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保护这些黑色的小东西，保护生物链的完整度，发展还在牺牲环境的时期，他们的意识无疑是太超前了，人类就是这样，除非环境问题摆在面前，被盘中餐挥了“**型性“闷棍，才知道迫在眉睫了。
“在想什么呢？”余老师又碰巧地到杂志社瞅见我。
“瞎想呗。”我说。
余老师对我手上的笔感起了兴趣，问：“刚才你是怎么弄的。”
“？”我望着她一会，忽然明白了，食指和大拇指捏住笔，滋溜地在手上转一圈，小学生的把戏，我们都有的毛病――――上课不好好听讲，笔玩得象黎叔手上的鸡蛋花样百出。
“真有趣。”余老师坐在我对面，盯着我的手，我又演示一遍，她说太快，我慢动作来一遍。
MissYu拿着一枝笔学着玩，笨拙地转几次，最多转半圈。我问她：“复习怎么样，还顺利？”
“还好。”笔又一次掉了，她说：“太闷人了，到这里找点书看。你的事情呢，我听我爸爸说了一些，该多关关你了，要晓得什么是吃一堑、长一智。”
“早改邪归正了，怕了，火锅店没关就好，一切我都无所谓。”我说：“想得太多也是一种负担。”这是实话。
余老师不相信，她认为我有这种想法就象某些雌性哺乳纲偶蹄目动物能上树那么荒谬。
我说：“我的人品就这么不好。”
“你根本没人品。”
………………
这种无营养的对话只持续了一小会，我开始写些社论，边写余老师边看，好久没有把自己写的东西单纯地给第二个人看，要么只是留给自己，要么为了钱。以前写给晶晶看，总爱问她写得怎么样，紧张地象个伸长脖子的雏鸟，渴望反馈的是最好评价，晶晶常说：“你看我读书时的表情就可以了，当你的面我只会夸你。”于是我就这样学会了一级的察言观色和内敛。
我观察余老师很专注地读着我写的小东西，今天心情不错，算是买一赠一，说：“余老师，别动。”
她抬起头，我拿支铅笔速写，马上画了一张漫画素描。
“这头发怎么画成这样。”是长发乱乱地披下来。
“不好看？”
余老师眼睛眨了眨，嘴角带着微笑的征兆，显得可爱，我观察着她的脸，是借口从画家的角度，说：“只是觉得蛮适合老师的脸型，即兴画了上去，怎么样？”我又紧张了，应该是怕多瞄她一眼而被灌上流氓罪。
“一般。“她把画收进衬衣口袋，没理我自顾看书去了。
我没在意余老师忽然的冷淡，继续赶稿，这个月快到头了，下月五号要新一期，时间有点紧。
下午五点下班，跟王阿姨说先去家里打招呼后，我再去阿姨家，王阿姨和余老师先走了。我跑回家和爷爷说了一声，他问我火锅店怎么了，我没告诉他实情，只说是件小事，他也没问了。
到余伯伯家敲门，余老师给我开的门，一进屋才发现来的不只我一人，有两三中年男同志在客厅里坐着，我望过去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夏雨田。
第三十七章
王阿姨与余伯伯跟夏雨田聊天，类比林徽因的“贵夫人沙龙”，在座地都是名人，夏雨田笑咪咪地看着我，余伯伯给我介绍，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是最闻名全国的武汉京剧家袁天保，年纪稍微轻点的是武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洪湖赤卫队》的编辑之一朱少山。
响当当湖北文化界泰斗级的人物，我必恭必敬地鞠躬问好后，找地方坐下了。
城市的根本是什么？社会学家讲是人文精神，最高的体现是城市里产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精英，他们做为城市的名片被民众们崇拜，把他们的荣誉视为自己的荣耀，这是地域性的文化。
刚坐下，余伯伯发话了，说：“小喜，看看这是什么？”他递来个红本子，我一接，看了，本子封皮上写着“中国作家协会”。
比郭敬明轻松，我也进了作家协会了，虽然有混进去的嫌疑。余伯伯看我波澜不惊的模样，不乐意了，说：“还是没巴老面子大，叫小喜进刚成立的湖北作家协会都不成。”
我一凛，嬉皮笑脸地说：“不是可以也在湖北作协也登记吗，余伯伯是通情达理的人，饶我一次吧。”
王阿姨笑了，说：“小喜以后要给湖北争光了，我们为你骄傲。”
我谢了王阿姨，也谢了余伯伯，说：“过去几天是我犯糊涂，太冒失了，接二连三地让余伯伯帮了这么大的忙，过意不去啊。”
“认识错误就好，改了还是好同志。”余伯伯摆摆手，说。
夏雨田说：“小喜弄的火锅好吃的很，没了，我这个好吃佬哪里吃去。”
大家笑了。
我坐在一旁听着余伯伯他们聊天，说得都是文化界的事情，我想我是入了七十年代的文学界，三年来几乎每件事情都和文学扯上了关系，眼前皆是文化名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家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袁天保正谈着他对革命京剧的见解，朱少山插了嘴，说：“老袁，能编个革命京剧拍成电影吗？“
“怎么想做这个，〈洪湖赤卫队〉不是挺好。”袁天保说。
朱少山点点头说：“过了〈洪湖赤卫队〉以后，电影厂就没出什么好片子了，今年电影厂改成了湖北电影制片厂，没有好本子，举步艰难了。”
“那也不是一下的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话，样板戏太老了，场面大的京剧我不在行。”
“没事。”朱少山：“能出本子就行，成事在人嘛。”
他们争执不下。
“干嘛，非要京剧，不有现成的编剧吗。”夏雨田指向我。
我连忙说：“还是袁老师京剧好，我也编不出更好的东西了。”这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抢了别人的风头，最让人讨厌。
“对了，王喜同志的〈黑板〉我看过，发人深思的好片子，朱少山你可以找王喜同志编剧嘛，说实在京剧还是舞台戏剧，不怎么适合拍成电影。”
“袁老师，叫我小喜就行了。”我说：“〈黑板〉是谢导导演的好，演员演的出色，我没什么功劳。”
“青年人干什么老气横秋的推三阻四，干就干，袁天保老师都说你的〈黑板〉好了，谢晋导演跟我说那电影不少地方还是按你的建议拍摄的，再谦虚就是虚伪了。”余伯伯说。
只知道余伯伯关系大、交游广，没想到这么大，这么广。袁天保老师说：“放心写吧，刚刚王阿姨不是说要为湖北争光吗，写，一定要写。”
我只能点头答应了，说尽力而为。
余老师端杯茶给我，小声地说：“假谦虚。”
哪尼，竟然被发现了，努力地平复脸上的表情，同样很小声地说：“过奖，过奖。”
余老师嫣然一笑，笑得我心中起腻，再也不敢看她了。
朱少山说：“小喜，我也相信你的能力，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说：“好吧，能什么时候要本子。”
“越快越好…………”
我还是得问清楚：“能写战争题材吗。”
朱少山有些为难了，说：“战争题材的电影有点大了，我怕电影厂没那个实力拍好，能写〈黑板〉那种故事吗？”
走老路不行了，我说：“不是电影，而是拍电视剧怎么样？”
“电视剧？”他们都疑惑了，余老师停下来听。
“对，电视剧。”我循循善诱，笑得象周星星同学，抛出《亮剑》的故事，无耻地欺世盗名，当年谁不爱看李云龙，能自主选重生的年代，一定选在那个年代，快意恩仇，砍光小鬼子，过把瘾再光荣也值了。
看了不下八遍，旮旯地方都记得，详详细细地说了故事大概，连带着李云龙标准的粗口，惟妙惟肖了。余老师尴尬地说：“不学好。”
我笑了笑说：“艺术需要的必要牺牲嘛。”
余伯伯对朱少山说：“怎么样？”
“是不是太影射王近山了。”
“有点，但是还是有别的将军影子，这是个好故事，可以拍！”
夏雨田赞成说：“有味道，哪有士兵是无血无肉的，骂骂娘是很正常的事。反正又不是点名了，李云龙这名字有气势我喜欢。”
袁天保也说：“虽然不是传统荧幕上的英雄，但英雄气更足了。”
“好吧，就这么定了，小喜尽快写完这个剧本，写完了给我们先看看。”毕竟是有前科的人，余伯伯不放心。
“文革的部分要写吗？“我说。
“要写，事实就是事实，党都承认文革是政治错误，有什么不敢写。”
正和我意，1979年开始，全国大规模的开始大规模平反，算是政治上的响应。
谈妥了这件事情，我们在余伯伯家里吃了晚饭，是余老师下的厨房，还是小家碧玉型，刮目相看了。
晚饭吃完了以后，夏雨田老师他们先走了，余伯伯把我留下了，他说：“小喜，那个火锅店的事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承认错误，是自己低估了国内的形势。
“巴老还告诉我一件事，这事你做的更不好。”
不会是给香港导演写剧本的事吧。
“你给香港导演写剧本，是不是更欠考虑。”余伯伯说，“这个事情我恐怕也没办法了。”
“是我咎由自取。”似乎看到了新疆建设兵团美丽的夕阳。
“看一步走一步了。”余伯伯说，“以后多和你爸爸商量，再行动，你就是没阅历和经验，现在国内的形势也不见得很明朗，你写搞的是文化方面更要步步小心――――这次要你写〈亮剑〉也是期望和军区打好关系，不然一切都很难了。”
话都说明了，我默默地点点头，更没想到的是原来余伯伯和军方的关系好深，真是深藏不露了。
第三十八章
余伯伯终于讲了他的故事。
本世纪初，余伯伯的父亲在武汉是有头有脸的民族企业家，在武汉，国民党的高官都要卖几分面子，但这一切只能在大武汉空袭中，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干干净净。余伯伯当时10岁，他只有个哥哥15岁，一家慌乱地逃到重庆，“财产尽失如丧家之犬”，在重庆呆了五六年，眼见抗日战争进入尾期，余伯伯的父亲把他们兄弟叫来抽签，长签是继续留在重庆上西北大学，短的是秘密送到延安参加**。余伯伯的哥哥不抽，他早就决定到延安，独自一人去了38军113师，原红25军，随部队参加了抗日、解放、朝鲜战争，当上了113师的政委。
余伯伯读了西北联大，后保送去了美国读法律，机缘巧合之下也接触了**，哥哥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回国加入**，余伯伯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夫人王阿姨离开了美国…………
“可惜地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如同中国解放时期的历史簿，一页页写满奋斗与信仰的字眼。
我说：“他是一位好兄长，好战士。”
“死得其所了，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余伯伯引用了巴顿的话，他又说：“走的也好，留到后来的运动中，我这个走资派还得连累他。”
长辈们烽火年代的故事是百听不厌，余伯伯讲的也带劲了，他说人生大起大落才能看透一切，现在只看透一半。
我笑了，没有说话。
转眼到了晚上9点，我该走了，王阿姨说：“小喜常来玩，看你们俩聊得挺投机。”我笑着说好。
余老师又一次送我，她问：“我爸和你谈什么了？”
“革命教育，收益匪浅。”
“又说了回国建设那会吧，几十遍了。”余老师随意地说。
代沟总是存在的，奇怪地是我们与爷爷辈沟通并不想与父辈那么难，可以说是听故事和听道理的不同。
我扯别的话题，说：“余老师，高考应该有把握了吧。”
“怎么都问这个，烦，你还不是可以考，曹爹爹举双手赞成。”余老师说，“还不是那样了，总是觉得没方向。”
“没方向。”
“也不知道要考哪方面，就每天拿本书背，无趣的要紧。”
王小波也曾经迷茫地背诵着“十次路线斗争”，他还说这件事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忽然觉得自己高考的时候真是很幸福的时候，
“在想什么呢？”余老师又碰巧地到杂志社瞅见我。
“瞎想呗。”我说。
余老师对我手上的笔感起了兴趣，问：“刚才你是怎么弄的。”
“？”我望着她一会，忽然明白了，食指和大拇指捏住笔，滋溜地在手上转一圈，小学生的把戏，我们都有的毛病――――上课不好好听讲，笔玩得象黎叔手上的鸡蛋花样百出。
“真有趣。”余老师坐在我对面，盯着我的手，我又演示一遍，她说太快，我慢动作来一遍。
MissYu拿着一枝笔学着玩，笨拙地转几次，最多转半圈。我问她：“复习怎么样，还顺利？”
“还好。”笔又一次掉了，她说：“太闷人了，到这里找点书看。你的事情呢，我听我爸爸说了一些，该多关关你了，要晓得什么是吃一堑、长一智。”
“早改邪归正了，怕了，火锅店没关就好，一切我都无所谓。”我说：“想得太多也是一种负担。”这是实话。
余老师不相信，她认为我有这种想法就象某些雌性哺乳纲偶蹄目动物能上树那么荒谬。
我说：“我的人品就这么不好。”
“你根本没人品。”
………………
这种无营养的对话只持续了一小会，我开始写些社论，边写余老师边看，好久没有把自己写的东西单纯地给第二个人看，要么只是留给自己，要么为了钱。以前写给晶晶看，总爱问她写得怎么样，紧张地象个伸长脖子的雏鸟，渴望反馈的是最好评价，晶晶常说：“你看我读书时的表情就可以了，当你的面我只会夸你。”于是我就这样学会了一级的察言观色和内敛。
我观察余老师很专注地读着我写的小东西，今天心情不错，算是买一赠一，说：“余老师，别动。”
她抬起头，我拿支铅笔速写，马上画了一张漫画素描。
“这头发怎么画成这样。”是长发乱乱地披下来。
“不好看？”
余老师眼睛眨了眨，嘴角带着微笑的征兆，显得可爱，我观察着她的脸，是借口从画家的角度，说：“只是觉得蛮适合老师的脸型，即兴画了上去，怎么样？”我又紧张了，应该是怕多瞄她一眼而被灌上流氓罪。
“一般。“她把画收进衬衣口袋，没理我自顾看书去了。
我没在意余老师忽然的冷淡，继续赶稿，这个月快到头了，下月五号要新一期，时间有点紧。
下午五点下班，跟王阿姨说先去家里打招呼后，我再去阿姨家，王阿姨和余老师先走了。我跑回家和爷爷说了一声，他问我火锅店怎么了，我没告诉他实情，只说是件小事，他也没问了。
到余伯伯家敲门，余老师给我开的门，一进屋才发现来的不只我一人，有两三中年男同志在客厅里坐着，我望过去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夏雨田。
第三十七章
王阿姨与余伯伯跟夏雨田聊天，类比林徽因的“贵夫人沙龙”，在座地都是名人，夏雨田笑咪咪地看着我，余伯伯给我介绍，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是最闻名全国的武汉京剧家袁天保，年纪稍微轻点的是武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洪湖赤卫队》的编辑之一朱少山。
响当当湖北文化界泰斗级的人物，我必恭必敬地鞠躬问好后，找地方坐下了。
城市的根本是什么？社会学家讲是人文精神，最高的体现是城市里产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精英，他们做为城市的名片被民众们崇拜，把他们的荣誉视为自己的荣耀，这是地域性的文化。
刚坐下，余伯伯发话了，说：“小喜，看看这是什么？”他递来个红本子，我一接，看了，本子封皮上写着“中国作家协会”。
比郭敬明轻松，我也进了作家协会了，虽然有混进去的嫌疑。余伯伯看我波澜不惊的模样，不乐意了，说：“还是没巴老面子大，叫小喜进刚成立的湖北作家协会都不成。”
我一凛，嬉皮笑脸地说：“不是可以也在湖北作协也登记吗，余伯伯是通情达理的人，饶我一次吧。”
王阿姨笑了，说：“小喜以后要给湖北争光了，我们为你骄傲。”
我谢了王阿姨，也谢了余伯伯，说：“过去几天是我犯糊涂，太冒失了，接二连三地让余伯伯帮了这么大的忙，过意不去啊。”
“认识错误就好，改了还是好同志。”余伯伯摆摆手，说。
夏雨田说：“小喜弄的火锅好吃的很，没了，我这个好吃佬哪里吃去。”
大家笑了。
我坐在一旁听着余伯伯他们聊天，说得都是文化界的事情，我想我是入了七十年代的文学界，三年来几乎每件事情都和文学扯上了关系，眼前皆是文化名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家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袁天保正谈着他对革命京剧的见解，朱少山插了嘴，说：“老袁，能编个革命京剧拍成电影吗？“
“怎么想做这个，〈洪湖赤卫队〉不是挺好。”袁天保说。
朱少山点点头说：“过了〈洪湖赤卫队〉以后，电影厂就没出什么好片子了，今年电影厂改成了湖北电影制片厂，没有好本子，举步艰难了。”
“那也不是一下的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话，样板戏太老了，场面大的京剧我不在行。”
“没事。”朱少山：“能出本子就行，成事在人嘛。”
他们争执不下。
“干嘛，非要京剧，不有现成的编剧吗。”夏雨田指向我。
我连忙说：“还是袁老师京剧好，我也编不出更好的东西了。”这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抢了别人的风头，最让人讨厌。
“对了，王喜同志的〈黑板〉我看过，发人深思的好片子，朱少山你可以找王喜同志编剧嘛，说实在京剧还是舞台戏剧，不怎么适合拍成电影。”
“袁老师，叫我小喜就行了。”我说：“〈黑板〉是谢导导演的好，演员演的出色，我没什么功劳。”
“青年人干什么老气横秋的推三阻四，干就干，袁天保老师都说你的〈黑板〉好了，谢晋导演跟我说那电影不少地方还是按你的建议拍摄的，再谦虚就是虚伪了。”余伯伯说。
只知道余伯伯关系大、交游广，没想到这么大，这么广。袁天保老师说：“放心写吧，刚刚王阿姨不是说要为湖北争光吗，写，一定要写。”
我只能点头答应了，说尽力而为。
余老师端杯茶给我，小声地说：“假谦虚。”
哪尼，竟然被发现了，努力地平复脸上的表情，同样很小声地说：“过奖，过奖。”
余老师嫣然一笑，笑得我心中起腻，再也不敢看她了。
朱少山说：“小喜，我也相信你的能力，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说：“好吧，能什么时候要本子。”
“越快越好…………”
我还是得问清楚：“能写战争题材吗。”
朱少山有些为难了，说：“战争题材的电影有点大了，我怕电影厂没那个实力拍好，能写〈黑板〉那种故事吗？”
走老路不行了，我说：“不是电影，而是拍电视剧怎么样？”
“电视剧？”他们都疑惑了，余老师停下来听。
“对，电视剧。”我循循善诱，笑得象周星星同学，抛出《亮剑》的故事，无耻地欺世盗名，当年谁不爱看李云龙，能自主选重生的年代，一定选在那个年代，快意恩仇，砍光小鬼子，过把瘾再光荣也值了。
看了不下八遍，旮旯地方都记得，详详细细地说了故事大概，连带着李云龙标准的粗口，惟妙惟肖了。余老师尴尬地说：“不学好。”
我笑了笑说：“艺术需要的必要牺牲嘛。”
余伯伯对朱少山说：“怎么样？”
“是不是太影射王近山了。”
“有点，但是还是有别的将军影子，这是个好故事，可以拍！”
夏雨田赞成说：“有味道，哪有士兵是无血无肉的，骂骂娘是很正常的事。反正又不是点名了，李云龙这名字有气势我喜欢。”
袁天保也说：“虽然不是传统荧幕上的英雄，但英雄气更足了。”
“好吧，就这么定了，小喜尽快写完这个剧本，写完了给我们先看看。”毕竟是有前科的人，余伯伯不放心。
“文革的部分要写吗？“我说。
“要写，事实就是事实，党都承认文革是政治错误，有什么不敢写。”
正和我意，1979年开始，全国大规模的开始大规模平反，算是政治上的响应。
谈妥了这件事情，我们在余伯伯家里吃了晚饭，是余老师下的厨房，还是小家碧玉型，刮目相看了。
晚饭吃完了以后，夏雨田老师他们先走了，余伯伯把我留下了，他说：“小喜，那个火锅店的事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承认错误，是自己低估了国内的形势。
“巴老还告诉我一件事，这事你做的更不好。”
不会是给香港导演写剧本的事吧。
“你给香港导演写剧本，是不是更欠考虑。”余伯伯说，“这个事情我恐怕也没办法了。”
“是我咎由自取。”似乎看到了新疆建设兵团美丽的夕阳。
“看一步走一步了。”余伯伯说，“以后多和你爸爸商量，再行动，你就是没阅历和经验，现在国内的形势也不见得很明朗，你写搞的是文化方面更要步步小心――――这次要你写〈亮剑〉也是期望和军区打好关系，不然一切都很难了。”
话都说明了，我默默地点点头，更没想到的是原来余伯伯和军方的关系好深，真是深藏不露了。
第三十八章
余伯伯终于讲了他的故事。
本世纪初，余伯伯的父亲在武汉是有头有脸的民族企业家，在武汉，国民党的高官都要卖几分面子，但这一切只能在大武汉空袭中，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干干净净。余伯伯当时10岁，他只有个哥哥15岁，一家慌乱地逃到重庆，“财产尽失如丧家之犬”，在重庆呆了五六年，眼见抗日战争进入尾期，余伯伯的父亲把他们兄弟叫来抽签，长签是继续留在重庆上西北大学，短的是秘密送到延安参加**。余伯伯的哥哥不抽，他早就决定到延安，独自一人去了38军113师，原红25军，随部队参加了抗日、解放、朝鲜战争，当上了113师的政委。
余伯伯读了西北联大，后保送去了美国读法律，机缘巧合之下也接触了**，哥哥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回国加入**，余伯伯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夫人王阿姨离开了美国…………
“可惜地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如同中国解放时期的历史簿，一页页写满奋斗与信仰的字眼。
我说：“他是一位好兄长，好战士。”
“死得其所了，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余伯伯引用了巴顿的话，他又说：“走的也好，留到后来的运动中，我这个走资派还得连累他。”
长辈们烽火年代的故事是百听不厌，余伯伯讲的也带劲了，他说人生大起大落才能看透一切，现在只看透一半。
我笑了，没有说话。
转眼到了晚上9点，我该走了，王阿姨说：“小喜常来玩，看你们俩聊得挺投机。”我笑着说好。
余老师又一次送我，她问：“我爸和你谈什么了？”
“革命教育，收益匪浅。”
“又说了回国建设那会吧，几十遍了。”余老师随意地说。
代沟总是存在的，奇怪地是我们与爷爷辈沟通并不想与父辈那么难，可以说是听故事和听道理的不同。
我扯别的话题，说：“余老师，高考应该有把握了吧。”
“怎么都问这个，烦，你还不是可以考，曹爹爹举双手赞成。”余老师说，“还不是那样了，总是觉得没方向。”
“没方向。”
“也不知道要考哪方面，就每天拿本书背，无趣的要紧。”
王小波也曾经迷茫地背诵着“十次路线斗争”，他还说这件事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忽然觉得自己高考的时候真是很幸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