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威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在秦桧面前就不同了。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小人。我就很不同意西湖南星先生在他的近著《缺德学》中的论述。他说什么“秦桧欲杀岳飞，因为他唯恐有一天岳飞的势力要超过自己”。不过，我倒同意西湖先生的如下分析：“他在陷害岳飞时并不是明目张胆，在手腕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黔驴技穷之后，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对手打入死牢。”请看岳飞临死之前的情形：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没有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道：“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言议和政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设法除掉他。岳飞被捕，老将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道：“岳飞父子究竟犯的什么罪？”秦桧说：“莫须有”。当时的意思是“大概有”、“可能有”、“也许有”。韩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秦桧不答。
欲加之于罪，何患无词？中国人向来的习惯就是要你“死得其所”。做了婊子，又大张旗鼓地去立牌坊，这是租传的秘方。正像鲁迅讽刺的那种喝血蚊子，喝血之前还要发一大堆议论。猫哭耗子、兔死狐悲、黄鼠狼给鸡拜年等成语都是为这些人安排的。
有谁不知，当时秦桧还真的蒙骗了一些人。看到岳飞的惨重教训，如果当初他能在与秦桧的关系故意多涂一些润滑油、少一点摩擦系数，待日后再做计意，岂不是两全齐美？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却让民族进步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拍马固然是一个英雄的本色，但是在中国人治历史这么悠久的一个国度里，要想挣脱这么一口巨大的染缸真是太艰难了。所以好多英雄的处世原则也不能不随之改变策略：“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语道破了天机。虽说天机不可泄露，但我想泄露出来比大家总被蒙在鼓里好。
在阴险的拍马者身边处处是陷阱，不能不严加提防，早在先秦时期的“阳具能刹车”的典故就是一则颇具代表性的“阴险”拍马案例。故事说的是：秦国太后与吕不韦私通，可是秦始皇年幼就懂事了，吕不韦见太后性生活要求太强烈，发展下去恐怕危及自己，于是就私下找来一个叫老毒的人作为自己的门客。那时咸阳盛行游乐，吕不韦就让自己那位有特色的门客在游乐场中用自己勃起的阳具插入正在旋转的桐木转轮，使转轮停止转动，并让大后知道这件事。事后，吕氏向太后推荐自己的门客，太后果然愿意得到这个有特色的男人。
于是，吕不韦就派人告发门客犯了应处腐刑的罪，接着又偷偷地告诉太后：“要想假施腐刑，就得买通行刑的人。”太后按照吕氏的意思送厚礼贿赂主持行刑的人，结果就有了先把“门客”的胡须拔掉以冒充宦官的假太监出现，“门客”名正言顺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出入于太后的住宿，整日里“侍候”太后。大后得了这样一个“太监”后，十分满意。有了身孕后，为遮人耳目，就佯装占卜应避时疫、迁移到雍宫避居。秦始皇九年，快活了多年之后的“宦官”被皇上所杀，并株连三族，连太后与之生下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放过。（《史记·吕不韦列传》）看来，吕氏既会拍马，又会施计，不愧为“阴险型拍马家”的称号，像这种拍马者，你能不防？
吕不韦为了金蝉脱壳，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拍马的招数，真算是机关算尽了。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得到一样东西之前，还是不要冲动，还是先冷静地想想为妙。做拍马者的牺牲品，往往是因小失大，万万不可取啊！
第三类拍马型的人物是白痴型。如果说第二类的阴险带有一点的机智、诡橘，那么这一类就与之相对。这类人物在表现上是百依百顺，没有丝毫的创造力。但是，他们拍马的功夫却有一套，有时你很难分清到底是他故意的，还是他本来就这么傻。比如说，上司去叫他打瓶酱油带一瓶醋，他都要事先问问在哪个瓶里装醋，哪个瓶里装酱油。假如是他令一个人一道去，那问题就更大了。到了副食品商店后，他会把左右手里的瓶子掂量再掂量，心问口、口问心，到底哪个瓶子是领导教我装的呢？倘若一旁的同事提醒他哪个瓶子装什么倒无所谓，问题的关键是打到质量好的酱油和醋，那他一定会和你据理力争，毫不让步。如此这般耽误了很多时间全是他个人原因造成的，搞不好他还要到上司那里去告你的黑状。你说气人不气人？试想，有谁愿意跟这样的倒霉蛋搭班干活？
然而，在上司眼里，这种人可贵的，因为他听话，对领导的意图坚决执行，决不拖延。而且，在无形中，这号人还起了监管的作用，谁要敢说上司的坏话，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报驴”。更为令人气愤的是，这种人除了监管之外，并元大的能力，但是他还要指东道西，发号施令。打酱油的事他固然能办（尽管费劲），但是除此之外他和别人一起出去办事可都是人家的事。而回来以后，他却功劳大大的有，尽是他的本事；相反如果是事情因为他办砸了，他还是振振有词，尽是别人捣的鬼。你在中国关于革命历史的影片中一定能看到不少关于汉好为日本鬼子做事的情节。好了，问题解决了。汉奸中有的阴险毒辣，狡诈万状，这就是阴险型拍马者。另一类也为鬼子做事，但是却每每失利，于是在一声“巴格牙路”中就结束了狗命。这即是白痴型拍马汉奸。
不过，这类汉奸拍马也有拍到驴蹄子上的时候，应该说还不少呢？因为他白痴，所以不少。中国有句古语：“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这句活是有一定哲学道理的。拍得好升级，拍不好人仰“马”翻。“最好在上司快乐的时候打报告”又是一个经典，因此不长眼的人多发生在白痴型拍马者身上。
一般来说，“受气包”、“窝囊废”都是这类典型。而且，这类人很容易成为人家的“替罪羊”，不知道诸位听说过明朝官员周应秋的拍马故事没有？
周应秋原为明朝天启年问吏部尚书。时人却常用一句话来讽刺他：“儿子如何过？”说得是周庆秋在巴结上魏忠贤以后，就自我膨胀的厉害。他不但对魏忠贤毕恭毕敬，而且把其他人都不看在眼里。有一日，魏忠贤在闲聊中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江南人怎么那样喜爱粥啊？”周应秋误以为魏忠贤在问他“为什么江南人喜爱竹子”、自己讨厌竹子，于是马上写信给儿子，迅速将自己家里的竹林砍尽斩绝。可是不久魏忠贤就过了小人得志的光景。处心积虑供奉的主子没有了，周庆秋万分悲痛，很是后悔自己当初没留“后手”，以至落得个如此难堪的下场。他抱着魏忠贤的脚大哭：“儿子如何过？”天下人无不笑之。不难理解，周庆秋当年是一个靠。‘偎蹄”拍上了魏忠贤侄儿魏良卿马的鼠辈（后来“偎蹄总宪”的外号就是由此而来），试想这类人又能怎样拍出高水平的马来？
我的朋友憨子曾在一篇文摘中这样评说道：“顺应权势者的好恶是拍马的一大特点。魏良卿喜吃偎猪蹄，周庆秋看准了这一点，便把猪蹄偎好，伺机奉上，终于捞了个‘偎蹄总宪”当当。但是，权势者的好恶，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周应秋误听‘粥’为‘竹’，就是失了手，虽说没因此带来严重后果，但马屁没拍准，徒劳了一场。看来拍马也累得很，并要有些‘才能’才行。”周应秋的无能正暴露出他的白痴型马屁精的本质。
5．驾御拍马：不妨用美学上的“距离说”
“距离说”是意大利美学家朗吉弩斯率先提出的。其根本要义在于，观众在看戏时，要和舞台上的演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如果太近，就会降低这种美学效果。当然，距离太远也大不到这个效果。现在剧场里的票价视距离而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到，在第一、二排的票价和最后几排的票价比在中间几排的票价低得多，就是这个缘故，其实中国有句民间俗语也应验了这一理论“守着羊圈才知道羊圈骚。”还有诸如“亲戚只可走着，不可守着。”也是这个原理的再现。记得从小的时候母亲老是讲这句话，到了我结婚打算和岳母大人一家住在一起时，她老人家又用这句民间谚语来提醒我的思路。当初我并不理解这些活的真正含义，现在我算深刻地理解到了。
用在我们所说的拍马学原理上，我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对拍马者以及爱为人所拍的人，你都最好“敬而远之”。现在的领导多以“公仆”自居。《现代汉语词典》上说：“公仆”就是“为公众服务的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著名诗人马凡陀先生于1945年写下的《主人要辞职》这样一首“山歌”。为方便大家，在不妨碍“版权”的情况下，我们就引用在这里：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同时也绝对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在马棚，你在厅堂，
我吃骨头，你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你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于这一行。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头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你骑，理所应当；
我给你踢，理所应当：
我给你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你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你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
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马诗人的“山歌”是针对“公仆”与“百姓”的关系而唱的，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当了家、做了主，可…泊公仆”的毛病却和过去一个熊样！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乡下。我们说，“拍”本身就反映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我们琵琶反弹，就不难得出“距离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的“公仆”都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还有什么怕头！可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啊！既然怕了，干吗不“敬而远之”？
倘若不信，我们来一个反面的例子说给诸位听听：一个号称“公仆”的县交通局局长“得道”之后，将一帮自己的“哥们”拉进了局里。看看他们是一群什么鸟吧！这九个人中，有四人是当地的地痞，还有四人是劳教释放人员，最好一位曾因盗窃罪劳教三年，后来又因抢劫被判刑五年。
这伙人对局长的拍马行为自然不用再说。他们狼狈为好，连不吃“窝边草”的兔子也不如。局长的小学时的同学是他手下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就因为在一次开会时喊了他一声小名，于是局长大动干戈，在宣布“会不开了”之后，电话叫来几名打手，不分青红皂白，将那位经理打得哭爹喊娘，大小便失禁。这位本以为比较亲密的同学只因喊了一声小名就遭如此下场，可见这类人是怎样不能沾惹！对这类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远地避开。
我们说保持距离，并不是说越远越好。事实上，凡是都有一个度，因此我们在与“公仆”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还要保持一点的温存。切不可“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公仆”的小鞋很快就会到你的脚上，君不见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乌纱帽本来也可以给你，但是由于你离公仆大远，公仆够不着你，所似就落到了离他较近的人头上。”这话的水平比哲理还哲理。
一是要怕，二是要“不怕”，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离近的时候闲话少说。老百姓也有自我的处世格言：“吃好些，穿烂些，闲话少说走慢些。”你还别说，颇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味道。老百姓面带莱色，但是却有聪明的绝招等着对付“公仆”呢！
这些经验来的够残酷了。宋代还有泼皮牛二和杨志，以及镇关西、鲁提辖，为何到了现在中国人大多都变成了“窝囊废”？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颇能解决问题：这都是“统治阶级的治绩”。
其实，这种“治绩”来的并不突然，也有一定的心理学背景，就看我们平时注重不注重修练这方面的“内存”。如果你个人“内存”不够，自然就会被抛弃。“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又一个姓马的）就曾通过对人格的研究提出过”需要说”。
在这位洋“马”先生看来，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不难发现，愈是到后来，人的需要愈是高级，愈是显示出其“精神性”。作为领导的“公仆”自然亦不例外。上面说过，很多领导做“公仆”的历史来之不易，他们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没有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道：“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言议和政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设法除掉他。岳飞被捕，老将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道：“岳飞父子究竟犯的什么罪？”秦桧说：“莫须有”。当时的意思是“大概有”、“可能有”、“也许有”。韩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秦桧不答。
欲加之于罪，何患无词？中国人向来的习惯就是要你“死得其所”。做了婊子，又大张旗鼓地去立牌坊，这是租传的秘方。正像鲁迅讽刺的那种喝血蚊子，喝血之前还要发一大堆议论。猫哭耗子、兔死狐悲、黄鼠狼给鸡拜年等成语都是为这些人安排的。
有谁不知，当时秦桧还真的蒙骗了一些人。看到岳飞的惨重教训，如果当初他能在与秦桧的关系故意多涂一些润滑油、少一点摩擦系数，待日后再做计意，岂不是两全齐美？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却让民族进步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拍马固然是一个英雄的本色，但是在中国人治历史这么悠久的一个国度里，要想挣脱这么一口巨大的染缸真是太艰难了。所以好多英雄的处世原则也不能不随之改变策略：“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语道破了天机。虽说天机不可泄露，但我想泄露出来比大家总被蒙在鼓里好。
在阴险的拍马者身边处处是陷阱，不能不严加提防，早在先秦时期的“阳具能刹车”的典故就是一则颇具代表性的“阴险”拍马案例。故事说的是：秦国太后与吕不韦私通，可是秦始皇年幼就懂事了，吕不韦见太后性生活要求太强烈，发展下去恐怕危及自己，于是就私下找来一个叫老毒的人作为自己的门客。那时咸阳盛行游乐，吕不韦就让自己那位有特色的门客在游乐场中用自己勃起的阳具插入正在旋转的桐木转轮，使转轮停止转动，并让大后知道这件事。事后，吕氏向太后推荐自己的门客，太后果然愿意得到这个有特色的男人。
于是，吕不韦就派人告发门客犯了应处腐刑的罪，接着又偷偷地告诉太后：“要想假施腐刑，就得买通行刑的人。”太后按照吕氏的意思送厚礼贿赂主持行刑的人，结果就有了先把“门客”的胡须拔掉以冒充宦官的假太监出现，“门客”名正言顺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出入于太后的住宿，整日里“侍候”太后。大后得了这样一个“太监”后，十分满意。有了身孕后，为遮人耳目，就佯装占卜应避时疫、迁移到雍宫避居。秦始皇九年，快活了多年之后的“宦官”被皇上所杀，并株连三族，连太后与之生下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放过。（《史记·吕不韦列传》）看来，吕氏既会拍马，又会施计，不愧为“阴险型拍马家”的称号，像这种拍马者，你能不防？
吕不韦为了金蝉脱壳，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拍马的招数，真算是机关算尽了。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得到一样东西之前，还是不要冲动，还是先冷静地想想为妙。做拍马者的牺牲品，往往是因小失大，万万不可取啊！
第三类拍马型的人物是白痴型。如果说第二类的阴险带有一点的机智、诡橘，那么这一类就与之相对。这类人物在表现上是百依百顺，没有丝毫的创造力。但是，他们拍马的功夫却有一套，有时你很难分清到底是他故意的，还是他本来就这么傻。比如说，上司去叫他打瓶酱油带一瓶醋，他都要事先问问在哪个瓶里装醋，哪个瓶里装酱油。假如是他令一个人一道去，那问题就更大了。到了副食品商店后，他会把左右手里的瓶子掂量再掂量，心问口、口问心，到底哪个瓶子是领导教我装的呢？倘若一旁的同事提醒他哪个瓶子装什么倒无所谓，问题的关键是打到质量好的酱油和醋，那他一定会和你据理力争，毫不让步。如此这般耽误了很多时间全是他个人原因造成的，搞不好他还要到上司那里去告你的黑状。你说气人不气人？试想，有谁愿意跟这样的倒霉蛋搭班干活？
然而，在上司眼里，这种人可贵的，因为他听话，对领导的意图坚决执行，决不拖延。而且，在无形中，这号人还起了监管的作用，谁要敢说上司的坏话，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报驴”。更为令人气愤的是，这种人除了监管之外，并元大的能力，但是他还要指东道西，发号施令。打酱油的事他固然能办（尽管费劲），但是除此之外他和别人一起出去办事可都是人家的事。而回来以后，他却功劳大大的有，尽是他的本事；相反如果是事情因为他办砸了，他还是振振有词，尽是别人捣的鬼。你在中国关于革命历史的影片中一定能看到不少关于汉好为日本鬼子做事的情节。好了，问题解决了。汉奸中有的阴险毒辣，狡诈万状，这就是阴险型拍马者。另一类也为鬼子做事，但是却每每失利，于是在一声“巴格牙路”中就结束了狗命。这即是白痴型拍马汉奸。
不过，这类汉奸拍马也有拍到驴蹄子上的时候，应该说还不少呢？因为他白痴，所以不少。中国有句古语：“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这句活是有一定哲学道理的。拍得好升级，拍不好人仰“马”翻。“最好在上司快乐的时候打报告”又是一个经典，因此不长眼的人多发生在白痴型拍马者身上。
一般来说，“受气包”、“窝囊废”都是这类典型。而且，这类人很容易成为人家的“替罪羊”，不知道诸位听说过明朝官员周应秋的拍马故事没有？
周应秋原为明朝天启年问吏部尚书。时人却常用一句话来讽刺他：“儿子如何过？”说得是周庆秋在巴结上魏忠贤以后，就自我膨胀的厉害。他不但对魏忠贤毕恭毕敬，而且把其他人都不看在眼里。有一日，魏忠贤在闲聊中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江南人怎么那样喜爱粥啊？”周应秋误以为魏忠贤在问他“为什么江南人喜爱竹子”、自己讨厌竹子，于是马上写信给儿子，迅速将自己家里的竹林砍尽斩绝。可是不久魏忠贤就过了小人得志的光景。处心积虑供奉的主子没有了，周庆秋万分悲痛，很是后悔自己当初没留“后手”，以至落得个如此难堪的下场。他抱着魏忠贤的脚大哭：“儿子如何过？”天下人无不笑之。不难理解，周庆秋当年是一个靠。‘偎蹄”拍上了魏忠贤侄儿魏良卿马的鼠辈（后来“偎蹄总宪”的外号就是由此而来），试想这类人又能怎样拍出高水平的马来？
我的朋友憨子曾在一篇文摘中这样评说道：“顺应权势者的好恶是拍马的一大特点。魏良卿喜吃偎猪蹄，周庆秋看准了这一点，便把猪蹄偎好，伺机奉上，终于捞了个‘偎蹄总宪”当当。但是，权势者的好恶，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周应秋误听‘粥’为‘竹’，就是失了手，虽说没因此带来严重后果，但马屁没拍准，徒劳了一场。看来拍马也累得很，并要有些‘才能’才行。”周应秋的无能正暴露出他的白痴型马屁精的本质。
5．驾御拍马：不妨用美学上的“距离说”
“距离说”是意大利美学家朗吉弩斯率先提出的。其根本要义在于，观众在看戏时，要和舞台上的演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如果太近，就会降低这种美学效果。当然，距离太远也大不到这个效果。现在剧场里的票价视距离而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到，在第一、二排的票价和最后几排的票价比在中间几排的票价低得多，就是这个缘故，其实中国有句民间俗语也应验了这一理论“守着羊圈才知道羊圈骚。”还有诸如“亲戚只可走着，不可守着。”也是这个原理的再现。记得从小的时候母亲老是讲这句话，到了我结婚打算和岳母大人一家住在一起时，她老人家又用这句民间谚语来提醒我的思路。当初我并不理解这些活的真正含义，现在我算深刻地理解到了。
用在我们所说的拍马学原理上，我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对拍马者以及爱为人所拍的人，你都最好“敬而远之”。现在的领导多以“公仆”自居。《现代汉语词典》上说：“公仆”就是“为公众服务的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著名诗人马凡陀先生于1945年写下的《主人要辞职》这样一首“山歌”。为方便大家，在不妨碍“版权”的情况下，我们就引用在这里：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同时也绝对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在马棚，你在厅堂，
我吃骨头，你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你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于这一行。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头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你骑，理所应当；
我给你踢，理所应当：
我给你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你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你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
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马诗人的“山歌”是针对“公仆”与“百姓”的关系而唱的，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当了家、做了主，可…泊公仆”的毛病却和过去一个熊样！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乡下。我们说，“拍”本身就反映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我们琵琶反弹，就不难得出“距离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的“公仆”都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还有什么怕头！可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啊！既然怕了，干吗不“敬而远之”？
倘若不信，我们来一个反面的例子说给诸位听听：一个号称“公仆”的县交通局局长“得道”之后，将一帮自己的“哥们”拉进了局里。看看他们是一群什么鸟吧！这九个人中，有四人是当地的地痞，还有四人是劳教释放人员，最好一位曾因盗窃罪劳教三年，后来又因抢劫被判刑五年。
这伙人对局长的拍马行为自然不用再说。他们狼狈为好，连不吃“窝边草”的兔子也不如。局长的小学时的同学是他手下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就因为在一次开会时喊了他一声小名，于是局长大动干戈，在宣布“会不开了”之后，电话叫来几名打手，不分青红皂白，将那位经理打得哭爹喊娘，大小便失禁。这位本以为比较亲密的同学只因喊了一声小名就遭如此下场，可见这类人是怎样不能沾惹！对这类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远地避开。
我们说保持距离，并不是说越远越好。事实上，凡是都有一个度，因此我们在与“公仆”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还要保持一点的温存。切不可“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公仆”的小鞋很快就会到你的脚上，君不见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乌纱帽本来也可以给你，但是由于你离公仆大远，公仆够不着你，所似就落到了离他较近的人头上。”这话的水平比哲理还哲理。
一是要怕，二是要“不怕”，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离近的时候闲话少说。老百姓也有自我的处世格言：“吃好些，穿烂些，闲话少说走慢些。”你还别说，颇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味道。老百姓面带莱色，但是却有聪明的绝招等着对付“公仆”呢！
这些经验来的够残酷了。宋代还有泼皮牛二和杨志，以及镇关西、鲁提辖，为何到了现在中国人大多都变成了“窝囊废”？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颇能解决问题：这都是“统治阶级的治绩”。
其实，这种“治绩”来的并不突然，也有一定的心理学背景，就看我们平时注重不注重修练这方面的“内存”。如果你个人“内存”不够，自然就会被抛弃。“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又一个姓马的）就曾通过对人格的研究提出过”需要说”。
在这位洋“马”先生看来，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不难发现，愈是到后来，人的需要愈是高级，愈是显示出其“精神性”。作为领导的“公仆”自然亦不例外。上面说过，很多领导做“公仆”的历史来之不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