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尤其年高的，改要舍去旧的，就不免，一方面会难于适应，另一方面会产生失落感，也就是都会带来小苦痛，苦，因而就不欢迎。另一种，是一部分人，改会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如君主专制改为议会制度，说了算的人物是不会赞成的。
专就群体说，变有两面性：大趋势是由坏变好；可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具体说是某一时期的变，某种形式的变，也可能带来苦痛，甚至大苦痛。旧时代的改朝换代是个突出的例。新统治者都是马上得之，就是说要经过战争（有极少例外，如曹魏之代后汉，那是战争移前，胜负已定）。战争，举起刀枪，就不再讲理，就不再顾道德法律，遭难的自然是老百姓，严重的被杀或自杀（多数是妇女），其次也是颠沛流离。等到战争停止，新君登极之后，制度难免小变，人事难免大变，又来了受影响、难适应等等问题。所以就无怪乎不只在朝的，就是在野的，易代之后，过故宫而有禾黍之思了。
改朝换代之后或之外，还可能有对群体生活有大影响的变。这种变通常是来自有权者的一念之微和金口玉言，其后又常常跟着朝令夕改。如清朝初年的强迫被征服的男性剃发，太平天国之强迫人民拜天父天兄，就是此类。这种变，由发令者方面看，是改不正确为正确，改不合理为合理。而受命者所面对的实际则成为，在遵命与死之间，必须选择一种。不幸而不愿意变，处境就非常可怜了。可怜，是由于短期内不能适应而必须适应，其结果是苦。在金口玉言一方，只成全自己的理想（或竟是幻想）而不顾及群体的难干适应，是揠苗助长。讲治平，应视群体的幸福为至高无上，切不可揠苗助长。
那么，就应变也不促使其变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是变，要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变之后，有把握比不变好，如修铁路、扫盲之类就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是，要群体不难适应，如规定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校受义务教育就是这样，顾及群体不难适应是个重要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由群体方面着眼，如果变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那就应该尽力求主动多，被动少。还有，如果变可以分为小和大，那就应该尽力求小变多，大变少，甚至有些事物，真是可有可无，如果有也无大碍，那就暂保留也好。有人也许会忧虑，说这样讲变易，治平之道不就成为尾随主义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与尾随并行的，或说先行的，还应该有大方向并容许因势利导，说尾随，只是以民意为重，不凭奇想大变，使群体不能适应，从而人民幸福与举措实效两败俱伤而已。
三六 国际
我们住的这块地方，也大也小，都由比较来，比如与家门之内比，它太大，与宇宙（宇宙之外，会不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比，又太渺小了。可是纵使渺小，其内涵仍然过于复杂，单说大块头的，以自然之眼观之，有几大洋和几大洲，以人事之眼观之，有大大小小若干国。足不出国门，如前面所说，问题不少口我们的老祖宗生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心目中的世界是中央一块土，四面有水围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知道居中之外还有四夷，但心情上是看不起，万一有不得不重视的时候，就修长城，把称为夷狄的挡在外边，然后安坐在宝座上，妄自尊大。现在大不同了，正如我们常听到的，是不想化也得化。换句话说是，在这个大球或小球上，有很多国家并存。而且不只此也，来往还过于容易，上飞机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可以脚踏另一块国土；如面谈更省时间，摘下某种电话机，一拨，就可以同对方谈大事或家常。总之，国与国关系近了，因而必致引来更多的问题。如何处理呢？现实是文则谈判（其实后面也隐藏着武）, 武则战争。理想当然不能这样。理想与现实不能合拢，又是问题。问题很多，这里只想谈一点点概括而大的。
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争。争也有不同的形式，如文雅的，可以用经济，争取出口多、进口少，出日成品多、进口原料多，等等；常常欲文雅而不成，就只好不文雅，动用飞机、大炮口争是求得利。其结果呢，必是或一方失利，或两败俱伤。如扩军备战也是两败俱伤，因为都不能不用大量的本来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的财富去造杀伤的工具。这样说，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或说原则，就成为“不争”。
可是理想终归是理想，它与现实碰，正如俗话所形容，鸡蛋碰石头，必是立即破碎。难于做到不争，是因为有许多造成争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消除它。这原因几乎多到无限。作为举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利冲突。比如秦汉时期，匈奴总是南下，因为长城以南生活条件好，气候温暖，生产丰富，得之，生活就舒服得多。他们南卜，由秦汉的人民看是侵略。可是匈奴未尝不可以说，同是天之生民，为什么你们独占肥美的土地？应该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在这类问题上，必是有理说不清。也就只好反君子之道，动手不动口。古代如此，现代也一样，利害冲突，谈，各不相让，忍，坐立不安，只好动员，打，打还有不来于实利冲突的，如可以是个别野心家的想扩张，邻国只好抗，也就不得不举起枪。还有，如《格里弗游记》所讽刺，只是情绪不安适，此方吃鸡蛋先磕大头，彼方看着心里不舒服，彼方先磕小头，此方认为不合理，结果各不相让，也就打起来。这虽然是为了讽刺而编造，却也不能说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时至今日，许多所谓民族问题，其中至少有些成分，与感情不能协调的关系近，与实利冲突的关系远。
争的对面是不争。如上面所分析，那就先要消除争的原因，即不再有利害冲突，不再有其他种种不协调。这在理论上并非绝不可能，而实际则可以说，至少在不很长的时期内，必难于做到。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民族问题以外，还可以说个总的，是文化的差异。这可以分作质和量两个方面。质是诸多的生活方式（大到政治制度、宗教等等，小到服饰、食品等等）不同，不同，就会各是其所是，因而就成为不协调。量是有高下之分．分高下，排在下位的会感到不舒服，但这是事实，也就只好承认。有高下，比如有人提议合，推想不只高的不愿意，下的也未必肯接受，因为改变生活方式，以及承认己不如人，都是很难的。协调是合的条件，尤其合，是不争的条件。现在我们张目可见，有些地区还在合久或不久而分，可见不协调的情况是如何突出了，
《礼记? 礼运》篇的、其后康有为著《大同书》发扬而光大之的大同（去一切界）理想，就目前说终归是幻想。事实是群国并立，而且都确信自己有独立自主的理由。所以谈问题，谈解决，都要在这铁的事实的前提下谈，死马当活马治。
还是只能谈原则。原则是协调比不协调好，所以应该尽力求变不协调为协调，即减少利害冲突和感情不和谐。这求的力量从哪里来？就一国说是以明智为根源的德，比如说，有这种德就会，对于邻国，注重互利而不想扩张；就多国说是以明智为根源的风，比如说，有某一国不讲理，甚至动武而求扩张，这股国际的风就要吹向它，由轻的舆论谴责起，直到制裁和也动武。这股风很重要，但其生成并壮大要有个条件，即绝大多数国家讲理。讲理最好能有个公开而共同的场所，目前的联合国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纵使有时需要吹风的时候，它的风力还不够强大。但小总比没有好，幼芽可以生长，逐渐高大。这力量主要还是只能由各国的明智，愿意并惯于讲理来。
科技使各国的距离缩小了。这会产生大影响，其中有可见的，如出国，朝发可以午至，逛大街，举目多见老外，衣食等用品，不少是进口的或合资的，等等。还有不可见的，是旧所谓想法，新所谓意识形态的变，内容过于复杂，只举一种最能说明情况的，是见到青年男女搂搂抱抱，连老太太们也认为可以容忍了。这是文化的交流，任何时候都不可免，交流（以较高向较低渗入为多）的结果是接近，或再前行，融合。国与国会不会也这样？趋势是这样，但又大不易。原因有总的，是生而为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甘心由姓徐改为姓李的。还有分的，是治于人者不习惯大变，治人者不愿意放弃官位。于是如目前，情况就成为，国与国间，既心怀鬼胎又眉来眼去口这有如战国的形势，战争不断，因而人民困苦是大缺点，但也有优点，是百家真可以争鸣。如果成为大一统，又如果如秦汉之大一统，没有允许思想言论自由并真正照办的宪法，百家争鸣就必致成为画饼。
分，国情不同，文化交流终归不能不有个限度，就是说，其中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两国确是有高下之分，下的也可能不容许高的一方渗入。这对不对？或好不好？也是问题很复杂。如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人道主义的不调和就是典型的例。偏向哪一方，取决于由什么人看，怎样看口如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孟子就这样看：
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
如果真是民大悦，孟子的主张就能通过吗？问题是夏桀绝不会同意，他还会举出理由，说夏的何去何从，应该由夏的人民来选择，而他是代表夏的人民的。总之，这又是一笔胡涂账，很难算清；如果一定要算，恐怕诉诸理就不能解决，还要诉诸力。
眺望远古，直到现在，人类社会，尤其国与国间的问题，总是嫌取决于力大小的太多，取决于理多少的太少。当然，这也不是说得胜的一定就不占理。但是纵使这样，这理终归是由大量的杀伤和毁坏来，所以是可悲的。可悲的反面是可喜，至少是不可悲，如何能做到了一种是近视的，或说可行的，是形体仍分，文化接近，以求不协调的成分减少；偶尔出现不协调，其处理，要增加明智的成分，多顾及互利，少顾及出气。这自然也要有基础，普遍的，是人民的文化教养；特殊但绝顶重要的，是必须有个不容许某一野心家有任意发疯的权力的稳妥制度。可惜在日前，国情之不同，也是各如其面，想做到这样还大不易。
求做到可喜，还有一种远视的，或说理想的，是形体的完全合，联邦或干脆称为大同世界。这样的大同世界，其中有事务，由大大小小相关的单位管理；也会有问题，由大大小小的协商单位处理；还会有害群之马，所以还要有某种规模的警察性质的武力。核武器、隐形飞机之类的武力用不着了，因为不再有国与国的对抗；向地外吗，全球动员，去攻子孙月球，去攻兄弟姐妹金、木、水、火等行星，甚至去攻君父太阳，总是太神话了。有人会说，这样的大同世界也是神话，是否如此？这要看时间长短，短期必做不到，上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出天文性质的如银河系混乱之类的奇迹，或者说，地球仍然照常绕日运行，人类的文化（包括科技）加速提高，各部分的距离一缩再缩，合也必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终是远而又远的事，就现在说现在，我们就难免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叹。
第三分 己身
三七 自我
这个题目难写，可是不得不写，因为想谈与己身有关的许多方面，先要知道己身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容易。对于有些事，我们有时候感到，不想像是还明白，一想反而胡涂了。己身正是这样的事物，而且也许是最突出的，可以与“存在”或“有”（其对面的“无”同）并列。比如说，一阵发奇想，想问问，我吃饭，我与某人争论，总执着有个我，这“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不问则已，一问麻烦就来了。可以用历史家的眼看，是由父母那里受生，有生命就有了我。但也有麻烦，是有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能觉知，受生之后多久能够自己觉知呢？确定某一刹那，恐怕实验心理学家也会为难吧？还可以用哲学家的眼看。很多人都知道，笛卡尔是用“我思”证明“我在”的。这显然也无用，因为思之前已经有了我。不得已，或者只能用叙述事实的办法，是受生以后，机体生长，感官的收获渐渐组成觉知（包括分辨实虚和感受苦乐），这觉知由一物和心的整体发出，并进而能够反照这整体，于是说这整体是“我”，这样说，所谓自我不过是个能反照的感知系统而已。也可以不学究气，只由常识方面认知。那就不必问究竟，只看现象。现象，或事实是，古今中外，有数不尽的人，每一个人是个物和心的整体，这整体有独自觉知的知识和苦乐，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是“我”。
神秘，或说有大力的是“觉知”。这神秘是由生命的性质来口生物与无生物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生物主动地要求保存、延续、扩充，这主动就是觉知，或慢慢发展为觉知。人类的觉知或者可以算作高等的，[奇+书+网]它能够以自己为对象，站在对面反观觉知。这有时就像是有了两个我，如悔的感情就来于，一个明智的我觉得那个胡涂的我做错了。其实，觉得有我，这我成为对象，如果相信笛卡尔“我思”的判断，总不得不承认，那觉知不是来自对象的我。总之，“我”就是这样神妙莫测。
但是它也有不神妙的一面，是一个人无论如何
专就群体说，变有两面性：大趋势是由坏变好；可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具体说是某一时期的变，某种形式的变，也可能带来苦痛，甚至大苦痛。旧时代的改朝换代是个突出的例。新统治者都是马上得之，就是说要经过战争（有极少例外，如曹魏之代后汉，那是战争移前，胜负已定）。战争，举起刀枪，就不再讲理，就不再顾道德法律，遭难的自然是老百姓，严重的被杀或自杀（多数是妇女），其次也是颠沛流离。等到战争停止，新君登极之后，制度难免小变，人事难免大变，又来了受影响、难适应等等问题。所以就无怪乎不只在朝的，就是在野的，易代之后，过故宫而有禾黍之思了。
改朝换代之后或之外，还可能有对群体生活有大影响的变。这种变通常是来自有权者的一念之微和金口玉言，其后又常常跟着朝令夕改。如清朝初年的强迫被征服的男性剃发，太平天国之强迫人民拜天父天兄，就是此类。这种变，由发令者方面看，是改不正确为正确，改不合理为合理。而受命者所面对的实际则成为，在遵命与死之间，必须选择一种。不幸而不愿意变，处境就非常可怜了。可怜，是由于短期内不能适应而必须适应，其结果是苦。在金口玉言一方，只成全自己的理想（或竟是幻想）而不顾及群体的难干适应，是揠苗助长。讲治平，应视群体的幸福为至高无上，切不可揠苗助长。
那么，就应变也不促使其变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是变，要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变之后，有把握比不变好，如修铁路、扫盲之类就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是，要群体不难适应，如规定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校受义务教育就是这样，顾及群体不难适应是个重要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由群体方面着眼，如果变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那就应该尽力求主动多，被动少。还有，如果变可以分为小和大，那就应该尽力求小变多，大变少，甚至有些事物，真是可有可无，如果有也无大碍，那就暂保留也好。有人也许会忧虑，说这样讲变易，治平之道不就成为尾随主义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与尾随并行的，或说先行的，还应该有大方向并容许因势利导，说尾随，只是以民意为重，不凭奇想大变，使群体不能适应，从而人民幸福与举措实效两败俱伤而已。
三六 国际
我们住的这块地方，也大也小，都由比较来，比如与家门之内比，它太大，与宇宙（宇宙之外，会不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比，又太渺小了。可是纵使渺小，其内涵仍然过于复杂，单说大块头的，以自然之眼观之，有几大洋和几大洲，以人事之眼观之，有大大小小若干国。足不出国门，如前面所说，问题不少口我们的老祖宗生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心目中的世界是中央一块土，四面有水围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知道居中之外还有四夷，但心情上是看不起，万一有不得不重视的时候，就修长城，把称为夷狄的挡在外边，然后安坐在宝座上，妄自尊大。现在大不同了，正如我们常听到的，是不想化也得化。换句话说是，在这个大球或小球上，有很多国家并存。而且不只此也，来往还过于容易，上飞机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可以脚踏另一块国土；如面谈更省时间，摘下某种电话机，一拨，就可以同对方谈大事或家常。总之，国与国关系近了，因而必致引来更多的问题。如何处理呢？现实是文则谈判（其实后面也隐藏着武）, 武则战争。理想当然不能这样。理想与现实不能合拢，又是问题。问题很多，这里只想谈一点点概括而大的。
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争。争也有不同的形式，如文雅的，可以用经济，争取出口多、进口少，出日成品多、进口原料多，等等；常常欲文雅而不成，就只好不文雅，动用飞机、大炮口争是求得利。其结果呢，必是或一方失利，或两败俱伤。如扩军备战也是两败俱伤，因为都不能不用大量的本来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的财富去造杀伤的工具。这样说，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或说原则，就成为“不争”。
可是理想终归是理想，它与现实碰，正如俗话所形容，鸡蛋碰石头，必是立即破碎。难于做到不争，是因为有许多造成争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消除它。这原因几乎多到无限。作为举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利冲突。比如秦汉时期，匈奴总是南下，因为长城以南生活条件好，气候温暖，生产丰富，得之，生活就舒服得多。他们南卜，由秦汉的人民看是侵略。可是匈奴未尝不可以说，同是天之生民，为什么你们独占肥美的土地？应该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在这类问题上，必是有理说不清。也就只好反君子之道，动手不动口。古代如此，现代也一样，利害冲突，谈，各不相让，忍，坐立不安，只好动员，打，打还有不来于实利冲突的，如可以是个别野心家的想扩张，邻国只好抗，也就不得不举起枪。还有，如《格里弗游记》所讽刺，只是情绪不安适，此方吃鸡蛋先磕大头，彼方看着心里不舒服，彼方先磕小头，此方认为不合理，结果各不相让，也就打起来。这虽然是为了讽刺而编造，却也不能说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时至今日，许多所谓民族问题，其中至少有些成分，与感情不能协调的关系近，与实利冲突的关系远。
争的对面是不争。如上面所分析，那就先要消除争的原因，即不再有利害冲突，不再有其他种种不协调。这在理论上并非绝不可能，而实际则可以说，至少在不很长的时期内，必难于做到。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民族问题以外，还可以说个总的，是文化的差异。这可以分作质和量两个方面。质是诸多的生活方式（大到政治制度、宗教等等，小到服饰、食品等等）不同，不同，就会各是其所是，因而就成为不协调。量是有高下之分．分高下，排在下位的会感到不舒服，但这是事实，也就只好承认。有高下，比如有人提议合，推想不只高的不愿意，下的也未必肯接受，因为改变生活方式，以及承认己不如人，都是很难的。协调是合的条件，尤其合，是不争的条件。现在我们张目可见，有些地区还在合久或不久而分，可见不协调的情况是如何突出了，
《礼记? 礼运》篇的、其后康有为著《大同书》发扬而光大之的大同（去一切界）理想，就目前说终归是幻想。事实是群国并立，而且都确信自己有独立自主的理由。所以谈问题，谈解决，都要在这铁的事实的前提下谈，死马当活马治。
还是只能谈原则。原则是协调比不协调好，所以应该尽力求变不协调为协调，即减少利害冲突和感情不和谐。这求的力量从哪里来？就一国说是以明智为根源的德，比如说，有这种德就会，对于邻国，注重互利而不想扩张；就多国说是以明智为根源的风，比如说，有某一国不讲理，甚至动武而求扩张，这股国际的风就要吹向它，由轻的舆论谴责起，直到制裁和也动武。这股风很重要，但其生成并壮大要有个条件，即绝大多数国家讲理。讲理最好能有个公开而共同的场所，目前的联合国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纵使有时需要吹风的时候，它的风力还不够强大。但小总比没有好，幼芽可以生长，逐渐高大。这力量主要还是只能由各国的明智，愿意并惯于讲理来。
科技使各国的距离缩小了。这会产生大影响，其中有可见的，如出国，朝发可以午至，逛大街，举目多见老外，衣食等用品，不少是进口的或合资的，等等。还有不可见的，是旧所谓想法，新所谓意识形态的变，内容过于复杂，只举一种最能说明情况的，是见到青年男女搂搂抱抱，连老太太们也认为可以容忍了。这是文化的交流，任何时候都不可免，交流（以较高向较低渗入为多）的结果是接近，或再前行，融合。国与国会不会也这样？趋势是这样，但又大不易。原因有总的，是生而为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甘心由姓徐改为姓李的。还有分的，是治于人者不习惯大变，治人者不愿意放弃官位。于是如目前，情况就成为，国与国间，既心怀鬼胎又眉来眼去口这有如战国的形势，战争不断，因而人民困苦是大缺点，但也有优点，是百家真可以争鸣。如果成为大一统，又如果如秦汉之大一统，没有允许思想言论自由并真正照办的宪法，百家争鸣就必致成为画饼。
分，国情不同，文化交流终归不能不有个限度，就是说，其中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两国确是有高下之分，下的也可能不容许高的一方渗入。这对不对？或好不好？也是问题很复杂。如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人道主义的不调和就是典型的例。偏向哪一方，取决于由什么人看，怎样看口如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孟子就这样看：
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
如果真是民大悦，孟子的主张就能通过吗？问题是夏桀绝不会同意，他还会举出理由，说夏的何去何从，应该由夏的人民来选择，而他是代表夏的人民的。总之，这又是一笔胡涂账，很难算清；如果一定要算，恐怕诉诸理就不能解决，还要诉诸力。
眺望远古，直到现在，人类社会，尤其国与国间的问题，总是嫌取决于力大小的太多，取决于理多少的太少。当然，这也不是说得胜的一定就不占理。但是纵使这样，这理终归是由大量的杀伤和毁坏来，所以是可悲的。可悲的反面是可喜，至少是不可悲，如何能做到了一种是近视的，或说可行的，是形体仍分，文化接近，以求不协调的成分减少；偶尔出现不协调，其处理，要增加明智的成分，多顾及互利，少顾及出气。这自然也要有基础，普遍的，是人民的文化教养；特殊但绝顶重要的，是必须有个不容许某一野心家有任意发疯的权力的稳妥制度。可惜在日前，国情之不同，也是各如其面，想做到这样还大不易。
求做到可喜，还有一种远视的，或说理想的，是形体的完全合，联邦或干脆称为大同世界。这样的大同世界，其中有事务，由大大小小相关的单位管理；也会有问题，由大大小小的协商单位处理；还会有害群之马，所以还要有某种规模的警察性质的武力。核武器、隐形飞机之类的武力用不着了，因为不再有国与国的对抗；向地外吗，全球动员，去攻子孙月球，去攻兄弟姐妹金、木、水、火等行星，甚至去攻君父太阳，总是太神话了。有人会说，这样的大同世界也是神话，是否如此？这要看时间长短，短期必做不到，上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出天文性质的如银河系混乱之类的奇迹，或者说，地球仍然照常绕日运行，人类的文化（包括科技）加速提高，各部分的距离一缩再缩，合也必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终是远而又远的事，就现在说现在，我们就难免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叹。
第三分 己身
三七 自我
这个题目难写，可是不得不写，因为想谈与己身有关的许多方面，先要知道己身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容易。对于有些事，我们有时候感到，不想像是还明白，一想反而胡涂了。己身正是这样的事物，而且也许是最突出的，可以与“存在”或“有”（其对面的“无”同）并列。比如说，一阵发奇想，想问问，我吃饭，我与某人争论，总执着有个我，这“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不问则已，一问麻烦就来了。可以用历史家的眼看，是由父母那里受生，有生命就有了我。但也有麻烦，是有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能觉知，受生之后多久能够自己觉知呢？确定某一刹那，恐怕实验心理学家也会为难吧？还可以用哲学家的眼看。很多人都知道，笛卡尔是用“我思”证明“我在”的。这显然也无用，因为思之前已经有了我。不得已，或者只能用叙述事实的办法，是受生以后，机体生长，感官的收获渐渐组成觉知（包括分辨实虚和感受苦乐），这觉知由一物和心的整体发出，并进而能够反照这整体，于是说这整体是“我”，这样说，所谓自我不过是个能反照的感知系统而已。也可以不学究气，只由常识方面认知。那就不必问究竟，只看现象。现象，或事实是，古今中外，有数不尽的人，每一个人是个物和心的整体，这整体有独自觉知的知识和苦乐，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是“我”。
神秘，或说有大力的是“觉知”。这神秘是由生命的性质来口生物与无生物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生物主动地要求保存、延续、扩充，这主动就是觉知，或慢慢发展为觉知。人类的觉知或者可以算作高等的，[奇+书+网]它能够以自己为对象，站在对面反观觉知。这有时就像是有了两个我，如悔的感情就来于，一个明智的我觉得那个胡涂的我做错了。其实，觉得有我，这我成为对象，如果相信笛卡尔“我思”的判断，总不得不承认，那觉知不是来自对象的我。总之，“我”就是这样神妙莫测。
但是它也有不神妙的一面，是一个人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