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下不时看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又是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宋处长如期而至，他带来了表格、党旗、孙先生头像等。干吗？替顾家父女俩履行加入军统局的手续。首先是填表，一人一表，一式三份。父女俩填完表，按上手印，各自拥有一个秘密代号：父亲是 036，女儿是 312。然后是宣誓，父女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党旗和孙先生像，由宋处长领读，庄严地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不论遇到何种威胁和诱惑，我都将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指令，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切履行完毕，宋处长俨然如一位首长，对顾老板吩咐道： “马上对外公布，你女儿将赴美国度假，去看望两个哥哥。 ”
顾老板马上预感到，女儿要离开他了： “你们要带她走？”
宋处长对顾小梦说： “你需要接受训练。 ”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肖勃武官，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就在基地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相关消息，随后多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 1939 年 9 月至 10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建功立业的事例。抗战结束后，组织上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辱。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 16 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庄严感。经老人家同意，我对这页证词用数码相机拍下了照片。有意思的是，老人家发现我的相机只有四百万像素，清晰度不是太高，硬要用她九百万像素的相机重拍了一幅，给我输在电脑里。现在我电脑里存储的就是用老人家的高清相机拍下的照片，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清楚无误的。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上车，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门口，并与我握手道别。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她的记忆没有背叛她，令我有一种盲目的欣慰和感动，不知道该感谢谁。
台北的四月春意盎然，大街上随处可见穿裙衫和吃冰激凌的人。午间，太阳下，马路是发烫的，戴太阳镜的人比比皆是。而此时我的家人可能还穿着防寒服。我想，我从家乡来到台北，其实是从冬天来到了夏天。 顾老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不能吹空调，每到夏天都要离开台北到乡下别墅去生活。一般是四月下旬动身，今年由于我的原因提前了一周。别墅常年有两个男花工和一名女清洁工看管，此外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长年服侍老人的日常起居。此人姓陈，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微胖，我叫她陈嫂。陈嫂会说国语、英语和粤语，祖籍是广东佛山，二十年前开始服侍老人，现在拿的月薪兑换成人民币将近一万元，在大陆属于高薪员工。
第二天我来访时，老人还没有下楼，客厅里只有陈嫂一人，她正在把老人家的一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我的拙作《新暗算》的复印件，由一长条形红木镇纸镇着，显得有点贵重的意味。 陈嫂和我简单寒暄后即上楼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同时带下来的还有一只用竹篾编织的小盒子，漆成褐色，透出油亮，显得古色古香。老人家甫一坐定，便吩咐嫂打开盒子，让我上前去看。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钢笔（白色笔帽） 、一支唇膏、两只药丸、三块银元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绺头发。照片上的人扎着两根辫子，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嘴巴抿紧，目光冷冷的，有点怨妇的样子。 老人问我：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李宁玉，那些东西想必就是李宁玉的遗物了。令我不解的是，有两样东西：白色笔帽的钢笔和断齿的破梳子，我在潘老家里也看到过，莫非这两样东西有双份？
老人家听了我的疑虑后，又大骂潘老一通，然后言之凿凿地申明：
“只有我这个才是真的，他不可能有！他有就是假的，骗人的！他都可以把情报说成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还有什么不能骗人的！一个政治骗子，整天就想欺世盗名！ ”
我看她情绪又冲动起来，连忙安慰她： “是啊，要找这两样东西太容易了，每一个城市的旧货市场都可以买到，我相信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才是真的。 ” 为了支开话题， 我及时问她， “老人家， 您是哪一年认识李宁玉的？是从美国一回来就认识她的吗？”
“没这么早。 ”老人往沙发上一仰，有点不情愿地回答我。
“我听说您从美国回来后，开始好像在上海警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追着问。
“是……”
老人告诉我，她从美国回来时，她父亲已经是汪精卫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大汉奸，担任着上海特别维持会副会长一职，汪每到上海都要会见他。这时候她想去哪里工作都可以，但考虑到她是警校毕业生，一下去军队工作容易引起人怀疑，谨慎起见暂时落脚在维持会下属的警察局。其间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被送去南京学习无线电和解码技术。其实，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学习不过是走个过场，学完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方核心部门工作。当时汪伪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各敌占区都在纷纷组建伪军部队，其中总部设在杭州的华东剿匪总队是汪贼下大力气组建的一支嫡系部队，下设四个独立大队，分别驻扎在镇江、杭州、常州、上饶，是辅助汪伪政权得以顺利组建和将来要稳定局面的一顶保护伞。
“敌人的香饽饽，也是我们的香饽饽， ”老人家淡淡一笑，举重若轻地说， “我们当然要安插人进去。谁进去最合适个上面的人开始打算盘了最后打到了我和父亲头上。
“因为你们家就在杭州？”
“这是一个幌子吧。 ”老人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她当时刚学完无线电解码技术，有条件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 “反正不是电讯科就是译电科，这两个部门都是掌握核心机密的部门，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
“最后你进的是译电科？”
“嗯。 ”
“你就这样认识了李宁玉？” “何止是认识哦。 ”
老人感叹一声，拿起梳子翻来覆去地抚摩着，好像要用这把破梳子梳理已经日渐远去和模糊的记忆。看得出，老人家的手指已不再灵巧，不饶人的年龄带来的笨拙，使我担心梳子随时都会掉落在地上。良久，老人才开口： “我们就从这把梳子说起吧。我第一天认识李宁玉，它是见证物；我最后一次看到李宁玉，也是它见证了的……”
岁月回到 1939 年12 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剿匪总队司令的钱虎翼领着顾小梦来到译电科科长李宁玉的办公室。当时李宁玉像是刚刚洗过头，正一边埋头看着报纸，一边在梳着湿漉漉的头发。顾小梦惊讶于她的头发是那么秀丽，又黑又直，犹如青丝一般散开，垂挂在她脸前，红色的梳子从上而下耙动着，有一种诗情画意，又有一种藏而不露的神秘。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小梦是先认识她的头发和梳子，然后才认识她人的。
人其实一点也不诗情画意，虽然眉清目秀，肤色白净，不乏有一副姣好的容颜，但严肃的神情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顾小梦来此是汪精卫批了字又打了电话的，钱虎翼介绍顾小梦时，门突出了这点。顾小梦以为这一定会让眼前的顶头上司卸下上司的表情上来对她致热诚的欢迎辞。但李宁玉不为所动，依然一副冷漠的样子，冷冷地说一句： “欢迎。 ”
惜字如金，语调如同她手上那把梳子一样，没有温度，像一台机器出的。
顾小梦也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依仗权势的富家小姐，涉世不深任性，泼辣，不畏权贵，敢说敢为。所以，面对上司的不恭，她不客气回敬道： “可我感觉到你并不欢迎我啊。 ”
以为这会让李宁玉难堪的。
哪知道李宁玉毫不示弱，掷地有声地告诉她： “我当然不欢迎你，的来头太大了，我这庙太小，容不下你……”
【录音】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像一对冤家啊，见面就干架。你可能会以为，她这么对我一定让我恨死了，不，恰恰相反，我反而对她有了好感，奇怪不？其实也不奇怪，我从小到大身边都尽是一些讨好我的人，像她这样冒犯我的人很少见。物以稀为贵啊，她不按常理出牌，对我反而是一种刺激，让我觉得好玩、好奇、有意思。这是我本能的感受，很真实，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会到。我想如果她像其他人一样，把我看成富家小姐，因为有来头，什么事都谦让我，纵容我，后来我们可能也成不了好朋友。当然我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完成上面下来的任务，也会设法主动去接近她，笼络她，但不可能成为朋友。 其实，我跟你说，冤家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一种类型的人喜欢与另一种类型的人交朋友，就是这个道理。我和李宁玉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我常说，她是南极的冰山，寸草不长，没有色彩，冷得冒气，没人去挨近她；我呢，哈哈，是南京的紫金山，修成公园了，热闹得很，什么人都围着我转。她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而且经常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沉默当饭吃；我啊，屁股上抹了油的，没事在办公室就坐不住，到处乱窜，跟人聊天斗嘴、打情骂俏，没个正经。这一方面是我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是我麻痹敌人的手段。父亲曾对我说过，一个人的天性是藏不住的，与其藏，不如放，加上谁都知道我特殊的身份，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年龄小和有靠山的条件，装出一副富家女不谙世事、玩世不恭的样子，做事情不讲规矩，说话敢开黄腔，通过这种方式给人造成一种没心没肺的印象。当时我们处有电讯、译电、内情三个科，军官战士加起来三十多人，我没用一个星期就跟大家混熟了，办法很简单：对女同胞，带她们上街花钱、看电影、买衣服、下馆子、上照相馆拍照片；对男的则反过来，让他们带我上街去花钱。有一次，我还把全处的军官都喊到家里大吃一顿，父亲给每个人都送了礼物，私下又给我对每一个人都作了分析。分析到李宁玉时，父亲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地作出预见，说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我问他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很多都在她手上。父亲的意思其实是说，我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要跟她交成好朋友，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情报。 所以， 我平时一直努力想接近她， 比如买了什么衣服去找她，就款式、颜色合不合体征求她的意见，再就是工作上的事经常找她讨教，一份电报我明明知道怎么译，却故意装着不知道，请她指点。总之，我变着法地同她套近乎，拉私交。但效果很不好，她始终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我爱理不理的。除了工作上的交往外，一概不跟我有任何其他往来，让我束手无策”
情况在新年伊始的春节后发生了转机。那天顾小梦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楼道，就看见李宁玉和一个男的吵得不可开交，一大堆人簇拥在走道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只有金处长一人在劝阻。但劝不住，那男的火气很大，上跳下地骂李宁玉是婊子，扬言要打断她的腿，不准她再踏进家门。 骂是这样骂，但谁想到他会真出手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拳脚交加把李宁玉打得嗷嗷叫，把金处长吓得往一边躲。其他人见势不妙，有的办公室里缩，有的下楼去喊卫兵，反正都没人挺身而出，只有顾小梦及冲上去，死死护住李宁玉，同时对那男的破口大骂，什么粗话脏话都往身上泼，直把他骂得灰溜溜地走了。
我知道，此人就是年轻时的潘老，他借故听说李宁玉在外面有相好的人，上门来兴师问罪。这其实是李宁玉和年轻的潘老合演的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把李宁玉
又是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宋处长如期而至，他带来了表格、党旗、孙先生头像等。干吗？替顾家父女俩履行加入军统局的手续。首先是填表，一人一表，一式三份。父女俩填完表，按上手印，各自拥有一个秘密代号：父亲是 036，女儿是 312。然后是宣誓，父女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党旗和孙先生像，由宋处长领读，庄严地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不论遇到何种威胁和诱惑，我都将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指令，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切履行完毕，宋处长俨然如一位首长，对顾老板吩咐道： “马上对外公布，你女儿将赴美国度假，去看望两个哥哥。 ”
顾老板马上预感到，女儿要离开他了： “你们要带她走？”
宋处长对顾小梦说： “你需要接受训练。 ”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肖勃武官，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就在基地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相关消息，随后多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 1939 年 9 月至 10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建功立业的事例。抗战结束后，组织上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辱。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 16 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庄严感。经老人家同意，我对这页证词用数码相机拍下了照片。有意思的是，老人家发现我的相机只有四百万像素，清晰度不是太高，硬要用她九百万像素的相机重拍了一幅，给我输在电脑里。现在我电脑里存储的就是用老人家的高清相机拍下的照片，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清楚无误的。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上车，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门口，并与我握手道别。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她的记忆没有背叛她，令我有一种盲目的欣慰和感动，不知道该感谢谁。
台北的四月春意盎然，大街上随处可见穿裙衫和吃冰激凌的人。午间，太阳下，马路是发烫的，戴太阳镜的人比比皆是。而此时我的家人可能还穿着防寒服。我想，我从家乡来到台北，其实是从冬天来到了夏天。 顾老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不能吹空调，每到夏天都要离开台北到乡下别墅去生活。一般是四月下旬动身，今年由于我的原因提前了一周。别墅常年有两个男花工和一名女清洁工看管，此外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长年服侍老人的日常起居。此人姓陈，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微胖，我叫她陈嫂。陈嫂会说国语、英语和粤语，祖籍是广东佛山，二十年前开始服侍老人，现在拿的月薪兑换成人民币将近一万元，在大陆属于高薪员工。
第二天我来访时，老人还没有下楼，客厅里只有陈嫂一人，她正在把老人家的一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我的拙作《新暗算》的复印件，由一长条形红木镇纸镇着，显得有点贵重的意味。 陈嫂和我简单寒暄后即上楼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同时带下来的还有一只用竹篾编织的小盒子，漆成褐色，透出油亮，显得古色古香。老人家甫一坐定，便吩咐嫂打开盒子，让我上前去看。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钢笔（白色笔帽） 、一支唇膏、两只药丸、三块银元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绺头发。照片上的人扎着两根辫子，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嘴巴抿紧，目光冷冷的，有点怨妇的样子。 老人问我：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李宁玉，那些东西想必就是李宁玉的遗物了。令我不解的是，有两样东西：白色笔帽的钢笔和断齿的破梳子，我在潘老家里也看到过，莫非这两样东西有双份？
老人家听了我的疑虑后，又大骂潘老一通，然后言之凿凿地申明：
“只有我这个才是真的，他不可能有！他有就是假的，骗人的！他都可以把情报说成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还有什么不能骗人的！一个政治骗子，整天就想欺世盗名！ ”
我看她情绪又冲动起来，连忙安慰她： “是啊，要找这两样东西太容易了，每一个城市的旧货市场都可以买到，我相信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才是真的。 ” 为了支开话题， 我及时问她， “老人家， 您是哪一年认识李宁玉的？是从美国一回来就认识她的吗？”
“没这么早。 ”老人往沙发上一仰，有点不情愿地回答我。
“我听说您从美国回来后，开始好像在上海警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追着问。
“是……”
老人告诉我，她从美国回来时，她父亲已经是汪精卫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大汉奸，担任着上海特别维持会副会长一职，汪每到上海都要会见他。这时候她想去哪里工作都可以，但考虑到她是警校毕业生，一下去军队工作容易引起人怀疑，谨慎起见暂时落脚在维持会下属的警察局。其间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被送去南京学习无线电和解码技术。其实，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学习不过是走个过场，学完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方核心部门工作。当时汪伪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各敌占区都在纷纷组建伪军部队，其中总部设在杭州的华东剿匪总队是汪贼下大力气组建的一支嫡系部队，下设四个独立大队，分别驻扎在镇江、杭州、常州、上饶，是辅助汪伪政权得以顺利组建和将来要稳定局面的一顶保护伞。
“敌人的香饽饽，也是我们的香饽饽， ”老人家淡淡一笑，举重若轻地说， “我们当然要安插人进去。谁进去最合适个上面的人开始打算盘了最后打到了我和父亲头上。
“因为你们家就在杭州？”
“这是一个幌子吧。 ”老人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她当时刚学完无线电解码技术，有条件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 “反正不是电讯科就是译电科，这两个部门都是掌握核心机密的部门，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
“最后你进的是译电科？”
“嗯。 ”
“你就这样认识了李宁玉？” “何止是认识哦。 ”
老人感叹一声，拿起梳子翻来覆去地抚摩着，好像要用这把破梳子梳理已经日渐远去和模糊的记忆。看得出，老人家的手指已不再灵巧，不饶人的年龄带来的笨拙，使我担心梳子随时都会掉落在地上。良久，老人才开口： “我们就从这把梳子说起吧。我第一天认识李宁玉，它是见证物；我最后一次看到李宁玉，也是它见证了的……”
岁月回到 1939 年12 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剿匪总队司令的钱虎翼领着顾小梦来到译电科科长李宁玉的办公室。当时李宁玉像是刚刚洗过头，正一边埋头看着报纸，一边在梳着湿漉漉的头发。顾小梦惊讶于她的头发是那么秀丽，又黑又直，犹如青丝一般散开，垂挂在她脸前，红色的梳子从上而下耙动着，有一种诗情画意，又有一种藏而不露的神秘。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小梦是先认识她的头发和梳子，然后才认识她人的。
人其实一点也不诗情画意，虽然眉清目秀，肤色白净，不乏有一副姣好的容颜，但严肃的神情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顾小梦来此是汪精卫批了字又打了电话的，钱虎翼介绍顾小梦时，门突出了这点。顾小梦以为这一定会让眼前的顶头上司卸下上司的表情上来对她致热诚的欢迎辞。但李宁玉不为所动，依然一副冷漠的样子，冷冷地说一句： “欢迎。 ”
惜字如金，语调如同她手上那把梳子一样，没有温度，像一台机器出的。
顾小梦也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依仗权势的富家小姐，涉世不深任性，泼辣，不畏权贵，敢说敢为。所以，面对上司的不恭，她不客气回敬道： “可我感觉到你并不欢迎我啊。 ”
以为这会让李宁玉难堪的。
哪知道李宁玉毫不示弱，掷地有声地告诉她： “我当然不欢迎你，的来头太大了，我这庙太小，容不下你……”
【录音】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像一对冤家啊，见面就干架。你可能会以为，她这么对我一定让我恨死了，不，恰恰相反，我反而对她有了好感，奇怪不？其实也不奇怪，我从小到大身边都尽是一些讨好我的人，像她这样冒犯我的人很少见。物以稀为贵啊，她不按常理出牌，对我反而是一种刺激，让我觉得好玩、好奇、有意思。这是我本能的感受，很真实，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会到。我想如果她像其他人一样，把我看成富家小姐，因为有来头，什么事都谦让我，纵容我，后来我们可能也成不了好朋友。当然我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完成上面下来的任务，也会设法主动去接近她，笼络她，但不可能成为朋友。 其实，我跟你说，冤家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一种类型的人喜欢与另一种类型的人交朋友，就是这个道理。我和李宁玉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我常说，她是南极的冰山，寸草不长，没有色彩，冷得冒气，没人去挨近她；我呢，哈哈，是南京的紫金山，修成公园了，热闹得很，什么人都围着我转。她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而且经常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沉默当饭吃；我啊，屁股上抹了油的，没事在办公室就坐不住，到处乱窜，跟人聊天斗嘴、打情骂俏，没个正经。这一方面是我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是我麻痹敌人的手段。父亲曾对我说过，一个人的天性是藏不住的，与其藏，不如放，加上谁都知道我特殊的身份，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年龄小和有靠山的条件，装出一副富家女不谙世事、玩世不恭的样子，做事情不讲规矩，说话敢开黄腔，通过这种方式给人造成一种没心没肺的印象。当时我们处有电讯、译电、内情三个科，军官战士加起来三十多人，我没用一个星期就跟大家混熟了，办法很简单：对女同胞，带她们上街花钱、看电影、买衣服、下馆子、上照相馆拍照片；对男的则反过来，让他们带我上街去花钱。有一次，我还把全处的军官都喊到家里大吃一顿，父亲给每个人都送了礼物，私下又给我对每一个人都作了分析。分析到李宁玉时，父亲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地作出预见，说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我问他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很多都在她手上。父亲的意思其实是说，我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要跟她交成好朋友，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情报。 所以， 我平时一直努力想接近她， 比如买了什么衣服去找她，就款式、颜色合不合体征求她的意见，再就是工作上的事经常找她讨教，一份电报我明明知道怎么译，却故意装着不知道，请她指点。总之，我变着法地同她套近乎，拉私交。但效果很不好，她始终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我爱理不理的。除了工作上的交往外，一概不跟我有任何其他往来，让我束手无策”
情况在新年伊始的春节后发生了转机。那天顾小梦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楼道，就看见李宁玉和一个男的吵得不可开交，一大堆人簇拥在走道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只有金处长一人在劝阻。但劝不住，那男的火气很大，上跳下地骂李宁玉是婊子，扬言要打断她的腿，不准她再踏进家门。 骂是这样骂，但谁想到他会真出手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拳脚交加把李宁玉打得嗷嗷叫，把金处长吓得往一边躲。其他人见势不妙，有的办公室里缩，有的下楼去喊卫兵，反正都没人挺身而出，只有顾小梦及冲上去，死死护住李宁玉，同时对那男的破口大骂，什么粗话脏话都往身上泼，直把他骂得灰溜溜地走了。
我知道，此人就是年轻时的潘老，他借故听说李宁玉在外面有相好的人，上门来兴师问罪。这其实是李宁玉和年轻的潘老合演的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把李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