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骂我爷爷，苕货。我爷爷笑呵呵地喝着白酒，把我灌得烂醉。钱，我自己留一小部分，大部分给我奶奶，她持家，弄了个破摊子卖炸臭豆腐，在此以前，我奶奶卖过冰棒、冰糖、甜年糕等等，臭豆腐时间最长，直到她死，这些手艺都是我爷爷教的，他小时候是厨师学徒，很苦。传到学校，反应热烈，曹爹爹很高兴，一再威胁我一定要考大学，我想他要失望了。
过了几天，事情被淡忘了，偶尔发点无关紧要的小文章逗我爷爷开心，一直用“王四”的马甲，慢慢积累人气，这年头靠写东西赚钱，要猴年马月，出名趁早，攒的稿费买了把吉他，很贵，要70元，没想到中国人六十年代就玩这么流行的玩意。我晶晶姐喜欢弹吉他，我也跟着学，她半途而费了，我中等水平。回想前世30岁前的岁月，才觉得“专不精，博不广，高不成，低不就”。蹉跎了。
星期六，我坐房子门口弹《东方红》，几个分解和弦处理的不错。余老师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她看我弹吉他，很吃惊地说：“你会的还真多。”
“还不止。”换首《甜蜜蜜》，魅力指数直线上扬，不敢说听得如痴如醉，至少是个聚精会神。余老师背后的一男一女，看起来四十多岁，表情尴尬。邓丽君的歌目前在中国还处于手抄本阶段，属于淫词烂调型。那中年男人咳嗽一声，说：“清佩，这位同志就是王喜吧。”
“嗳，他就是王喜。”余老师脸上微红，道。“王喜，这是我父母。”
见家长？我迷惑了，礼貌地请他们进屋，我爷爷陪坐着，我端茶倒水。余老师的爸爸对我爷爷说：“你有一个好儿子啊。”我爷爷非常乐意听这话，递烟给他，说：“请问同志贵姓。”
“鄙人姓余，余辰生，这位是我夫人，王谨英。”余辰生说，“我来是给王喜送信的。”
信，什么信？我爷爷望着我，我莫名其妙。余辰生从公文包里抽出两封信放桌子上，我爷爷拿起来瞅，脸上的表情凝住了，机械地把信递给我。我一看，手一抖。
“啪。”信掉地上了。
第八章
巴金、艾青！
吓，一时不察，手滑了，丢了脸。余老师扑哧一笑。
余伯伯说：“王喜同志，你让我好找。”
原来我填的回信地址是邮局，怕文章出问题，深陷囹圄，不想找麻烦。余清佩，这个笨女人，没收了我的手抄本，正大光明地躺在床上看入迷，被她爸爸发现了，手抄本在文革不是什么好词，奇怪女儿看这个，翻了几页，被吸引住了，刚好巴金来信询问他武汉有没有个笔名“王四”的作者，然后余清佩跟她爸爸说我在《收获》上发篇，就找来了。本来以为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找个人不那么容易，这就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了。
“余伯伯，叫我小喜就可以了。”我说。
“好，我就倚老卖老了。”余伯伯说，“这次除了送信还有件事情――你愿意加入作家协会吗？”
“啊。”我又失态了，得承认诱惑很大，中国作协现在最顶层的作家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留名的主，世界闻名，奶油中的奶油，但是不行啊，同学，一入文坛，深似海，平时写写，落个“神童”的名节就算了，没打算一辈子落里面，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拒绝了：“余伯伯，抱歉了，我不能答应你。光凭一篇小说不能说明什么，我还是不够格。”
余伯伯，思考一番，说：“好吧，我知道现在说很唐突了，以后想通的话找我吧。”余老师在旁欲言又止，余伯伯接着说：“我夫人还有事情拜托你，你听她说吧。”
没完没了，他夫人王谨英说：“事情是这样，我看了王喜同志你的漫画觉得很不错，想刊用，我们会付你稿酬。”
“王阿姨也叫我小喜吧，阿姨说的是什么刊物？”我说。
“是作协自己出的刊物，叫《艺术之林》，内部发行了几期，，反映还不错。”王阿姨递我本《艺术之林》，看起来是本纯文学杂志，编得不好，文章很一般：“有小喜的漫画一定增色不少。”
“王阿姨，我能提点意见吗？”我小心翼翼的说。
我爷爷急了，说：“小伢懂什么，提个什么意见。”他是怕我说话不知道轻重。
“没关系的，有什么不足可以补充嘛。”王阿姨笑着对我爷爷说。
“阿姨，有没有想过做本文化杂志。”我说。
“这不是一样嘛。”余老师说。
“文学只是文化的一种。”我说，“文化是包罗万象，你听的音乐，看的书，穿的衣服都文化的种类。文学只是其中一种。”
“具体说说。”王阿姨说。
“文学、音乐、漫画、电影、政治都写。”我说，“多写点各地的风景风情，再搭上点奇闻逸事。保证很多人看。”
“我明白，但太多了，一本杂志怕容不下。”王阿姨说。
“不是什么都写，每个内容细分，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什么有趣就刊什么。摘些国外的文章，长见识的文章，读者爱读。”
王阿姨听了连声称赞。推动人类向前的无非是**和好奇心，现在的人跟张白
纸似的，求知欲旺盛，对新事物好奇心强，79年创刊的《世界之窗》走的是这路线，海量地把外国文章拿来用，又不用付稿费，中国六七时年代的年青人都看这个长大，记得我家就有几十本，看过几十遍，内容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有趣。不过因为不重视自身培养，闹过几场官非后，销声匿迹了。这是个机会，我要把握，问了：“杂志社里有专业的外语人才吗？”
“有，不多，主要是俄语。”
“我可以吗？”我毛遂自荐，“我会英语和一点法语。”
“jesuisétonné（法语：真令人吃惊。）”
“unpeude（一点点而以）。”
我们用英语交谈，标准的伦敦腔。我爷爷傻了，余清佩老师也傻了，余辰生夫妇留学欧洲，是稀有的“海龟”，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走前，王阿姨找我要了其他四格漫画手抄本，我给她几本新的，他们满意的走了。余老师折回来。
“怎么了，余老师。”我问。
“我跟我爸妈将有东西落下了。”
“您忘什么了？”
“我骗他们的。”
“哦，余老师，漫画真是没时间画，过两天吧。”
“谁问你这个。”余老师说：“说实话今天我不该来。”
“我惹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我赔笑道。
“没有，你挺让我自卑的。”余老师说。“做你老师的人都挺自卑。”
我咽口吐沫，听着语气非善类：“哪的话，我不懂事，瞎掰的。”
“是啊，怎么在我父母面前弹那种曲子，他们很失望。”来了，来了，要来了。
“老师，我错了。”
“知道就好，你这年纪犯错误难免的嘛。关键是要改正，但是我有怕你再犯……”余老师顿了顿，说：“要不这样，你可以教我啊，我边学边监督你。很好嘛。”
“余老师，我这是微末逐技，闹着玩，再说余老师你…………”
“王喜！知错能改才是社会主义好青年。”
至于嘛，扣顶大帽子，我说：“我教你还不成吗！”
余老师满意地走了，走到半中央，顾眄，对我说：“我妈把《鸣人龙珠传》下集忘这了，你去找找。”
“好，我拿给你。”不对啊，我没给她这本吧，中计了！
“拿来吧。”
“哎…………………………”
过一会，全滑坡路的人都知道巴金、艾青给我写信了。我爷爷越说越离谱，吹别人是开军车，师级干部亲自送信。老邻居见面都喊我王大作家，好不尴尬。我爷爷哼着《葛麻》小调回家，坐在厅里把我叫来，他问我愿不愿认他这个叔叔为父亲，我很自然而然的跪下磕头，我爷爷扶我起来说，**员不兴这个。我奶奶说我爷爷“总算聪明一回”。我爷爷抚掌大笑，晚上，下厨摆了一桌认子宴。我算是我爷爷的儿子了，听着玄乎有点黑色幽默，口头上叫叫而已，不敢真想，不能搞错，会有心理压力的啦。我爷爷写信告诉我爸爸这件事，我爸爸很高兴，写了回信：“我很偷快……………………”我爷爷哭笑不得的把个”偷“字用红笔一圈，我爸爸提前回武汉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混个文凭毕业。于是，滑坡五人众将重出江湖。
――――――――――――――――――――――――――――――――――――――――――――――为什么用WORD写了后上传都会出现很多错误，改都改不完！
第九章
第二天，我才看了巴金和艾青的来信。巴老写得比较简单，无非是勉励，希望我再接再厉，其他的稿子酌情录用。艾老出乎意料的详细，整体分析了文章，把经不起推敲的都挑出来，甚至逐字阅改，满篇红字。汗颜，艾老的文化底蕴，余秋雨比之都弱点，我写的东西在他那个高度，一文不值，他还是批了构思新颖，安排巧妙的结语，八个字看得我心里燃起了烈火，信末了，提了小说可能改成剧本。我才意识到这篇东西的影响会很大。1977年，我的文革反思文学《黑板》和刘心武的文革伤痕文学《班主任》代表着两种流派、两种态度，我略胜一筹，胜在苦难后的涅磐，《黑板》讲的是：熟读**语录的中学教师心里羞于“臭老九“的身份，自愿下乡接受改造，见到农村的小“红卫兵”狗子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才认识到“不识字怎么读懂**的话”，背着黑板，教孩子们认字，告诉他们“**是人民的胜利”。被批斗、被打倒一直坚持着，让狗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和教了许许多多道理，最后老师死于绝症。狗子一笔一画的写上**的名字，教着山上的孩子们…………这文章煽过了头，就叫资本主义人文思想，是政治犯，幸运的是我成功了。掀起一阵反思热潮却是我始料不及。
下午，余老师又来了，来还手抄本，赖着不走，我随手教她点吉他基本知识，她还是不走，管她怎么旁敲侧击，我都装糊涂，净弹些革命歌曲，余老师吃了黄连，气鼓鼓地走了。说实话刚才教她是真想把压箱底的东西抖出来，前世20岁不到，看我晶晶姐学吉他，弹得跟二极管发的声音一样单调，我也会，开始，她教我；后来，我教她。竟然是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这种人多么不可思议。大毛他们见余老师走了围过来。大毛给我竖大拇指，说：“兄弟，有一套。”小歪、志伟没说话，我把手里的手抄本交到志伟，说：“他――你们看着办，做得干净点。”说完进了里屋。
7月初，期末考试，我轻而易举地考全校第一。教导主任把成绩单送到我家，带了两瓶酒，小歪和志伟的爸爸跟着来了，他们三和我爷爷一起上的“五七”干校，世交了，老爷子和他们喝酒，教导主任把我拉上桌，他们在喝酒打屁，我则对着一盘红烧猪蹄猛干，最爱吃我爸爸做的这菜了，我爸爸说他只有他爸爸的几分功力，所言非虚。猪蹄烧得极烂，入口即化，肉却很嫩有嚼劲，咬上一口，油常常顺嘴角滴下来，香得不得了。
正吃得欢，教导主任跟我搭话：“喜子，叔有话问你。”我胡乱擦擦手，添干净手指上的油：“您说。”教导主任慢慢地说：“关于高考的事情。说说看。”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想参加高考。”我爷爷听了很生气，说“你再说一遍。”教导主任把手按我爷爷肩膀上，志伟的爸爸说：“小喜，你跟我家志伟不一样，你很聪明，还可以读下去，四人帮的那套别去听，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出息的。”我站起来跟他们鞠躬，真诚地说：“谢谢长辈们的关心，我是认真想过这件事，读大学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爷爷脾气很大，叫道：“还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了，你忘了以前你怎么说的。”教导主任安抚了我爷爷：“听他说嘛，小喜我看这孩子的想法挺多的，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接着教导主任的话说：“我想出来工作，边工作边学习，真有什么不足再进修也不晚。”这年代对文凭的要求也不高，有个“顶职”，后辈也不愁没工作。我爷爷耐着性子问我：“你打算做什么。”我说：“到王阿姨的杂志社工作。”其实，我爷爷后来告诉我，他是希望我到铁路上工作，我爸爸、二伯、叔叔都上了铁路，我爷爷把我二伯提到车辆段当书记，要他照护弟弟们，但他这个人太老实又有点软弱，我爷爷死的早，茶凉了，我二伯被发配到段里当科长，没出头了。现在我爷爷想我上铁路，他隐约知道我待人接物应该比他的儿子们强，但事到如今也没什么说的，我爷爷闷声喝酒，教导主任说：“这样也好，以后出来还要你看
过了几天，事情被淡忘了，偶尔发点无关紧要的小文章逗我爷爷开心，一直用“王四”的马甲，慢慢积累人气，这年头靠写东西赚钱，要猴年马月，出名趁早，攒的稿费买了把吉他，很贵，要70元，没想到中国人六十年代就玩这么流行的玩意。我晶晶姐喜欢弹吉他，我也跟着学，她半途而费了，我中等水平。回想前世30岁前的岁月，才觉得“专不精，博不广，高不成，低不就”。蹉跎了。
星期六，我坐房子门口弹《东方红》，几个分解和弦处理的不错。余老师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她看我弹吉他，很吃惊地说：“你会的还真多。”
“还不止。”换首《甜蜜蜜》，魅力指数直线上扬，不敢说听得如痴如醉，至少是个聚精会神。余老师背后的一男一女，看起来四十多岁，表情尴尬。邓丽君的歌目前在中国还处于手抄本阶段，属于淫词烂调型。那中年男人咳嗽一声，说：“清佩，这位同志就是王喜吧。”
“嗳，他就是王喜。”余老师脸上微红，道。“王喜，这是我父母。”
见家长？我迷惑了，礼貌地请他们进屋，我爷爷陪坐着，我端茶倒水。余老师的爸爸对我爷爷说：“你有一个好儿子啊。”我爷爷非常乐意听这话，递烟给他，说：“请问同志贵姓。”
“鄙人姓余，余辰生，这位是我夫人，王谨英。”余辰生说，“我来是给王喜送信的。”
信，什么信？我爷爷望着我，我莫名其妙。余辰生从公文包里抽出两封信放桌子上，我爷爷拿起来瞅，脸上的表情凝住了，机械地把信递给我。我一看，手一抖。
“啪。”信掉地上了。
第八章
巴金、艾青！
吓，一时不察，手滑了，丢了脸。余老师扑哧一笑。
余伯伯说：“王喜同志，你让我好找。”
原来我填的回信地址是邮局，怕文章出问题，深陷囹圄，不想找麻烦。余清佩，这个笨女人，没收了我的手抄本，正大光明地躺在床上看入迷，被她爸爸发现了，手抄本在文革不是什么好词，奇怪女儿看这个，翻了几页，被吸引住了，刚好巴金来信询问他武汉有没有个笔名“王四”的作者，然后余清佩跟她爸爸说我在《收获》上发篇，就找来了。本来以为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找个人不那么容易，这就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了。
“余伯伯，叫我小喜就可以了。”我说。
“好，我就倚老卖老了。”余伯伯说，“这次除了送信还有件事情――你愿意加入作家协会吗？”
“啊。”我又失态了，得承认诱惑很大，中国作协现在最顶层的作家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留名的主，世界闻名，奶油中的奶油，但是不行啊，同学，一入文坛，深似海，平时写写，落个“神童”的名节就算了，没打算一辈子落里面，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拒绝了：“余伯伯，抱歉了，我不能答应你。光凭一篇小说不能说明什么，我还是不够格。”
余伯伯，思考一番，说：“好吧，我知道现在说很唐突了，以后想通的话找我吧。”余老师在旁欲言又止，余伯伯接着说：“我夫人还有事情拜托你，你听她说吧。”
没完没了，他夫人王谨英说：“事情是这样，我看了王喜同志你的漫画觉得很不错，想刊用，我们会付你稿酬。”
“王阿姨也叫我小喜吧，阿姨说的是什么刊物？”我说。
“是作协自己出的刊物，叫《艺术之林》，内部发行了几期，，反映还不错。”王阿姨递我本《艺术之林》，看起来是本纯文学杂志，编得不好，文章很一般：“有小喜的漫画一定增色不少。”
“王阿姨，我能提点意见吗？”我小心翼翼的说。
我爷爷急了，说：“小伢懂什么，提个什么意见。”他是怕我说话不知道轻重。
“没关系的，有什么不足可以补充嘛。”王阿姨笑着对我爷爷说。
“阿姨，有没有想过做本文化杂志。”我说。
“这不是一样嘛。”余老师说。
“文学只是文化的一种。”我说，“文化是包罗万象，你听的音乐，看的书，穿的衣服都文化的种类。文学只是其中一种。”
“具体说说。”王阿姨说。
“文学、音乐、漫画、电影、政治都写。”我说，“多写点各地的风景风情，再搭上点奇闻逸事。保证很多人看。”
“我明白，但太多了，一本杂志怕容不下。”王阿姨说。
“不是什么都写，每个内容细分，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什么有趣就刊什么。摘些国外的文章，长见识的文章，读者爱读。”
王阿姨听了连声称赞。推动人类向前的无非是**和好奇心，现在的人跟张白
纸似的，求知欲旺盛，对新事物好奇心强，79年创刊的《世界之窗》走的是这路线，海量地把外国文章拿来用，又不用付稿费，中国六七时年代的年青人都看这个长大，记得我家就有几十本，看过几十遍，内容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有趣。不过因为不重视自身培养，闹过几场官非后，销声匿迹了。这是个机会，我要把握，问了：“杂志社里有专业的外语人才吗？”
“有，不多，主要是俄语。”
“我可以吗？”我毛遂自荐，“我会英语和一点法语。”
“jesuisétonné（法语：真令人吃惊。）”
“unpeude（一点点而以）。”
我们用英语交谈，标准的伦敦腔。我爷爷傻了，余清佩老师也傻了，余辰生夫妇留学欧洲，是稀有的“海龟”，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走前，王阿姨找我要了其他四格漫画手抄本，我给她几本新的，他们满意的走了。余老师折回来。
“怎么了，余老师。”我问。
“我跟我爸妈将有东西落下了。”
“您忘什么了？”
“我骗他们的。”
“哦，余老师，漫画真是没时间画，过两天吧。”
“谁问你这个。”余老师说：“说实话今天我不该来。”
“我惹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我赔笑道。
“没有，你挺让我自卑的。”余老师说。“做你老师的人都挺自卑。”
我咽口吐沫，听着语气非善类：“哪的话，我不懂事，瞎掰的。”
“是啊，怎么在我父母面前弹那种曲子，他们很失望。”来了，来了，要来了。
“老师，我错了。”
“知道就好，你这年纪犯错误难免的嘛。关键是要改正，但是我有怕你再犯……”余老师顿了顿，说：“要不这样，你可以教我啊，我边学边监督你。很好嘛。”
“余老师，我这是微末逐技，闹着玩，再说余老师你…………”
“王喜！知错能改才是社会主义好青年。”
至于嘛，扣顶大帽子，我说：“我教你还不成吗！”
余老师满意地走了，走到半中央，顾眄，对我说：“我妈把《鸣人龙珠传》下集忘这了，你去找找。”
“好，我拿给你。”不对啊，我没给她这本吧，中计了！
“拿来吧。”
“哎…………………………”
过一会，全滑坡路的人都知道巴金、艾青给我写信了。我爷爷越说越离谱，吹别人是开军车，师级干部亲自送信。老邻居见面都喊我王大作家，好不尴尬。我爷爷哼着《葛麻》小调回家，坐在厅里把我叫来，他问我愿不愿认他这个叔叔为父亲，我很自然而然的跪下磕头，我爷爷扶我起来说，**员不兴这个。我奶奶说我爷爷“总算聪明一回”。我爷爷抚掌大笑，晚上，下厨摆了一桌认子宴。我算是我爷爷的儿子了，听着玄乎有点黑色幽默，口头上叫叫而已，不敢真想，不能搞错，会有心理压力的啦。我爷爷写信告诉我爸爸这件事，我爸爸很高兴，写了回信：“我很偷快……………………”我爷爷哭笑不得的把个”偷“字用红笔一圈，我爸爸提前回武汉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混个文凭毕业。于是，滑坡五人众将重出江湖。
――――――――――――――――――――――――――――――――――――――――――――――为什么用WORD写了后上传都会出现很多错误，改都改不完！
第九章
第二天，我才看了巴金和艾青的来信。巴老写得比较简单，无非是勉励，希望我再接再厉，其他的稿子酌情录用。艾老出乎意料的详细，整体分析了文章，把经不起推敲的都挑出来，甚至逐字阅改，满篇红字。汗颜，艾老的文化底蕴，余秋雨比之都弱点，我写的东西在他那个高度，一文不值，他还是批了构思新颖，安排巧妙的结语，八个字看得我心里燃起了烈火，信末了，提了小说可能改成剧本。我才意识到这篇东西的影响会很大。1977年，我的文革反思文学《黑板》和刘心武的文革伤痕文学《班主任》代表着两种流派、两种态度，我略胜一筹，胜在苦难后的涅磐，《黑板》讲的是：熟读**语录的中学教师心里羞于“臭老九“的身份，自愿下乡接受改造，见到农村的小“红卫兵”狗子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才认识到“不识字怎么读懂**的话”，背着黑板，教孩子们认字，告诉他们“**是人民的胜利”。被批斗、被打倒一直坚持着，让狗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和教了许许多多道理，最后老师死于绝症。狗子一笔一画的写上**的名字，教着山上的孩子们…………这文章煽过了头，就叫资本主义人文思想，是政治犯，幸运的是我成功了。掀起一阵反思热潮却是我始料不及。
下午，余老师又来了，来还手抄本，赖着不走，我随手教她点吉他基本知识，她还是不走，管她怎么旁敲侧击，我都装糊涂，净弹些革命歌曲，余老师吃了黄连，气鼓鼓地走了。说实话刚才教她是真想把压箱底的东西抖出来，前世20岁不到，看我晶晶姐学吉他，弹得跟二极管发的声音一样单调，我也会，开始，她教我；后来，我教她。竟然是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这种人多么不可思议。大毛他们见余老师走了围过来。大毛给我竖大拇指，说：“兄弟，有一套。”小歪、志伟没说话，我把手里的手抄本交到志伟，说：“他――你们看着办，做得干净点。”说完进了里屋。
7月初，期末考试，我轻而易举地考全校第一。教导主任把成绩单送到我家，带了两瓶酒，小歪和志伟的爸爸跟着来了，他们三和我爷爷一起上的“五七”干校，世交了，老爷子和他们喝酒，教导主任把我拉上桌，他们在喝酒打屁，我则对着一盘红烧猪蹄猛干，最爱吃我爸爸做的这菜了，我爸爸说他只有他爸爸的几分功力，所言非虚。猪蹄烧得极烂，入口即化，肉却很嫩有嚼劲，咬上一口，油常常顺嘴角滴下来，香得不得了。
正吃得欢，教导主任跟我搭话：“喜子，叔有话问你。”我胡乱擦擦手，添干净手指上的油：“您说。”教导主任慢慢地说：“关于高考的事情。说说看。”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想参加高考。”我爷爷听了很生气，说“你再说一遍。”教导主任把手按我爷爷肩膀上，志伟的爸爸说：“小喜，你跟我家志伟不一样，你很聪明，还可以读下去，四人帮的那套别去听，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出息的。”我站起来跟他们鞠躬，真诚地说：“谢谢长辈们的关心，我是认真想过这件事，读大学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爷爷脾气很大，叫道：“还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了，你忘了以前你怎么说的。”教导主任安抚了我爷爷：“听他说嘛，小喜我看这孩子的想法挺多的，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接着教导主任的话说：“我想出来工作，边工作边学习，真有什么不足再进修也不晚。”这年代对文凭的要求也不高，有个“顶职”，后辈也不愁没工作。我爷爷耐着性子问我：“你打算做什么。”我说：“到王阿姨的杂志社工作。”其实，我爷爷后来告诉我，他是希望我到铁路上工作，我爸爸、二伯、叔叔都上了铁路，我爷爷把我二伯提到车辆段当书记，要他照护弟弟们，但他这个人太老实又有点软弱，我爷爷死的早，茶凉了，我二伯被发配到段里当科长，没出头了。现在我爷爷想我上铁路，他隐约知道我待人接物应该比他的儿子们强，但事到如今也没什么说的，我爷爷闷声喝酒，教导主任说：“这样也好，以后出来还要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