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
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
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
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
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
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
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
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
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
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
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
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
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
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
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
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
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
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
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
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
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
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
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
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
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
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
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
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
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
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
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
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
《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
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
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
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
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
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
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
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
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
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
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
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
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
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
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
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
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
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
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
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
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
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
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
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
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
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
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
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
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
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
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
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
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
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
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
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
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
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
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
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
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
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
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
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
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
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
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
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
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
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
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
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
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
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
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
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
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
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
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
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
《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
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
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
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
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
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
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
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
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
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
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
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
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
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
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
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
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
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
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
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
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
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
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
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
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
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
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
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
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