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翻着看看，对创作有帮助。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用。”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别说你看见心痛，我还心痛呢。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想留着当样册，还叫爹闹了一顿。”
“给我几本吧。”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把自己的挎包塞满，又要过春儿的挎包，“我们背着它抗日去。”
“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张教官对媳妇说。
一会，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又掏出几本，在手里掂量掂量，说：“再去换点杂碎肉儿！”
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
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撕碎了扔进灶火。
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
“烧，也得晚上，白天就不方便。”
“把它埋了不好吗？”张教官说。
“埋在这里也是祸害。”父亲凄惨的笑着，“还是烧了吧。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供给着你买来的呀！”
锅里的水大开着，沸沸跳跃着，女人拉着风箱，书的火烧得她心痛。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丈夫的书和画，她的花样和布头，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和她新做好的针工，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现在是一把火烧了，不留一片纸。
越是烧到最后，她越难过。她站起来，擦擦眼泪，到自己屋里去了。
她为了文化的遭厄，很是伤心，这个女同志，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当了一名油印员。到那时她才看到，在战争里，文化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有一些是毁灭了。但是，抗日战争创造了更新鲜活泼、更有力量的文化。这就是那些用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书报。这些文化产生在钢板上、石块上；它和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们结合，深入人心，和战争一同胜利了。
“把他那些制服也找出来，”张教官的父亲在外边紧紧拉着风箱说，“那也不能存着，李家就是吃了一条裤子的亏！凡是安袖的褂子，直缝的裤子，都包在一起，我系上块石头，趁着天黑，沉到村北大井里去！”
“嗯。听见了。”媳妇慢慢开着柜。
“还有他在外边照的那些像片??”父亲说着咳嗽起来。
六十九
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等到一切拾掇清，该烧的烧了，该沉的沉了，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家里只有两条炕，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那媳妇怎样也不肯，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变吉哥、张教官，老人，三个人睡在西屋。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早早吹灭了灯，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认识字不？”春儿问她。
“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媳妇说。
“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春儿问。
“参加了妇救会，”媳妇说，“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统计统计数目字儿，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
“叫工作。”春儿说，“你为什么不出去？”
“出去是好，就是舍不得家呀！”媳妇说。
“你当家的在外边，舍不得谁呀？”春儿说。
“舍不得我这立柜、红箱、梳头匣子、镜子、花瓶、小吃饭桌儿；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庄稼主儿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堆呗！”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听枪音又不像打仗，有的冲着天上打，有的冲着地下打，有的冲着墙，有的冲看门子窗户。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
在临街的高房上，有人大声喊叫：
“枪子儿没眼，有事的朝前，没事的靠后！”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
“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春儿吃惊的说。
张教官的父亲，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开门跑出来，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说：
“我们也从房上跑，后面就是沙岗。”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从西邻的房上，跳过一个土匪，端着枪问：“别跑，谁是女学生？”
春儿没答话，转身就往下跳，一枪打过来，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
春儿栽到沙岗上，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她听见一声尖叫，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
街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哭喊、哀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最高的沙岗上，放了一声枪。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喊叫！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你们都是抗属，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才晚走了一步。不然，是会跑出来的。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过了好久，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朋友们！我是烧窑的张老冲。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这不是，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
“多少？”高疤大声问。
“四八三百二。”张老冲说，“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硬货实在太缺。”
“你当过牲口经纪，连行市也不懂？”高疤喊叫，“牵你一条骡子，你得给多少？”
“咱们赌场上不见，酒场上见，”张老冲说，“看我的面子！”
“你这老家伙，还有什么面子！一个票儿再添二十，少一个，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
这是一个女人。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夜猫子叫的难听，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那就更要命。
“女镖客！”张老冲打着哈哈，“在团长面前，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怎么还打破桃？”
“那就放下吧。”俗儿说，“你回去告诉村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是筹划军饷。”
“是。”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说，“过来拿吧！”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喊叫了一声，又放一阵枪，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
张老冲打着灯笼，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给他们解开绳子。
春儿回到家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你带我出去吧，家里呆不得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张老冲提着灯笼，对张教官的父亲说：
“不要难过。咱们宁叫财帛受屈，不能叫人受屈。钱财是倘来之物！不过，我要说大兄弟一句：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又自报奋勇，送她们一程。他对春儿说：“女同志，昨天有幸，我们见过一面。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叫张老冲，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好事儿里面有我，坏事儿里面也有我。我认识高疤，我可不赞成他。这叫什么，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他们就来绑票，这叫趁火打劫！还说什么筹划军饷！这算什么军头？我，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从小赶趟子车，后来当牲口经纪，现在烧窑，也拉过宝局，也傍虎吃过食儿。可是我赞成抗日。高疤这回专绑抗属，又图财害命，又破坏抗日，证明他心肝都黑了，以后我就不招惹他，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
“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走出村来，春儿问。“唉！”张老冲说，“从一修公路，日本人又这么一闹，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同志，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这也不能怨老百姓，谁经过这个年月？可是，我们不能悲观失望。
当一辈子人，顺水能凫，呛水也得能凫。
看事情，就像交朋友一样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别说你看见心痛，我还心痛呢。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想留着当样册，还叫爹闹了一顿。”
“给我几本吧。”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把自己的挎包塞满，又要过春儿的挎包，“我们背着它抗日去。”
“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张教官对媳妇说。
一会，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又掏出几本，在手里掂量掂量，说：“再去换点杂碎肉儿！”
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
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撕碎了扔进灶火。
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
“烧，也得晚上，白天就不方便。”
“把它埋了不好吗？”张教官说。
“埋在这里也是祸害。”父亲凄惨的笑着，“还是烧了吧。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供给着你买来的呀！”
锅里的水大开着，沸沸跳跃着，女人拉着风箱，书的火烧得她心痛。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丈夫的书和画，她的花样和布头，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和她新做好的针工，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现在是一把火烧了，不留一片纸。
越是烧到最后，她越难过。她站起来，擦擦眼泪，到自己屋里去了。
她为了文化的遭厄，很是伤心，这个女同志，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当了一名油印员。到那时她才看到，在战争里，文化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有一些是毁灭了。但是，抗日战争创造了更新鲜活泼、更有力量的文化。这就是那些用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书报。这些文化产生在钢板上、石块上；它和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们结合，深入人心，和战争一同胜利了。
“把他那些制服也找出来，”张教官的父亲在外边紧紧拉着风箱说，“那也不能存着，李家就是吃了一条裤子的亏！凡是安袖的褂子，直缝的裤子，都包在一起，我系上块石头，趁着天黑，沉到村北大井里去！”
“嗯。听见了。”媳妇慢慢开着柜。
“还有他在外边照的那些像片??”父亲说着咳嗽起来。
六十九
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等到一切拾掇清，该烧的烧了，该沉的沉了，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家里只有两条炕，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那媳妇怎样也不肯，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变吉哥、张教官，老人，三个人睡在西屋。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早早吹灭了灯，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认识字不？”春儿问她。
“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媳妇说。
“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春儿问。
“参加了妇救会，”媳妇说，“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统计统计数目字儿，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
“叫工作。”春儿说，“你为什么不出去？”
“出去是好，就是舍不得家呀！”媳妇说。
“你当家的在外边，舍不得谁呀？”春儿说。
“舍不得我这立柜、红箱、梳头匣子、镜子、花瓶、小吃饭桌儿；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庄稼主儿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堆呗！”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听枪音又不像打仗，有的冲着天上打，有的冲着地下打，有的冲着墙，有的冲看门子窗户。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
在临街的高房上，有人大声喊叫：
“枪子儿没眼，有事的朝前，没事的靠后！”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
“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春儿吃惊的说。
张教官的父亲，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开门跑出来，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说：
“我们也从房上跑，后面就是沙岗。”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从西邻的房上，跳过一个土匪，端着枪问：“别跑，谁是女学生？”
春儿没答话，转身就往下跳，一枪打过来，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
春儿栽到沙岗上，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她听见一声尖叫，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
街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哭喊、哀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最高的沙岗上，放了一声枪。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喊叫！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你们都是抗属，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才晚走了一步。不然，是会跑出来的。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过了好久，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朋友们！我是烧窑的张老冲。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这不是，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
“多少？”高疤大声问。
“四八三百二。”张老冲说，“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硬货实在太缺。”
“你当过牲口经纪，连行市也不懂？”高疤喊叫，“牵你一条骡子，你得给多少？”
“咱们赌场上不见，酒场上见，”张老冲说，“看我的面子！”
“你这老家伙，还有什么面子！一个票儿再添二十，少一个，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
这是一个女人。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夜猫子叫的难听，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那就更要命。
“女镖客！”张老冲打着哈哈，“在团长面前，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怎么还打破桃？”
“那就放下吧。”俗儿说，“你回去告诉村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是筹划军饷。”
“是。”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说，“过来拿吧！”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喊叫了一声，又放一阵枪，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
张老冲打着灯笼，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给他们解开绳子。
春儿回到家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你带我出去吧，家里呆不得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张老冲提着灯笼，对张教官的父亲说：
“不要难过。咱们宁叫财帛受屈，不能叫人受屈。钱财是倘来之物！不过，我要说大兄弟一句：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又自报奋勇，送她们一程。他对春儿说：“女同志，昨天有幸，我们见过一面。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叫张老冲，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好事儿里面有我，坏事儿里面也有我。我认识高疤，我可不赞成他。这叫什么，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他们就来绑票，这叫趁火打劫！还说什么筹划军饷！这算什么军头？我，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从小赶趟子车，后来当牲口经纪，现在烧窑，也拉过宝局，也傍虎吃过食儿。可是我赞成抗日。高疤这回专绑抗属，又图财害命，又破坏抗日，证明他心肝都黑了，以后我就不招惹他，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
“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走出村来，春儿问。“唉！”张老冲说，“从一修公路，日本人又这么一闹，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同志，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这也不能怨老百姓，谁经过这个年月？可是，我们不能悲观失望。
当一辈子人，顺水能凫，呛水也得能凫。
看事情，就像交朋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