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唐高祖李渊出游，途经秦始皇的墓地，这座连绵数十里、地上地下建筑极为宏伟，墓中随葬珍宝极为丰富的著名陵园，经过楚汉战争之后，破坏殆尽，只剩下了残砖碎瓦。李渊不禁十分感慨，对封伦说：“古代帝王，耗尽百姓国家的人力财力，大肆营建陵园，有什么益处！”
封伦一听这话，明白了李渊是不赞同厚葬的了，这个曾以建筑穷奢极侈而自鸣得意的家伙立刻便换了一副面孔，迎合他说：“上行下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气。自秦汉两朝帝王实行厚葬，朝中百官、黎民百姓竞相仿效，古代坟墓，凡是里面埋藏有众多珍宝的，都很快被人盗掘。若是人死而无知，厚葬全都是白白地浪费；若人死而有知，被人挖掘，难道不痛心吗？”
李渊称赞他说得太好了，对他说：“从今以后，自上至下，全都实行薄葬！”
所以，一个真正称得上大师级的拍马之人，不只要了解馅媚对象的心理、禀性、好恶，还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及人事关系，这样，不只能作到先行一步，还能做到棋高一着。封伦的修官殿，表面上看是没有揣摩准隋文帝，其实他知道，真正当家作主的是皇后，他从她那里人手，连皇帝都得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才是真正的揣摩高手呀！
当然，这样的拍马高手不只产生在古代，将其发扬光大后来居上者也大有人在，蒋介石的理论家戴季陶就是一个。
这个戴季陶一生疯疯癫癫，做了许多怪事，但他精通政治权术，善于揣摩上意，很能体会蒋介石的意思，关键时刻总能帮蒋介石一把，因而在民国官场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各方以为宋子文救蒋有功，行政院长非其莫属。果然蒋推宋子文继任，元人异议，独有戴季陶站起来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党国倚界正殷，将来必委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以为子文同志出处之玷，非所以爱子文之道。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得堂堂正正，无可辩驳，弄得宋子文哭笑不得，眼看到手的行政院长一职又白白地丢了。
戴季陶的这番话不合宋子文的心意，却很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不愿宋出山，因为宋子文有才华，在英美方面很有影响，不愿对蒋俯首听命，这正是蒋不能容许的，因此，蒋就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宋子文当行政院长。
不明白内情的人，还以为戴季陶这番话，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宋子文，实际上蒋介石希望戴这样说，元怪乎蒋说：“知我者，戴公也。”
由此可见，民国政坛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政客们表面上一套，背后又一套，玩得非常娴熟。
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工具，是很有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戴季陶官运亨通。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另一次戴季陶对蒋介石用意的理解。
按照“制宪国大”会议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实行宪政，就得选举总统。
显然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老蒋既要做总统，又要造出人们拥戴他的气氛。因此，他首先便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坚决辞让”作总统候选人。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第六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戴季陶本来可以因病请假，但他考虑到，选举总统是件大事，在这关键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因此还是带病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致词，他假惺惺地声称：“渠不拟参加大总统竞选，望本党同志慎重选择未来元首。”接着他提出了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1）文人；
（2）学者专家；
（3）国际知名人士；
（4）不一定是国民党员。
按照这些条件，显然只有胡适才够资格。让胡适当总统是美国人的意思，蒋介石提出这四个条件，也只是敷衍美国人。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他是不肯让给他人的。蒋介石讲话后，即宣布暂时休会，下午再开。
下午的会议，蒋介石未到，由何应钦主持，围绕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代表国民党各个派系的中央委员们便沸沸扬扬地闹开了。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胡适当候选人；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胡适不配做总统；于是，一些人又提出吴稚晖、于右任、居正做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先把蒋介石恭维一番，说他如何“劳苦功高”，为了爱护“领袖”应该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发言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对蒋介石素来不太满意的人，特别是黄宗人一再上台发言，闹得最起劲。
CC派的潘公展、萧挣等人则极力主张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当总统。
戴季陶坐在最前排，他一声不响，静静地听着两派人物的发言，同时内心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对策。他深深地知道，蒋介石提出不做总统候选人，是做戏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对国民党部属的一种民意测验，是争权力的一种手段。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戴季陶对他这位把兄弟是深有了解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法，他越是提出不愿当总统，就越是说明他想当总统，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不明真意，顺了他的话去作，那保准是会倒霉的。戴季陶纵然对蒋介石也小有不满，但决不会与他作对的。而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看到，国民党政权已成崩溃之势，只有蒋介石能与共产党抗衡，收拾残局，能稳定这风雨飘摇中的半壁江山，因此，他认为，这末代总统非蒋莫属。
这时，刘公武上台发言，他主张接受蒋介石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们话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气势汹汹地恫吓。见此情形，戴季陶再也忍不住了，他顾不得自己病势严重，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他十分激动，满脸涨得通红，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斥责“总裁不当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说他们不懂政治，不顾大局，此种做法只能致中华民国于绝境。他力言就国民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国民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季陶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以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谁都不敢与之争锋。于是，戴季陶一锤定单，拥蒋派占了绝对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椎张君、吴铁城等5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介石欣然接受。 2．赌博，不是为了赢钱 升官之道，五花八门，尤其是在乱世，歪门邪道的升官方法很多。讨好上司以求显达，这是拍马者的最终目的，然而，拍马也需要技术，除了一般的技巧以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如：某君善打麻将，而上司也乐于此道，于是二人成了赌友，同台赌博，此君故意拆牌，让上司赢，讨得上司高兴，由此得以升官。又一君善打桥牌，而某领导也乐此不疲，于是双方交往增多，成了好友，一有机会自然会提拔提拔。
精于此道者，必须以掌权的上司为对象，瞄准上司的嗜好，以迎合上司的心理，讨取上司的欢心。
民国初年，有人因善赌而爬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
潘复，山东济宁人。民国年间曾任财政部长、盐务署长等要职，是政坛上少有的“不倒翁”。潘复升官有一绝技――赌博。他爱赌，善赌，他在小小牌桌上发挥出神奇的魔力。他的宅第，客人来往不断，梁士冶、王克敏、张宗昌、李景林等权贵政要都是他家的常客。
潘复常利用赌桌广交朋友，再利用赌友关系在政坛上维持和攫取权力。潘复本来做的是皖系的官，皖系被直系打败后，他本应下台，但他在赌桌上与直系的刘彭寿、吴毓麟交往甚密，他得到两位赌友相助，平安无事，官照做不误。
奉系打败直系，人们以为潘复必下台无疑，谁知他不但没下台，反而升了官。
原来，潘复在赌桌上又结交了奉系的张宗昌。他与张宗昌是同乡，又是赌友，潘复爱赌，张宗昌更爱赌，每次张宗昌到北京必到潘复家豪赌。
有一次，张宗昌坐庄推牌九，潘复是押家，几注过去，张宗昌手头的钱就输光了。他一时输红了眼，从口袋里拘出刚从陆军部领来的5万元军饱的支票，当场签上名，“叭”地一声拍在赌桌上，瞪着牛眼冲潘复道：“再来一注！”
潘复斜眼瞄了一下支票，心中一惊，这可是军饱啊，不是闹着玩的。但自己也不能丢脸，就故作镇静，说：“愿意奉陪。”
张宗昌手气太背，揭开牌就傻了眼。潘复把那支票捡起来，慢慢地揣进西服的暗口袋里，含着笑对张宗昌说：“效兄，熏一口，缓缓劲再来。”
张宗昌大手大脚惯了，但此刻也有点急了，整师部队开不出响，是要闹事的！但他也不能丢份子，仍旧满不在乎他说：“走吧！”
两个人到了赌场专设的“福寿间”，躺上烟榻吞云吐雾吸鸦片烟。看着潘复笑吟吟地调理烟枪，张宗昌心中又气又恼，恨不得上前将他掐死，夺回支票。
潘复并不恼，他收拾好了烟具，揭开烟灯罩，开始点火。只见他缓缓地从西服暗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叠成引火纸捻，就着烟灯把纸捻引着，去点烟灯，灯点着了，他仍擎着这纸捻，一直等它烧成灰才松手。张宗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那个纸捻，正是那5万元支票！他不禁高叫道“馨航（潘复字馨航），这是――”
潘复轻轻一笑，摆摆手说：“咱哥们义气，就值5万块钱么？”
张宗昌感动不已，以后对潘复多有帮助。在张宗昌的支持下，潘复当上了财政总长。1927年6月，他终于爬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
无独有偶，北洋政府的“财神”梁士冶对方城之战也颇有研究，他靠拆牌弄了个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据说有一次，梁士治陪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打麻将。他故意坐在张作霖的上家，偷看张作霖手中的牌，张作霖要吃什么牌，他就打什么牌，喜得张作霖连叫“好牌运！”好手气！”有一把牌，张作霖和坎“二万…‘清一色”，梁士冶和“二、五万”“平和”。对家打出一张“二万”按顺序在张上家，是该他“和”的。他却不动声色，直到张作霖一把把这张牌抓走，连叫“满贯！满贯广他才悄声对张说：“老帅，你瞧瞧我这把牌。”张作霖一看，心里明白，拍了拍梁士冶的肩膀，作了个会心的微笑，此后，张作霖逢人便夸梁士冶有韬略，有涵养，是位难得的“理财专家”。
在张作霖的游说和帮助下，梁士治稳稳地做了好几任财政总长。
一般来说，只要权力在手，众人就奉迎，但一朝失去权力，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下属都为他拆牌，让他赢钱。当他到美国当寓公时，再无人为他拆牌。一次，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在宋宅打牌时大赢宋子文，宋欲留徐继续打，想捞回本，徐却拂袖而去。事后有人对徐说：“TV（宋的英文简称）过去毕竟是提拔你的人，这点交情不能不讲。”徐却做然答道：“我已人了葡萄牙籍，哪管他TV不TV。” 3．“陛下自己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 唐高宗李治将要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又要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诸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顺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责同长孙无忌、诸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人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诸遂良由于面折廷争，当场便遭到武则天的切齿斥骂。
过了两天，李责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他：“我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诸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李责明白了，反对皇帝自然是不行的，而公开表示赞成，又怕别的大臣议论，便说了一句滑头的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这句回答真是巧妙，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因此而下定决心，武则天终于当上了皇后。反对派长孙无忌、诸遂良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责，官运一直亨通。
李林甫则步李责后尘。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代的权臣，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口有蜜而腹有剑”而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他一度曾和张九龄共事，张九龄正直不阿，对唐玄宗后期的乱政经常是直言极谏，无所避讳，使得玄宗下不来台，而李林甫却总是顺着玄宗心意，处处和张九龄唱反调。
公元736年秋，唐玄宗住在洛阳，原来定好了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返回长安，可他忽然觉得洛阳宫中有怪，仓促决定第二天就起驾西行，便召来宰相张九龄等人商议。张九龄考虑到当时正是秋季，农民正忙于秋收，皇帝车驾一过，千骑万乘，沿途所经之处，又要派民工修路，又要由地方安排吃住，很是扰民，便建议说：“现在正值秋收大忙，等过两个月再说吧！”
李林甫看出，玄宗很不高兴，但他当时没说什么，等张九龄退下以后，他独自留了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东西两座宫殿，往来迁住，还要择什么时候？如果担心妨碍秋收，只要免除沿途所经之处的租税不
封伦一听这话，明白了李渊是不赞同厚葬的了，这个曾以建筑穷奢极侈而自鸣得意的家伙立刻便换了一副面孔，迎合他说：“上行下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气。自秦汉两朝帝王实行厚葬，朝中百官、黎民百姓竞相仿效，古代坟墓，凡是里面埋藏有众多珍宝的，都很快被人盗掘。若是人死而无知，厚葬全都是白白地浪费；若人死而有知，被人挖掘，难道不痛心吗？”
李渊称赞他说得太好了，对他说：“从今以后，自上至下，全都实行薄葬！”
所以，一个真正称得上大师级的拍马之人，不只要了解馅媚对象的心理、禀性、好恶，还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及人事关系，这样，不只能作到先行一步，还能做到棋高一着。封伦的修官殿，表面上看是没有揣摩准隋文帝，其实他知道，真正当家作主的是皇后，他从她那里人手，连皇帝都得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才是真正的揣摩高手呀！
当然，这样的拍马高手不只产生在古代，将其发扬光大后来居上者也大有人在，蒋介石的理论家戴季陶就是一个。
这个戴季陶一生疯疯癫癫，做了许多怪事，但他精通政治权术，善于揣摩上意，很能体会蒋介石的意思，关键时刻总能帮蒋介石一把，因而在民国官场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各方以为宋子文救蒋有功，行政院长非其莫属。果然蒋推宋子文继任，元人异议，独有戴季陶站起来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党国倚界正殷，将来必委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以为子文同志出处之玷，非所以爱子文之道。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得堂堂正正，无可辩驳，弄得宋子文哭笑不得，眼看到手的行政院长一职又白白地丢了。
戴季陶的这番话不合宋子文的心意，却很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不愿宋出山，因为宋子文有才华，在英美方面很有影响，不愿对蒋俯首听命，这正是蒋不能容许的，因此，蒋就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宋子文当行政院长。
不明白内情的人，还以为戴季陶这番话，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宋子文，实际上蒋介石希望戴这样说，元怪乎蒋说：“知我者，戴公也。”
由此可见，民国政坛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政客们表面上一套，背后又一套，玩得非常娴熟。
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工具，是很有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戴季陶官运亨通。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另一次戴季陶对蒋介石用意的理解。
按照“制宪国大”会议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实行宪政，就得选举总统。
显然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老蒋既要做总统，又要造出人们拥戴他的气氛。因此，他首先便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坚决辞让”作总统候选人。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第六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戴季陶本来可以因病请假，但他考虑到，选举总统是件大事，在这关键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因此还是带病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致词，他假惺惺地声称：“渠不拟参加大总统竞选，望本党同志慎重选择未来元首。”接着他提出了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1）文人；
（2）学者专家；
（3）国际知名人士；
（4）不一定是国民党员。
按照这些条件，显然只有胡适才够资格。让胡适当总统是美国人的意思，蒋介石提出这四个条件，也只是敷衍美国人。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他是不肯让给他人的。蒋介石讲话后，即宣布暂时休会，下午再开。
下午的会议，蒋介石未到，由何应钦主持，围绕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代表国民党各个派系的中央委员们便沸沸扬扬地闹开了。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胡适当候选人；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胡适不配做总统；于是，一些人又提出吴稚晖、于右任、居正做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先把蒋介石恭维一番，说他如何“劳苦功高”，为了爱护“领袖”应该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发言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对蒋介石素来不太满意的人，特别是黄宗人一再上台发言，闹得最起劲。
CC派的潘公展、萧挣等人则极力主张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当总统。
戴季陶坐在最前排，他一声不响，静静地听着两派人物的发言，同时内心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对策。他深深地知道，蒋介石提出不做总统候选人，是做戏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对国民党部属的一种民意测验，是争权力的一种手段。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戴季陶对他这位把兄弟是深有了解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法，他越是提出不愿当总统，就越是说明他想当总统，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不明真意，顺了他的话去作，那保准是会倒霉的。戴季陶纵然对蒋介石也小有不满，但决不会与他作对的。而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看到，国民党政权已成崩溃之势，只有蒋介石能与共产党抗衡，收拾残局，能稳定这风雨飘摇中的半壁江山，因此，他认为，这末代总统非蒋莫属。
这时，刘公武上台发言，他主张接受蒋介石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们话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气势汹汹地恫吓。见此情形，戴季陶再也忍不住了，他顾不得自己病势严重，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他十分激动，满脸涨得通红，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斥责“总裁不当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说他们不懂政治，不顾大局，此种做法只能致中华民国于绝境。他力言就国民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国民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季陶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以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谁都不敢与之争锋。于是，戴季陶一锤定单，拥蒋派占了绝对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椎张君、吴铁城等5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介石欣然接受。 2．赌博，不是为了赢钱 升官之道，五花八门，尤其是在乱世，歪门邪道的升官方法很多。讨好上司以求显达，这是拍马者的最终目的，然而，拍马也需要技术，除了一般的技巧以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如：某君善打麻将，而上司也乐于此道，于是二人成了赌友，同台赌博，此君故意拆牌，让上司赢，讨得上司高兴，由此得以升官。又一君善打桥牌，而某领导也乐此不疲，于是双方交往增多，成了好友，一有机会自然会提拔提拔。
精于此道者，必须以掌权的上司为对象，瞄准上司的嗜好，以迎合上司的心理，讨取上司的欢心。
民国初年，有人因善赌而爬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
潘复，山东济宁人。民国年间曾任财政部长、盐务署长等要职，是政坛上少有的“不倒翁”。潘复升官有一绝技――赌博。他爱赌，善赌，他在小小牌桌上发挥出神奇的魔力。他的宅第，客人来往不断，梁士冶、王克敏、张宗昌、李景林等权贵政要都是他家的常客。
潘复常利用赌桌广交朋友，再利用赌友关系在政坛上维持和攫取权力。潘复本来做的是皖系的官，皖系被直系打败后，他本应下台，但他在赌桌上与直系的刘彭寿、吴毓麟交往甚密，他得到两位赌友相助，平安无事，官照做不误。
奉系打败直系，人们以为潘复必下台无疑，谁知他不但没下台，反而升了官。
原来，潘复在赌桌上又结交了奉系的张宗昌。他与张宗昌是同乡，又是赌友，潘复爱赌，张宗昌更爱赌，每次张宗昌到北京必到潘复家豪赌。
有一次，张宗昌坐庄推牌九，潘复是押家，几注过去，张宗昌手头的钱就输光了。他一时输红了眼，从口袋里拘出刚从陆军部领来的5万元军饱的支票，当场签上名，“叭”地一声拍在赌桌上，瞪着牛眼冲潘复道：“再来一注！”
潘复斜眼瞄了一下支票，心中一惊，这可是军饱啊，不是闹着玩的。但自己也不能丢脸，就故作镇静，说：“愿意奉陪。”
张宗昌手气太背，揭开牌就傻了眼。潘复把那支票捡起来，慢慢地揣进西服的暗口袋里，含着笑对张宗昌说：“效兄，熏一口，缓缓劲再来。”
张宗昌大手大脚惯了，但此刻也有点急了，整师部队开不出响，是要闹事的！但他也不能丢份子，仍旧满不在乎他说：“走吧！”
两个人到了赌场专设的“福寿间”，躺上烟榻吞云吐雾吸鸦片烟。看着潘复笑吟吟地调理烟枪，张宗昌心中又气又恼，恨不得上前将他掐死，夺回支票。
潘复并不恼，他收拾好了烟具，揭开烟灯罩，开始点火。只见他缓缓地从西服暗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叠成引火纸捻，就着烟灯把纸捻引着，去点烟灯，灯点着了，他仍擎着这纸捻，一直等它烧成灰才松手。张宗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那个纸捻，正是那5万元支票！他不禁高叫道“馨航（潘复字馨航），这是――”
潘复轻轻一笑，摆摆手说：“咱哥们义气，就值5万块钱么？”
张宗昌感动不已，以后对潘复多有帮助。在张宗昌的支持下，潘复当上了财政总长。1927年6月，他终于爬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
无独有偶，北洋政府的“财神”梁士冶对方城之战也颇有研究，他靠拆牌弄了个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据说有一次，梁士治陪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打麻将。他故意坐在张作霖的上家，偷看张作霖手中的牌，张作霖要吃什么牌，他就打什么牌，喜得张作霖连叫“好牌运！”好手气！”有一把牌，张作霖和坎“二万…‘清一色”，梁士冶和“二、五万”“平和”。对家打出一张“二万”按顺序在张上家，是该他“和”的。他却不动声色，直到张作霖一把把这张牌抓走，连叫“满贯！满贯广他才悄声对张说：“老帅，你瞧瞧我这把牌。”张作霖一看，心里明白，拍了拍梁士冶的肩膀，作了个会心的微笑，此后，张作霖逢人便夸梁士冶有韬略，有涵养，是位难得的“理财专家”。
在张作霖的游说和帮助下，梁士治稳稳地做了好几任财政总长。
一般来说，只要权力在手，众人就奉迎，但一朝失去权力，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下属都为他拆牌，让他赢钱。当他到美国当寓公时，再无人为他拆牌。一次，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在宋宅打牌时大赢宋子文，宋欲留徐继续打，想捞回本，徐却拂袖而去。事后有人对徐说：“TV（宋的英文简称）过去毕竟是提拔你的人，这点交情不能不讲。”徐却做然答道：“我已人了葡萄牙籍，哪管他TV不TV。” 3．“陛下自己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 唐高宗李治将要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又要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诸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顺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责同长孙无忌、诸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人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诸遂良由于面折廷争，当场便遭到武则天的切齿斥骂。
过了两天，李责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他：“我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诸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李责明白了，反对皇帝自然是不行的，而公开表示赞成，又怕别的大臣议论，便说了一句滑头的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这句回答真是巧妙，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因此而下定决心，武则天终于当上了皇后。反对派长孙无忌、诸遂良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责，官运一直亨通。
李林甫则步李责后尘。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代的权臣，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口有蜜而腹有剑”而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他一度曾和张九龄共事，张九龄正直不阿，对唐玄宗后期的乱政经常是直言极谏，无所避讳，使得玄宗下不来台，而李林甫却总是顺着玄宗心意，处处和张九龄唱反调。
公元736年秋，唐玄宗住在洛阳，原来定好了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返回长安，可他忽然觉得洛阳宫中有怪，仓促决定第二天就起驾西行，便召来宰相张九龄等人商议。张九龄考虑到当时正是秋季，农民正忙于秋收，皇帝车驾一过，千骑万乘，沿途所经之处，又要派民工修路，又要由地方安排吃住，很是扰民，便建议说：“现在正值秋收大忙，等过两个月再说吧！”
李林甫看出，玄宗很不高兴，但他当时没说什么，等张九龄退下以后，他独自留了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东西两座宫殿，往来迁住，还要择什么时候？如果担心妨碍秋收，只要免除沿途所经之处的租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