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不得不寻求族外人来组成势力核心。
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刘邦成为刘邦的。刘邦从没想过要在自已家族扎根，从年轻时起就到社会上找出路，是以社会为家成长起来的，靠着知心朋友的帮助才填饱肚皮，年届四十还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应该说，这种状况对他在为人处事上培育"德"是大有裨益的。
刘邦生于战国时期，深受时代的影响，快到三十岁时才亲眼看到秦的统一。所谓战国这种叫法，本身就意味着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然而也表示社会在各方面均巳走向成熟。
而在日本列岛上，很久以后才有众多人口居住在这里，因此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出现统一的国家，故而日本战国时期的出现也要晚许多。然而，
270
尽管跨越了相隔久远的历史年代，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却依然很多。
必须看到，战国时代的出现有其先决性的条件，即与古代社会相比，
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自耕农的数量猛增，人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并趁势迸发出一种自主精神，由此，又形成了亚洲地域意义上的个体的人。
随着这种个体的人的出现涌现出各种思想和诸多发明。在这样的社会土壤
中，便出现了包括战国前的春秋时代在内的诸子百家，他们犹如雨后春笋
般陆续问世，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时代。
而具有从战国到秦灭亡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士"，也产生于上述土
壤。这一时代的士，并不是指日本江户时期那种承袭世禄的人。他们是从农民中自立而生的一种自由人，自己的知识和精神若能派上用场，便入世做官，不如意便隐匿于市井之间，或云游四海而为游士，有时也寄食于权势之家充当食客，不过，其生存方式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靠自己的德和义而决定进退或生死，全然没有过去那种奴隶般的隶属性。在本书中，笔者很快就要提到张良这个人物，他即是继承了早先战国时期那种士的浓厚特质。投靠项羽成为军师的范增也属于同一出身，乃是一位一言一行均浸透了这种特质的代表人物。
将刘邦这个人说成是出身于士，又当如何呢？
士乃是有知识的人。就这一点来说，刘邦并不属于这种人。写成文字
的"士"，正如"仕"这个字是由其派生出来一样，本是指尽力为人做事的
人，但刘邦却是从年轻时起就从没想过要为别人效力。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并不属于拥有万亩良田、支配众多农民的豪门贵族，除了德与侠义之外，
再没有任何本事。从这点来看，刘邦还是近于游侠。
后来的太平时期，游侠是作为一种特立独行的人而存在的，不过，从战国到文中所说的这个时代，在乡村和市井之间具有某种势力的人，却都明显具有侠的气概。
在秦强盛时期，地方官府所雇用的当地出身的官吏之中，具有某种社会势力的人便不仅仅是一个办事的平庸之辈，而要具有的气概，竭力保
271
护他在当地的那些朋友。
本来，在中国的农耕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带有古代色彩的无政府主义
氛围，民间社会的状态也大抵如此。存在于民间的里，都会筑起护卫全里
的藩墙，推举称为父老的居民代表来自我管理，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朝廷一类的东西；朝廷纵然作为一种必要体制建立起来，也尽量不给
各个里或村落施加压力，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尧舜之世。然而，实际上从未有过这种轻如鸿毛、柔若慈母的朝廷。苛敛诛求乃是王朝的常态，王朝的这种祸害比被朝廷视为"贼"的草寇之害更甚。
农民们一直煞费苦心，想方设法摆脱或是尽量减少所受的王朝之害。这种煞费苦心的代表就是"父老"，这些父老依赖的对象并不是朝廷派来的"官"，而是当地出身的吏"。虽说是吏，也必须具有侠义心肠。比如身在沛城的这种吏，便是刘邦的党羽萧何、曹参，或是刘邦极为喜欢的夏侯婴以及任敖等人。他们不是后代的那种吏，而是一种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如同游侠头领的隐蔽身份。他们都拥有几个暗地里帮忙的农民团体，也掌握了这些农民团体所在的整个村落。
刘邦就位于这一体系的最顶端。
本来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刘邦，为什么会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呢？进一讲，虽说刘邦军远不如项羽军，却也是仅次于其的一支军队，并在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且眼下正在向西挺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此事实在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甚至常常成为学术上探讨的课题。西屿
定生氏的论文《中国古代帝国建立的考察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们》0949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41号），可以说就是这种学术研究的开端。
对此，守屋美都雄氏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格》0952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58、159号）一文中予以批判，并颇有建树。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介绍，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我们在此不作赘述，但西屿氏关注到刘邦初期其内部组织的称呼，却可以说是一个功缋。中涓、舍人、卒、客
其隶属关系就是以这样一种称呼来划分的。所谓中涓，也称之为涓人。
272
本来是侍奉国王，并在其身边负责清扫一类工作的人，还兼任传达君命与转呈奏章的任务。
所谓家臣，原本是豪门贵族家内的奴隶，而豪门贵族一旦得势，伺候在身边的奴隶便作为其意志的代言人，对外界也同样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即是中涓本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刘邦既不是豪门贵族，也不是富户出身，他身边所用的中涓一语的意义及内容，笔者认为似乎是从本来的中
涓派生出来的。
舍人也同样。这是古代周王室的一个官职名称，似乎是侍奉在王的身边负责财务的人。以后，这个词又走出王室，指那些在豪门贵族身边负责庶务的人，到战国时期，也被用来指寄食于豪门贵族门下之类的意思。
卒本来是指仆人。但在战国时被称为"卒"的人，却指受到豪门贵族扶持的士。
客也是士，却是指寄身于豪门贵族的那些人，豪门贵族有时也会称其为先生，并对其学识、精神和技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战国或战国之前，这些用语是用来称呼负责王侯日常生活的各种执事的，但在刘邦那个时代，却被用来称呼刘邦这类游侠首领的随从了。
总之，刘邦是在沛城及其附近以侠义度日，游手好闲一直混到了年近四十，因而加入他的侠义组织的人很多，这就有必要按着这些人的亲疏程度和任职现状，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给他们挂上古已有之的职务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游侠首领的随从，并非只刘邦一家独有，很可能是普天之下尽皆如此。
顺便联想到日本的战国时代，譬如称霸三河的德川家的情况，所谓中涓、舍人和卒，总的来说，恐怕就相当于世代臣事于德川家的家臣。当德川家康前几代在三河的松平乡时，土地是山林，既没有开辟水田的水源，也几乎没有田，他们靠山林养兵来到下面的平川，历经数代才将势力扩大到水田地区。那时德川家的政务便是由具有"老中"、"若年寄"这种独特职位名称的人全权负责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仅限于世代臣事德川家的人，虽然能代行主人的权力，俸禄却很低。随着松平家族势力的扩大及不断并
273
吞土地，又出现了新加人进来的世袭家臣，并获得了与老资格的家臣不相
上下的尊重，被冠以"安城以来"、"冈崎以来"等称呼。但当德川家康最终取得天下之时，又将许多固有诸侯〈大名）列人自己一伙，称之为旁系
诸侯〈"外样大名"〕。这些人即相当于刘邦军里的44客"。而德川家在完全
取得天下之后，也依旧原封不动地使用三河土豪时代行政上的职务名称。
德川家康临死时曾留下遗言，不准改变三河以来的传统习惯，行政上的权
力交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中涓、舍人和卒"来掌管，而对相当于"客"
的旁系诸侯，尽管给予了大片封地，却不让其参与政治。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德川家康对那些可说是家奴后裔的家臣们十分
信赖和重视。不过，日本战国时代，三河国世袭家臣们的忠心，是以对主
人盲目的隶属心态为内涵而形成的。中国战国时期到秦灭亡期间存在的刘
邦及其嫡系的关系，则是以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巳不复存在^为纽带而形成的，这些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觉醒
的。但并非说侠义就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在古代那种动荡不安，王朝不足以信赖，甚或具有虎狼之害的社会里，下层民众为了生存，只有靠侠义之心求得相互救助。可以说，侠义精神正是来源于此。
刘邦组织体系里的这些中涓、舍人和卒等，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壮大，
又分别用战国时期各诸侯王国所使用的官职名称一将军、都尉、骑都尉、左司马、车司马、骑司马、御史及太仆等一一来加以称呼，如同车轮旋转
一样，通过不同的职务来使这一军事组织运转。这件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面还是来讲张良。
张良，字子房。刘邦和跟前的那些人全都出身卑贱，唯独张良是个例外。张良很快就成了刘邦的"客"，担任军师，总算使不善战的刘邦军开始有模有样地朝着胜利转变。
张良原本是韩国人。
所谓韩国，乃是战国七雄之一，领土包括现在的山西省东南部至河南
274
省中部这一片肥沃的中原，但到战国末期却成了最难防守的一个国家。由于国界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强秦接壤，另一边又与颇有蛮性遗风的楚国相邻，外交上多苦涩艰难，战事不断，常常陷于苦战，因这些先天注定的外患压力，其内政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韩所处的这种环境，制造出了一种思想上的土壤，即令人思索"国家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张良早半个世纪，这个诸侯国的王族中就出了一个叫韩非子的人。
尽人皆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他的思想及国家学说就是从韩内部的现实中产生的。
不仅是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权力也都是建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上，各种势力费尽心机地你争我夺，而这些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又错综复杂到了极点。韩非子认为，如果能一扫那些如同动物内脏般的活生生的现实，并只靠法制和能力来行使君主权，韩也就根本不存在亡国的问题了。
自然，他把懦家当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在当时，这片大地上的社会结构与十八十九世纪建立的近代国家当然大不相同。首先，君主之侧有中涓、舍人等近臣，他们哄骗君主，以一己
私利为准则，操纵君主的权力。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势力，从自身势力的利害关系出发来判断事物，从事工商的人（当时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游民）与这些势力相勾结以牟取私利，以十九世纪以后的观点来说，整个国家仿佛都成了一个贪污渎职的集团。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秩序和伦理，对于父母兄弟、血缘亲族及乡里长老而言，毋宁说这种秩序和伦理既合于礼，又合于孝。儒家学派就是在对此大加肯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伦理学说的。
韩非子认为，在协调血统和乡里关系的基础上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君主权力，其功能甚小，危急时刻，命令权和指挥权都很难下达到所有角落。
从这种怀疑的观点出发，他才创立了以简洁明快的法治理天下的法家思想。他的思想建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275
老子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一种虚无思想。老子在政治上讲求无为而治，韩非子恰恰将老子思想推向了政治学说。不过，即这种思想尚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老子也好，韩非子也好，都给自己的思想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即民必须永远是无知无欲的，被看做自然物的民，感觉不到君存在及统治是沉重的压力，老子和韩非子认为，让民感到沉重压力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思想，这才是其最具魅力的部分。不过也可以说这种政治宛如无底的壶一样，在现实中是毫无用处的。
本来，秦王政（后来的始皇帝）乃是一位法家的信奉者，据说在读过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之后，他十分激动，甚至兴奋地说：
"若得见此著者，死而足矣。"
从秦王政的气质来看，他感受至深的部分大概有这样两点：一是按韩非子的思想去做，民就会转化为自然物；一是君主权力并不建立在调整各
种势力的关系之上，而是直接触及天下每一个百姓。事实上，秦王政建立秦帝国后就果断地实行了韩非子的思想，甚至起用了法家学者李斯来当大
臣。不过，始皇帝在视民为自然物这一点上做过了头，毫不留情地驱使民去服劳役，导致在其死后，自然物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
顺便说一句，韩非子的学说在其
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刘邦成为刘邦的。刘邦从没想过要在自已家族扎根，从年轻时起就到社会上找出路，是以社会为家成长起来的，靠着知心朋友的帮助才填饱肚皮，年届四十还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应该说，这种状况对他在为人处事上培育"德"是大有裨益的。
刘邦生于战国时期，深受时代的影响，快到三十岁时才亲眼看到秦的统一。所谓战国这种叫法，本身就意味着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然而也表示社会在各方面均巳走向成熟。
而在日本列岛上，很久以后才有众多人口居住在这里，因此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出现统一的国家，故而日本战国时期的出现也要晚许多。然而，
270
尽管跨越了相隔久远的历史年代，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却依然很多。
必须看到，战国时代的出现有其先决性的条件，即与古代社会相比，
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自耕农的数量猛增，人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并趁势迸发出一种自主精神，由此，又形成了亚洲地域意义上的个体的人。
随着这种个体的人的出现涌现出各种思想和诸多发明。在这样的社会土壤
中，便出现了包括战国前的春秋时代在内的诸子百家，他们犹如雨后春笋
般陆续问世，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时代。
而具有从战国到秦灭亡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士"，也产生于上述土
壤。这一时代的士，并不是指日本江户时期那种承袭世禄的人。他们是从农民中自立而生的一种自由人，自己的知识和精神若能派上用场，便入世做官，不如意便隐匿于市井之间，或云游四海而为游士，有时也寄食于权势之家充当食客，不过，其生存方式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靠自己的德和义而决定进退或生死，全然没有过去那种奴隶般的隶属性。在本书中，笔者很快就要提到张良这个人物，他即是继承了早先战国时期那种士的浓厚特质。投靠项羽成为军师的范增也属于同一出身，乃是一位一言一行均浸透了这种特质的代表人物。
将刘邦这个人说成是出身于士，又当如何呢？
士乃是有知识的人。就这一点来说，刘邦并不属于这种人。写成文字
的"士"，正如"仕"这个字是由其派生出来一样，本是指尽力为人做事的
人，但刘邦却是从年轻时起就从没想过要为别人效力。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并不属于拥有万亩良田、支配众多农民的豪门贵族，除了德与侠义之外，
再没有任何本事。从这点来看，刘邦还是近于游侠。
后来的太平时期，游侠是作为一种特立独行的人而存在的，不过，从战国到文中所说的这个时代，在乡村和市井之间具有某种势力的人，却都明显具有侠的气概。
在秦强盛时期，地方官府所雇用的当地出身的官吏之中，具有某种社会势力的人便不仅仅是一个办事的平庸之辈，而要具有的气概，竭力保
271
护他在当地的那些朋友。
本来，在中国的农耕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带有古代色彩的无政府主义
氛围，民间社会的状态也大抵如此。存在于民间的里，都会筑起护卫全里
的藩墙，推举称为父老的居民代表来自我管理，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朝廷一类的东西；朝廷纵然作为一种必要体制建立起来，也尽量不给
各个里或村落施加压力，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尧舜之世。然而，实际上从未有过这种轻如鸿毛、柔若慈母的朝廷。苛敛诛求乃是王朝的常态，王朝的这种祸害比被朝廷视为"贼"的草寇之害更甚。
农民们一直煞费苦心，想方设法摆脱或是尽量减少所受的王朝之害。这种煞费苦心的代表就是"父老"，这些父老依赖的对象并不是朝廷派来的"官"，而是当地出身的吏"。虽说是吏，也必须具有侠义心肠。比如身在沛城的这种吏，便是刘邦的党羽萧何、曹参，或是刘邦极为喜欢的夏侯婴以及任敖等人。他们不是后代的那种吏，而是一种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如同游侠头领的隐蔽身份。他们都拥有几个暗地里帮忙的农民团体，也掌握了这些农民团体所在的整个村落。
刘邦就位于这一体系的最顶端。
本来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刘邦，为什么会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呢？进一讲，虽说刘邦军远不如项羽军，却也是仅次于其的一支军队，并在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且眼下正在向西挺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此事实在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甚至常常成为学术上探讨的课题。西屿
定生氏的论文《中国古代帝国建立的考察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们》0949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41号），可以说就是这种学术研究的开端。
对此，守屋美都雄氏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格》0952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58、159号）一文中予以批判，并颇有建树。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介绍，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我们在此不作赘述，但西屿氏关注到刘邦初期其内部组织的称呼，却可以说是一个功缋。中涓、舍人、卒、客
其隶属关系就是以这样一种称呼来划分的。所谓中涓，也称之为涓人。
272
本来是侍奉国王，并在其身边负责清扫一类工作的人，还兼任传达君命与转呈奏章的任务。
所谓家臣，原本是豪门贵族家内的奴隶，而豪门贵族一旦得势，伺候在身边的奴隶便作为其意志的代言人，对外界也同样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即是中涓本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刘邦既不是豪门贵族，也不是富户出身，他身边所用的中涓一语的意义及内容，笔者认为似乎是从本来的中
涓派生出来的。
舍人也同样。这是古代周王室的一个官职名称，似乎是侍奉在王的身边负责财务的人。以后，这个词又走出王室，指那些在豪门贵族身边负责庶务的人，到战国时期，也被用来指寄食于豪门贵族门下之类的意思。
卒本来是指仆人。但在战国时被称为"卒"的人，却指受到豪门贵族扶持的士。
客也是士，却是指寄身于豪门贵族的那些人，豪门贵族有时也会称其为先生，并对其学识、精神和技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战国或战国之前，这些用语是用来称呼负责王侯日常生活的各种执事的，但在刘邦那个时代，却被用来称呼刘邦这类游侠首领的随从了。
总之，刘邦是在沛城及其附近以侠义度日，游手好闲一直混到了年近四十，因而加入他的侠义组织的人很多，这就有必要按着这些人的亲疏程度和任职现状，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给他们挂上古已有之的职务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游侠首领的随从，并非只刘邦一家独有，很可能是普天之下尽皆如此。
顺便联想到日本的战国时代，譬如称霸三河的德川家的情况，所谓中涓、舍人和卒，总的来说，恐怕就相当于世代臣事于德川家的家臣。当德川家康前几代在三河的松平乡时，土地是山林，既没有开辟水田的水源，也几乎没有田，他们靠山林养兵来到下面的平川，历经数代才将势力扩大到水田地区。那时德川家的政务便是由具有"老中"、"若年寄"这种独特职位名称的人全权负责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仅限于世代臣事德川家的人，虽然能代行主人的权力，俸禄却很低。随着松平家族势力的扩大及不断并
273
吞土地，又出现了新加人进来的世袭家臣，并获得了与老资格的家臣不相
上下的尊重，被冠以"安城以来"、"冈崎以来"等称呼。但当德川家康最终取得天下之时，又将许多固有诸侯〈大名）列人自己一伙，称之为旁系
诸侯〈"外样大名"〕。这些人即相当于刘邦军里的44客"。而德川家在完全
取得天下之后，也依旧原封不动地使用三河土豪时代行政上的职务名称。
德川家康临死时曾留下遗言，不准改变三河以来的传统习惯，行政上的权
力交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中涓、舍人和卒"来掌管，而对相当于"客"
的旁系诸侯，尽管给予了大片封地，却不让其参与政治。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德川家康对那些可说是家奴后裔的家臣们十分
信赖和重视。不过，日本战国时代，三河国世袭家臣们的忠心，是以对主
人盲目的隶属心态为内涵而形成的。中国战国时期到秦灭亡期间存在的刘
邦及其嫡系的关系，则是以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巳不复存在^为纽带而形成的，这些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觉醒
的。但并非说侠义就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在古代那种动荡不安，王朝不足以信赖，甚或具有虎狼之害的社会里，下层民众为了生存，只有靠侠义之心求得相互救助。可以说，侠义精神正是来源于此。
刘邦组织体系里的这些中涓、舍人和卒等，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壮大，
又分别用战国时期各诸侯王国所使用的官职名称一将军、都尉、骑都尉、左司马、车司马、骑司马、御史及太仆等一一来加以称呼，如同车轮旋转
一样，通过不同的职务来使这一军事组织运转。这件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面还是来讲张良。
张良，字子房。刘邦和跟前的那些人全都出身卑贱，唯独张良是个例外。张良很快就成了刘邦的"客"，担任军师，总算使不善战的刘邦军开始有模有样地朝着胜利转变。
张良原本是韩国人。
所谓韩国，乃是战国七雄之一，领土包括现在的山西省东南部至河南
274
省中部这一片肥沃的中原，但到战国末期却成了最难防守的一个国家。由于国界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强秦接壤，另一边又与颇有蛮性遗风的楚国相邻，外交上多苦涩艰难，战事不断，常常陷于苦战，因这些先天注定的外患压力，其内政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韩所处的这种环境，制造出了一种思想上的土壤，即令人思索"国家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张良早半个世纪，这个诸侯国的王族中就出了一个叫韩非子的人。
尽人皆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他的思想及国家学说就是从韩内部的现实中产生的。
不仅是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权力也都是建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上，各种势力费尽心机地你争我夺，而这些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又错综复杂到了极点。韩非子认为，如果能一扫那些如同动物内脏般的活生生的现实，并只靠法制和能力来行使君主权，韩也就根本不存在亡国的问题了。
自然，他把懦家当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在当时，这片大地上的社会结构与十八十九世纪建立的近代国家当然大不相同。首先，君主之侧有中涓、舍人等近臣，他们哄骗君主，以一己
私利为准则，操纵君主的权力。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势力，从自身势力的利害关系出发来判断事物，从事工商的人（当时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游民）与这些势力相勾结以牟取私利，以十九世纪以后的观点来说，整个国家仿佛都成了一个贪污渎职的集团。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秩序和伦理，对于父母兄弟、血缘亲族及乡里长老而言，毋宁说这种秩序和伦理既合于礼，又合于孝。儒家学派就是在对此大加肯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伦理学说的。
韩非子认为，在协调血统和乡里关系的基础上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君主权力，其功能甚小，危急时刻，命令权和指挥权都很难下达到所有角落。
从这种怀疑的观点出发，他才创立了以简洁明快的法治理天下的法家思想。他的思想建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275
老子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一种虚无思想。老子在政治上讲求无为而治，韩非子恰恰将老子思想推向了政治学说。不过，即这种思想尚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老子也好，韩非子也好，都给自己的思想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即民必须永远是无知无欲的，被看做自然物的民，感觉不到君存在及统治是沉重的压力，老子和韩非子认为，让民感到沉重压力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思想，这才是其最具魅力的部分。不过也可以说这种政治宛如无底的壶一样，在现实中是毫无用处的。
本来，秦王政（后来的始皇帝）乃是一位法家的信奉者，据说在读过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之后，他十分激动，甚至兴奋地说：
"若得见此著者，死而足矣。"
从秦王政的气质来看，他感受至深的部分大概有这样两点：一是按韩非子的思想去做，民就会转化为自然物；一是君主权力并不建立在调整各
种势力的关系之上，而是直接触及天下每一个百姓。事实上，秦王政建立秦帝国后就果断地实行了韩非子的思想，甚至起用了法家学者李斯来当大
臣。不过，始皇帝在视民为自然物这一点上做过了头，毫不留情地驱使民去服劳役，导致在其死后，自然物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
顺便说一句，韩非子的学说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