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印刷厂厂区大门时，天已经彻底亮了。
阳光穿过远处居民楼的缝隙，在柏油路面上投下一道道斜长的光柱。路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上班族拎着包子豆浆匆匆赶路，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巷口窜出来，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汽，在晨光里像一团团棉花糖飘散。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像暴风雨来临前海面上那层虚假的平静。
我站在印刷厂门口的路边，没有立刻走。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六点三十一分。距离周志强离开家已经过去了近四个小时，距离林峰的捷达被烧毁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距离我拿到这枚U盘还不到十分钟。时间线收束得越来越紧，像一根绞索在我脖子上慢慢收紧。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没有打车。我沿着路边向西走了大约三百米，在一个公交站台停下来，看了一眼站牌——22路公交车，途经六个站，终点就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我投币上车，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上的乘客不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低头刷手机，两个穿校服的高中生在后排打闹，一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坐在前门附近打瞌睡。
我靠在座椅上，让身体随着公交车的行驶节奏微微晃动，同时用余光扫了一遍车厢内的所有乘客和窗外的情况。没有跟踪车辆，没有可疑人员，公交车上也没有人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两秒。目前还是干净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枚U盘，拇指在金属外壳上来回摩挲了两下。老周在印刷厂地下室留下的这条线索，和他在铁匠弄地下室烧掉的文件、丢在垃圾堆里的夹克、塞进门缝里的手铐钥匙，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行动链。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收网。
而我是那张网里的梭子鱼——被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等着把网的末端拉紧。
公交车行驶了二十分钟，在刑侦支队门口的站台停下来。我下车，站在站台上，抬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六层，外墙上挂着国徽，门口有岗哨。我在警校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正式刑警的身份走进这栋楼。但今天我不是以刑警身份来的，也不是以“沈卫国之子”身份来的。我今天是以一个走完了四条线索链、口袋里装着备份原件和一枚U盘的不速之客的身份来的。
我穿过大门，走进办公楼的大厅。前台的年轻女警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好，请问找谁？”
“我找林峰。林副队长。”我说。
“有预约吗？”
“没有。但你告诉他——铁匠弄那个取快递的人来了，他就知道是谁。”
女警看了我一眼，低头拨了一个内线电话，低声说了几句话。挂断电话后，她抬起头：“林队在三楼会议室，让你直接上去。”
我点了点头，走向楼梯间。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晰而沉稳的回响。我上了三楼，走廊里人不多——两个穿制服的内勤抱着文件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一个辅警在走廊尽头打电话。我在走廊尽头左侧那间挂着“会议室”门牌的房间门口停下来，推开半掩的门。
林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烟灰缸里堆着几个烟头，整个会议室里弥漫着一股烟草味。他看上去比昨天憔悴了一些——眼窝有些凹陷，下巴上的胡茬比早上更密了一层，但目光依然锐利，像一把完全没有锈蚀的刀。
他看见我进来，没有说话，只是抬起下巴朝对面的椅子示意了一下。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把会议室的门顺手关上。
“你胆子很大。”林峰开口说道，声音有些沙哑，“烧了我的车，还敢直接来局里找我。”
“你的车不是我烧的。是有人替我烧的。”我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U盘，放在会议桌上，推到林峰面前。“这里面是印刷厂那台胶印机的操作手册。老周留下的。”
林峰低头看了一眼那枚U盘，没有伸手去拿。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见过老周了？”
“他走了。他妻子把东西交给了我，然后我从门槛缝里找到了他塞进去的另一枚钥匙。”
“什么钥匙？”
“手铐钥匙。”
林峰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老周会留下一枚手铐钥匙，因为不需要问——一个前技术科警察，在消失之前留下手铐钥匙，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知道自己会被铐走，而且他不打算反抗。
“他去了哪？”
“不知道。”我说，“但他走之前，在印刷厂地下室里留下了这枚U盘和一页操作手册。他用那台老胶印机印了一份证据副本——一份谁也造不了假的副本。”
林峰的目光在U盘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伸手拿起了它，攥在手心里：“这份副本，你打算怎么用？”
“用它去钓一条更大的鱼。”我说，“比画师更大的鱼。”
林峰的手指不动了。他看着我，目光里那种锐利的光像一把刚刚重新磨过的刀：“你知道比画师更大的人是谁？”
“不知道具体名字。”我说，“但老周妻子转告了我一句话——方远在录音笔里说，‘画师上面还有人，我见过他一次，但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说了，所有人都会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有人喊了一声“老李，文件签了”，但那些声音像是隔着厚厚的水层传进来的，模糊而遥远。林峰坐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手里攥着那枚U盘，目光落在桌面上自己那杯凉透的茶上，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沉了许多：“我大概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我没有追问。我知道他会自己说出来的。
林峰抬起头，看着我：“十年前，你父亲的案子上报到市局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签字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上。不是陈建明，是在陈建明签字之前的那个环节。”
“谁？”
“当时的市局政委，杜国威。”林峰说，“他已经退了五年了。但他退下来之前，在系统里铺了一张足够大的网。”
他停顿了一下，把U盘放在桌上，推到我的方向：“如果你要钓这条鱼，不能用钓竿。你得用炸药。”
我伸手接过U盘，握在手心里。金属外壳已经被林峰的掌心捂热了，残留着一丝烟草和汗水混合的气味。我站起来，把U盘放进口袋：“那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说。”
“在我引爆之前，别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这里。”我看着他，“包括你身边的人。”
林峰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把那杯凉透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点了点头。
我转身走出会议室，推开半掩的门，走进三楼走廊。走廊里依然安静，那个打通电话的辅警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内勤在走廊另一头讨论着什么。我沿着楼梯走下一楼，穿过大厅，走出刑侦支队的大门。
阳光已经升到了半空，暖洋洋地照在脸上。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把口袋里的U盘按了按。
炸药已经装好了。现在只差一根引信。
阳光穿过远处居民楼的缝隙，在柏油路面上投下一道道斜长的光柱。路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上班族拎着包子豆浆匆匆赶路，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巷口窜出来，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汽，在晨光里像一团团棉花糖飘散。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像暴风雨来临前海面上那层虚假的平静。
我站在印刷厂门口的路边，没有立刻走。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六点三十一分。距离周志强离开家已经过去了近四个小时，距离林峰的捷达被烧毁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距离我拿到这枚U盘还不到十分钟。时间线收束得越来越紧，像一根绞索在我脖子上慢慢收紧。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没有打车。我沿着路边向西走了大约三百米，在一个公交站台停下来，看了一眼站牌——22路公交车，途经六个站，终点就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我投币上车，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上的乘客不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低头刷手机，两个穿校服的高中生在后排打闹，一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坐在前门附近打瞌睡。
我靠在座椅上，让身体随着公交车的行驶节奏微微晃动，同时用余光扫了一遍车厢内的所有乘客和窗外的情况。没有跟踪车辆，没有可疑人员，公交车上也没有人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两秒。目前还是干净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枚U盘，拇指在金属外壳上来回摩挲了两下。老周在印刷厂地下室留下的这条线索，和他在铁匠弄地下室烧掉的文件、丢在垃圾堆里的夹克、塞进门缝里的手铐钥匙，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行动链。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收网。
而我是那张网里的梭子鱼——被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等着把网的末端拉紧。
公交车行驶了二十分钟，在刑侦支队门口的站台停下来。我下车，站在站台上，抬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六层，外墙上挂着国徽，门口有岗哨。我在警校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正式刑警的身份走进这栋楼。但今天我不是以刑警身份来的，也不是以“沈卫国之子”身份来的。我今天是以一个走完了四条线索链、口袋里装着备份原件和一枚U盘的不速之客的身份来的。
我穿过大门，走进办公楼的大厅。前台的年轻女警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好，请问找谁？”
“我找林峰。林副队长。”我说。
“有预约吗？”
“没有。但你告诉他——铁匠弄那个取快递的人来了，他就知道是谁。”
女警看了我一眼，低头拨了一个内线电话，低声说了几句话。挂断电话后，她抬起头：“林队在三楼会议室，让你直接上去。”
我点了点头，走向楼梯间。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晰而沉稳的回响。我上了三楼，走廊里人不多——两个穿制服的内勤抱着文件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一个辅警在走廊尽头打电话。我在走廊尽头左侧那间挂着“会议室”门牌的房间门口停下来，推开半掩的门。
林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烟灰缸里堆着几个烟头，整个会议室里弥漫着一股烟草味。他看上去比昨天憔悴了一些——眼窝有些凹陷，下巴上的胡茬比早上更密了一层，但目光依然锐利，像一把完全没有锈蚀的刀。
他看见我进来，没有说话，只是抬起下巴朝对面的椅子示意了一下。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把会议室的门顺手关上。
“你胆子很大。”林峰开口说道，声音有些沙哑，“烧了我的车，还敢直接来局里找我。”
“你的车不是我烧的。是有人替我烧的。”我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U盘，放在会议桌上，推到林峰面前。“这里面是印刷厂那台胶印机的操作手册。老周留下的。”
林峰低头看了一眼那枚U盘，没有伸手去拿。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见过老周了？”
“他走了。他妻子把东西交给了我，然后我从门槛缝里找到了他塞进去的另一枚钥匙。”
“什么钥匙？”
“手铐钥匙。”
林峰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老周会留下一枚手铐钥匙，因为不需要问——一个前技术科警察，在消失之前留下手铐钥匙，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知道自己会被铐走，而且他不打算反抗。
“他去了哪？”
“不知道。”我说，“但他走之前，在印刷厂地下室里留下了这枚U盘和一页操作手册。他用那台老胶印机印了一份证据副本——一份谁也造不了假的副本。”
林峰的目光在U盘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伸手拿起了它，攥在手心里：“这份副本，你打算怎么用？”
“用它去钓一条更大的鱼。”我说，“比画师更大的鱼。”
林峰的手指不动了。他看着我，目光里那种锐利的光像一把刚刚重新磨过的刀：“你知道比画师更大的人是谁？”
“不知道具体名字。”我说，“但老周妻子转告了我一句话——方远在录音笔里说，‘画师上面还有人，我见过他一次，但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说了，所有人都会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有人喊了一声“老李，文件签了”，但那些声音像是隔着厚厚的水层传进来的，模糊而遥远。林峰坐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手里攥着那枚U盘，目光落在桌面上自己那杯凉透的茶上，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沉了许多：“我大概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我没有追问。我知道他会自己说出来的。
林峰抬起头，看着我：“十年前，你父亲的案子上报到市局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签字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上。不是陈建明，是在陈建明签字之前的那个环节。”
“谁？”
“当时的市局政委，杜国威。”林峰说，“他已经退了五年了。但他退下来之前，在系统里铺了一张足够大的网。”
他停顿了一下，把U盘放在桌上，推到我的方向：“如果你要钓这条鱼，不能用钓竿。你得用炸药。”
我伸手接过U盘，握在手心里。金属外壳已经被林峰的掌心捂热了，残留着一丝烟草和汗水混合的气味。我站起来，把U盘放进口袋：“那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说。”
“在我引爆之前，别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这里。”我看着他，“包括你身边的人。”
林峰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把那杯凉透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点了点头。
我转身走出会议室，推开半掩的门，走进三楼走廊。走廊里依然安静，那个打通电话的辅警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内勤在走廊另一头讨论着什么。我沿着楼梯走下一楼，穿过大厅，走出刑侦支队的大门。
阳光已经升到了半空，暖洋洋地照在脸上。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把口袋里的U盘按了按。
炸药已经装好了。现在只差一根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