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序二：我有话要说
缪进兰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孤独的长跑者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ＰＡ－ＰＥＲＭＡＮ"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ＷＥＥＮ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ＥＣＨＯ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老师说。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序二：我有话要说
缪进兰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孤独的长跑者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ＰＡ－ＰＥＲＭＡＮ"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ＷＥＥＮ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ＥＣＨＯ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老师说。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