准确。”
“好哇，那就是我想要的，我猜也是您想要的。”
“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屋子里一片沉寂。
梅森抽出一只香烟，在烟盒上敲了敲，点燃香烟，轻轻吹了一口烟雾，正好萦绕在几位审问者面前。
“好了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想要审问你，可是似乎是我一直在回答问题。”
“当然了，”梅森说，“我希望先清清楚楚地摆明这次会面的级别。我现在问您，检查官大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另一位律师提问，您认为怎样？我应该说那些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射我的当事人没有资格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的话吗？”
“当然不应该，没人让你那么做。”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当你问我关于所属权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小心做出回答。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便于给你什么建议。”海尔德说。
“没错，”梅森表示同意，“我欣赏您的坦诚，检查官大人。既然您所处的位置使您不便于给我什么建议，那么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话又说回来，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是否有自由评论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请继续您的提问吧，我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
海尔德低头看着他的纸。“你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他说，“那所属于爱德・代文浦的位于天堂的房子里，你是不是撬了一张办公桌的锁，打开了一个保险匣，拿走了一封写有代文浦亲笔字‘在我死亡时交给警察局’的信？”
梅森停下来，思考着。
“你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海尔德问。
梅森绷紧嘴唇，说：“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因素，我正在脑子里试着把它们分开。”
“什么因素？”
“首先，”梅森说，“你又一次提到了房子的所有权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海尔德说，“每次我提到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时，我指的只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们现在不去裁决所有权的问题。”
“噢，不，”梅森说，“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指令，说我可以不受在此所做陈述的约束。如果只是你和我之间，检查官大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是遇到一个――嗯，假设说是一个冷血的、精于算计的、无情的律师，而他可能恰恰代表遗嘱的其他继承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哪些其他继承人？”
“嗯，”梅森说，“我还没有全部想出来，不过，比方说吧，有莎拉・安赛尔。莎拉・安赛尔的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弟弟。现在让我们假设，假设有异议说迪莱诺的遗产不应该允许米日娜继承。”
“为什么不？”
“噢，有很多合法的原因哪，比方说，有个问题――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就是米日娜・代文浦可能会被起诉谋杀了威廉・迪莱诺。”
“不可能，”海尔德说，“她被控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但是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