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是否有？对领导，他从来不发表评论，对领导的意见历来表示赞同、拥护；要是下属和领导发生了冲突，那他一定会站在领导一边据理力争。他若是表扬你，总是带有点夸张的色彩。
俗语说的内容往往并不俗。比如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我们讲授拍马的讲义中也颇为得体。上面我们谈了智者的拍马经历，这是正面的论述。换一个角度，从反面来看一看因为缺乏拍马之智者的不幸遭遇，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对这样一问题的重视。翻开中国历史，文人造难的事件几乎不绝于耳。文人并非无才，关键是他的“愚忠”误了终身大事，我们能说这些文人元智吗？当然不能，然而他们办出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索空间。西汉的司马迁遭受腐刑以及宋朝苏轼屡屡被贬就是绝好的个案。
大家知道，拍马与“直”无缘。在很多情况下，拍马者应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防身。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给我们的命题找到了一个答案。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率骑兵三万，出击匈奴右贤王，又令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抗拒单于的八万骑兵。两军交战后，李广失利大败，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而没有间罪。李陵在双方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兵死过半，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招降。汉武帝得知后十分愤慨，朝中文武百官对李陵的招降也是义愤填膺。
这时，汉武帝问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和李陵素来无往，只是凭借一位知识分子的正直正面回答了皇上的询问：“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实在难得。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肉搏。李陵得到部下如此出力，虽古代名将亦不能超过。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其重创敌人的业绩也足以激励天下。我以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就是因为司马迁没有顺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吗？结果太史公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交纳五十万罚金可以免死罪；二是接受腐刑。对一位文人来说，既然不可能选择前者，为了完成家父的嘱托，只有接受后一个奇耻大辱了。
不错，司马迁在《服任安书》中是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像司马迁的这类“死”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他再委婉一点，或许就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司马迁后来对此后悔不已。他曾这样写道：“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后世。这样，就可以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洗刷耻辱，毕竟是要费点迂回周折的，早知如此，当初的出语要能在“马”字上下点功夫该多好啊！历史就是这样造成了无穷的遗憾。司马迁如此，苏轼也不例外。
是的，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乌台诗案”是众人都了解的历史事件。苏拭的人生际遇在较为开明的宋朝也好不到那里去。事在人为，其中的奥秒就在这里。“人为”，这里的学问大着呐！人们尽说（尤其是知识分子）“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但是要知道，乐园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失乐园事小，惨遭不幸可就事大了。《宋史·苏轼传》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苏拭从老家到京应试，就以才华震惊朝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拍案叫绝。宋仁宗每读其文，也都赞赏说：“奇才！奇才！”然而，就是这个奇才，因为深得几代皇上的赏识，说话不慎，出笔不谨，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到一介平民，苏轼的生活一落千丈，他曾上书“自言饥寒”，不是夸张，尽是实情。
当了一段“东坡居士”之后，司马光掌权，于是又逢“好雨”。苏轼上来后，尽管对司马光有感谢之意；但是他认为不对的事还是要提，于是自己“忘躯犯颜”、“直言敢谏”的性格不减当年。“独立不倚”的个性使他再度受贬。屡屡被贬的苏拭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生在红尘而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名门达官结识友好，但他却每每失利，节节败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自己始终稳坐钓鱼船的“不倒翁”比比皆是，而为什么到了文人那里就出故障呢？想来想去，还不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的“修养”：拍马学。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常叹一声：千古风流人物啊，可惜了！
8．拍马情商：好角事业平坦 憋脚处处为难
记得《渴望》里有首歌中这样唱道：“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反正我在这里不想去作这个辩证。同时我又很相信外商的总结：“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对极了！中外古今，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真理！拿破仑平时很反感拍马奉承，但是一个摸清他脾气的士兵这样称赞他却得到了他的肯定：“将军，您最不喜欢听奉承的话，您真是正直英明的人啊！”拿破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上，反而感到十分自豪。这是逻辑自身的悖论吗？看不出米！
上面已经说过，拍马的社会学意义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拍马学的润滑功能就好比汽车上的柴油，少了它，真是寸步难行。一个没有吃过苦头的人很难理解我的话，但是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尤其是有点才华的人，你要活生生地活在世上，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学会生存之道。翻阅历史，刘伶、“竹林七贤”……哪一个不是满腹经伦，哪个不是才华横溢，但是为何到头来还是要做“隐士”？不作隐士也可以，那你就要忍受社会的一切“俗”的东西，譬如“拍马”等社会存在。
水清无鱼，人清无友，太聪明、太认真了，就很难在中国生存。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知为多少文人用来作为书房中的自勉之语，不管今天有多少种歧义的解释方法，但是在“看破红尘”这一点上却是毋庸质疑的。上节提到的苏轼一生不得志，本性难移啊！到了晚年还是悟出了生活的辩证法。一句“但愿我儿愚且蠢”的俗诗已足以说明问题。看来，在红尘滚滚的人世问，来点拍马润滑剂还是需要的。
“书呆子”是人们对读书人的称呼。为什么才高八斗的书生会戴上如此不雅的名称呢？这要从古代的书生说起。屈原、陶渊明、刘禹锡、苏拭、白居易……哪个不是因自视才高而失意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从来如此！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曾借狂人之口这样反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当然，从来如此不一定都对，可当你讨论了几百年后，还是要面对这么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自视才高的人肯定是这样一个德行：“不为五斗米折腰！”好！这是历代文人都都赞成的一个观点，放在纸上去谈兵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若是真的轮到自己为“五斗米”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如此神圣了。好了，吃饭要紧，别再清高了。
清高，一个与拍马无缘的名词。大凡清高的人一般都是读书人、也是与现实社会和不来的人。从古到今，我们发现，患清高症的人往往难成大事，他们多是处于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的两难处境中。想当年，如果袁世凯不拍慈禧太后的马屁，他哪里有日后的辉煌？
袁世凯并不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得如此笨蛋无能。应该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在他上台前，他想方设法已结慈禧太后。怎么办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多方打听老佛爷的心思和爱好。了如指掌之后，他进贡的法国玻璃八音盒、粉地金人磁盘等物品都颇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经常在下人面前夸奖袁世凯会办事。
拍马的情商培养全在一个“顺”字。人的天性就是一个“顺毛驴”型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骂人为“顺毛驴”。其实，谁不是“顺毛驴”？只是有的纯种些，有的杂种些而已。
美国著名的关系学家卡耐基就是最大的拍马学理论家。他对人性的分析可谓人木三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隋炀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是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不光是独裁者的独裁本性，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本性。隋炀帝喜爱人家吹捧他、拍他的马屁，下官也都会曲意奉承。隋朝的官员为了能提拨升级，大多厚着脸皮说假话，堪称“卖假求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拍马者需要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
古代的程师孟尝请于荆公说：“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公问：“先正何官？”程师孟回答说：“非也。某恐不得常倚左右，欲求以俟异日。”这位拍马的功夫可谓到了家，自己没死就去求荆公给些墓志铭以恭唯对方文章写得好。然而，该夫子还是以此得到了实惠，人家的关系处理得好，然如鱼得水。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电报”发迹历史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情节”。
一次，在李莲英的保荐下，醇王特地在宣武门门内的太平湖府邱接见了盛宣怀，向他垂询有关电报事宜。盛在以前和醇王并元交往，但是与其门客“张师爷”来往密切。从他那里，他了解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是醇王与亲王不同，他不认为中国比西洋差；二是醇王虽然好武，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彩差。“知彼”之后，盛宣怀从别人那里抄了一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用。胸有成竹之后，便有了高阳先生的以下描述：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间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
盛宣怀略停了一下又说：“那是有血性的人，谁不想洗雪国耻，宣怀也就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盛宣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接着他又把电报描绘得神乎其神，醇王自然要把督办电报的事业交给他办。从盛宣怀成功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几点点拔：首先必须摸清上司的喜好；其次是要赞颂上司引以为荣的事情；三是要切记，赞颂领导本身并非目的，把自己成功地推荐给上司才是根本的目的。盛宣怀略施拍马小计，就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拍马学上还有一个至理名言，叫“三思而后拍”。因为你在拍马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不止一人在场。如果你拍其中的一个人（要是领导就不用说了），其他人就会有连锁反应。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某因与领导关系没处好，在职称没评上的情况下；一气出走到深圳打工，年薪十万，好不令人羡慕。一位与他交好的老师在范某办手续时这样拍马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不走，只有没本事的才蜗在这。”这句捧了一人、得罪了众人的拍马语言实在不值得提倡。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故事家》中描写的一个幽默故事：一个人在家里请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来了三个人。于是，他着急地埋怨道，“又不是没告诉诸位早点来。该来的不来。”这三位中有一人起身便走，他又加上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其中有一人想，那我们就是该走的了，于是又“撵”走了一位。最后那位本来想耐着性子等一会儿。不料我们的主人转身对唯一的客人说，“我又没说他。！”嘿！真够绝的，这三位全部被撵走了。原来，最后走的那位在犯嘀咕……不是说他，那肯定是我了。
情商让我们活得愉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让别人活得愉快，自己才能活得愉快。否则，自己会处处受阻，上面我们曾提及过“倒拍马”的思想。事实上这类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刘备与孔明的“犹鱼之有水”的关系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让诸葛孔明深为感动，于是才有了日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吴国孙权与周瑜的情义也是这么一种感情关系。正因为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所以才有吴国独霸一方的“三国鼎立”之格局。周瑜后来不幸病死，孙权痛哭流涕：“公谨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他曾说：“没有周公谨，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在现实社会中，拍马学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男男女女，朋朋友友”。关于“君臣”，我们已经谈的不少，下面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父子”以及“男女”的关系问题。我们老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儿孙满堂一个样，看谁嘴上粘了糖。”言下之意，人总是疼爱会说的。过去，儿孙在家庭中争宠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作者人的最喜爱谁呢？有的父母偏心就偏在谁的
俗语说的内容往往并不俗。比如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我们讲授拍马的讲义中也颇为得体。上面我们谈了智者的拍马经历，这是正面的论述。换一个角度，从反面来看一看因为缺乏拍马之智者的不幸遭遇，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对这样一问题的重视。翻开中国历史，文人造难的事件几乎不绝于耳。文人并非无才，关键是他的“愚忠”误了终身大事，我们能说这些文人元智吗？当然不能，然而他们办出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索空间。西汉的司马迁遭受腐刑以及宋朝苏轼屡屡被贬就是绝好的个案。
大家知道，拍马与“直”无缘。在很多情况下，拍马者应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防身。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给我们的命题找到了一个答案。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率骑兵三万，出击匈奴右贤王，又令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抗拒单于的八万骑兵。两军交战后，李广失利大败，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而没有间罪。李陵在双方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兵死过半，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招降。汉武帝得知后十分愤慨，朝中文武百官对李陵的招降也是义愤填膺。
这时，汉武帝问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和李陵素来无往，只是凭借一位知识分子的正直正面回答了皇上的询问：“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实在难得。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肉搏。李陵得到部下如此出力，虽古代名将亦不能超过。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其重创敌人的业绩也足以激励天下。我以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就是因为司马迁没有顺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吗？结果太史公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交纳五十万罚金可以免死罪；二是接受腐刑。对一位文人来说，既然不可能选择前者，为了完成家父的嘱托，只有接受后一个奇耻大辱了。
不错，司马迁在《服任安书》中是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像司马迁的这类“死”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他再委婉一点，或许就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司马迁后来对此后悔不已。他曾这样写道：“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后世。这样，就可以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洗刷耻辱，毕竟是要费点迂回周折的，早知如此，当初的出语要能在“马”字上下点功夫该多好啊！历史就是这样造成了无穷的遗憾。司马迁如此，苏轼也不例外。
是的，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乌台诗案”是众人都了解的历史事件。苏拭的人生际遇在较为开明的宋朝也好不到那里去。事在人为，其中的奥秒就在这里。“人为”，这里的学问大着呐！人们尽说（尤其是知识分子）“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但是要知道，乐园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失乐园事小，惨遭不幸可就事大了。《宋史·苏轼传》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苏拭从老家到京应试，就以才华震惊朝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拍案叫绝。宋仁宗每读其文，也都赞赏说：“奇才！奇才！”然而，就是这个奇才，因为深得几代皇上的赏识，说话不慎，出笔不谨，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到一介平民，苏轼的生活一落千丈，他曾上书“自言饥寒”，不是夸张，尽是实情。
当了一段“东坡居士”之后，司马光掌权，于是又逢“好雨”。苏轼上来后，尽管对司马光有感谢之意；但是他认为不对的事还是要提，于是自己“忘躯犯颜”、“直言敢谏”的性格不减当年。“独立不倚”的个性使他再度受贬。屡屡被贬的苏拭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生在红尘而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名门达官结识友好，但他却每每失利，节节败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自己始终稳坐钓鱼船的“不倒翁”比比皆是，而为什么到了文人那里就出故障呢？想来想去，还不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的“修养”：拍马学。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常叹一声：千古风流人物啊，可惜了！
8．拍马情商：好角事业平坦 憋脚处处为难
记得《渴望》里有首歌中这样唱道：“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反正我在这里不想去作这个辩证。同时我又很相信外商的总结：“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对极了！中外古今，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真理！拿破仑平时很反感拍马奉承，但是一个摸清他脾气的士兵这样称赞他却得到了他的肯定：“将军，您最不喜欢听奉承的话，您真是正直英明的人啊！”拿破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上，反而感到十分自豪。这是逻辑自身的悖论吗？看不出米！
上面已经说过，拍马的社会学意义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拍马学的润滑功能就好比汽车上的柴油，少了它，真是寸步难行。一个没有吃过苦头的人很难理解我的话，但是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尤其是有点才华的人，你要活生生地活在世上，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学会生存之道。翻阅历史，刘伶、“竹林七贤”……哪一个不是满腹经伦，哪个不是才华横溢，但是为何到头来还是要做“隐士”？不作隐士也可以，那你就要忍受社会的一切“俗”的东西，譬如“拍马”等社会存在。
水清无鱼，人清无友，太聪明、太认真了，就很难在中国生存。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知为多少文人用来作为书房中的自勉之语，不管今天有多少种歧义的解释方法，但是在“看破红尘”这一点上却是毋庸质疑的。上节提到的苏轼一生不得志，本性难移啊！到了晚年还是悟出了生活的辩证法。一句“但愿我儿愚且蠢”的俗诗已足以说明问题。看来，在红尘滚滚的人世问，来点拍马润滑剂还是需要的。
“书呆子”是人们对读书人的称呼。为什么才高八斗的书生会戴上如此不雅的名称呢？这要从古代的书生说起。屈原、陶渊明、刘禹锡、苏拭、白居易……哪个不是因自视才高而失意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从来如此！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曾借狂人之口这样反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当然，从来如此不一定都对，可当你讨论了几百年后，还是要面对这么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自视才高的人肯定是这样一个德行：“不为五斗米折腰！”好！这是历代文人都都赞成的一个观点，放在纸上去谈兵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若是真的轮到自己为“五斗米”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如此神圣了。好了，吃饭要紧，别再清高了。
清高，一个与拍马无缘的名词。大凡清高的人一般都是读书人、也是与现实社会和不来的人。从古到今，我们发现，患清高症的人往往难成大事，他们多是处于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的两难处境中。想当年，如果袁世凯不拍慈禧太后的马屁，他哪里有日后的辉煌？
袁世凯并不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得如此笨蛋无能。应该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在他上台前，他想方设法已结慈禧太后。怎么办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多方打听老佛爷的心思和爱好。了如指掌之后，他进贡的法国玻璃八音盒、粉地金人磁盘等物品都颇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经常在下人面前夸奖袁世凯会办事。
拍马的情商培养全在一个“顺”字。人的天性就是一个“顺毛驴”型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骂人为“顺毛驴”。其实，谁不是“顺毛驴”？只是有的纯种些，有的杂种些而已。
美国著名的关系学家卡耐基就是最大的拍马学理论家。他对人性的分析可谓人木三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隋炀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是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不光是独裁者的独裁本性，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本性。隋炀帝喜爱人家吹捧他、拍他的马屁，下官也都会曲意奉承。隋朝的官员为了能提拨升级，大多厚着脸皮说假话，堪称“卖假求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拍马者需要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
古代的程师孟尝请于荆公说：“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公问：“先正何官？”程师孟回答说：“非也。某恐不得常倚左右，欲求以俟异日。”这位拍马的功夫可谓到了家，自己没死就去求荆公给些墓志铭以恭唯对方文章写得好。然而，该夫子还是以此得到了实惠，人家的关系处理得好，然如鱼得水。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电报”发迹历史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情节”。
一次，在李莲英的保荐下，醇王特地在宣武门门内的太平湖府邱接见了盛宣怀，向他垂询有关电报事宜。盛在以前和醇王并元交往，但是与其门客“张师爷”来往密切。从他那里，他了解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是醇王与亲王不同，他不认为中国比西洋差；二是醇王虽然好武，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彩差。“知彼”之后，盛宣怀从别人那里抄了一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用。胸有成竹之后，便有了高阳先生的以下描述：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间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
盛宣怀略停了一下又说：“那是有血性的人，谁不想洗雪国耻，宣怀也就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盛宣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接着他又把电报描绘得神乎其神，醇王自然要把督办电报的事业交给他办。从盛宣怀成功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几点点拔：首先必须摸清上司的喜好；其次是要赞颂上司引以为荣的事情；三是要切记，赞颂领导本身并非目的，把自己成功地推荐给上司才是根本的目的。盛宣怀略施拍马小计，就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拍马学上还有一个至理名言，叫“三思而后拍”。因为你在拍马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不止一人在场。如果你拍其中的一个人（要是领导就不用说了），其他人就会有连锁反应。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某因与领导关系没处好，在职称没评上的情况下；一气出走到深圳打工，年薪十万，好不令人羡慕。一位与他交好的老师在范某办手续时这样拍马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不走，只有没本事的才蜗在这。”这句捧了一人、得罪了众人的拍马语言实在不值得提倡。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故事家》中描写的一个幽默故事：一个人在家里请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来了三个人。于是，他着急地埋怨道，“又不是没告诉诸位早点来。该来的不来。”这三位中有一人起身便走，他又加上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其中有一人想，那我们就是该走的了，于是又“撵”走了一位。最后那位本来想耐着性子等一会儿。不料我们的主人转身对唯一的客人说，“我又没说他。！”嘿！真够绝的，这三位全部被撵走了。原来，最后走的那位在犯嘀咕……不是说他，那肯定是我了。
情商让我们活得愉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让别人活得愉快，自己才能活得愉快。否则，自己会处处受阻，上面我们曾提及过“倒拍马”的思想。事实上这类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刘备与孔明的“犹鱼之有水”的关系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让诸葛孔明深为感动，于是才有了日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吴国孙权与周瑜的情义也是这么一种感情关系。正因为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所以才有吴国独霸一方的“三国鼎立”之格局。周瑜后来不幸病死，孙权痛哭流涕：“公谨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他曾说：“没有周公谨，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在现实社会中，拍马学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男男女女，朋朋友友”。关于“君臣”，我们已经谈的不少，下面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父子”以及“男女”的关系问题。我们老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儿孙满堂一个样，看谁嘴上粘了糖。”言下之意，人总是疼爱会说的。过去，儿孙在家庭中争宠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作者人的最喜爱谁呢？有的父母偏心就偏在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