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刑侦支队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正好照在门口的台阶上，在灰白色的水泥表面铺开一层暖黄色的光。我在台阶上站了大约三秒钟，让阳光晒在脸上，感受那种温差带来的清晰感——办公楼里的冷气和外面的暖空气在脖颈处交汇，形成一道分界线。
然后我走下台阶，没有回头。
我沿着门口的人行道向西走了大约两百米，在一个报亭前停下来，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付钱的时候，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报亭玻璃上反射出的街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马路对面，没有熄火，排气管里冒出一缕缕白色的尾气。车窗关着，看不清里面的人。我扭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把压缩饼干塞进口袋，然后继续往前走。步伐没变，节奏没变。
走过下一个路口时，我在转弯的瞬间用余光再次确认——那辆黑车没有跟上来，它仍然停在原地，像一只趴在草丛里等待猎物的猫科动物。我记住了车牌号，在心里默念两遍，然后把它存进脑海里那个不断扩建的“需要留意”文件夹里，继续走。
我走进一条窄巷，两侧是老旧的居民楼，一楼有几家小店铺——一家理发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卖烟酒杂货的小超市。我走进那家小超市，在货架之间的过道里走了一圈，拿了一袋面包、一盒牛奶、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走到收银台前结账。收银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扫了商品码，报了价格。我付了现金，把钱和找零收好，提着塑料袋走出超市。
我没有回到主路上。我拐进超市旁边的一条更窄的巷道，两侧的墙壁上爬满了老旧的空调外机和锈蚀的管道，地面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下水道和青苔混合的气味。这条巷道通往另一个街区，中间要穿过一个废弃的门球场，再从门球场后门穿出去，就能到达一条与主干道平行的背街小巷。
这是我在警校时学到的一条基本功——在任何城市区域行动之前，先用卫星地图和街景地图预习一遍周围的巷道结构，找到至少三条应急撤退路线。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把整个城市中心区的巷道结构全部记在了脑子里。现在，这些知识开始发挥作用。
我穿过巷道，走过废弃的门球场，从后门出去，进入一条叫“梧桐巷”的背街小巷。梧桐巷不长，大约两百米，两侧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已经开始泛黄。巷子里人不多——一个遛狗的老头，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一个在自家门口修理自行车的男人。我没有停留，保持匀速穿过梧桐巷，在巷口右转，又走过两个路口，然后停下来，靠在一棵行道树的树干上，把塑料袋里的面包掏出来，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
面包很干，麦香味混着包装纸的塑料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我嚼了几口，咽下去，又喝了一口水，然后靠在树干上，让身体在短暂的进食间隙里恢复一些能量。
现在我站在一个公交站台旁边，站台上有一块站牌，站牌旁边有一个垃圾箱。我吃完面包，把包装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箱，然后站在站台上，装作等车的样子。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我从没用过的号码——杜国威。
号码是昨天晚上从赵刚那里要来的。我没有告诉赵刚我要这个号码做什么，他也没有问。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报了一串数字给我，就挂断了电话。我现在拨出这个号码，把手机贴到耳边。响了三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一种常年发号施令的人特有的节奏感：“哪位？”
“杜政委，我是沈逸。”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语调没有任何变化，仿佛他早就知道我会打这个电话：“沈卫国的小子？”
“对。”
“你打这个电话，是想问我知不知道你父亲是被冤枉的？”
“不是。”我说，“我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你放在市局里的那张底牌，昨天晚上已经被人掀了。周志强走了，带走了录音笔。我今天早上拿到了印刷厂的操作手册。我知道怎么复制一份谁也造不了假的证据副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比刚才更长。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呼吸声——缓慢，均匀，没有加速，没有紊乱，像一座冷却了很久的炉子，表面上已经没有火焰，但炉膛深处还有余温。
“年轻人，”杜国威终于开口了，声音依然平稳，“你拿着一个U盘和一本印刷手册，就觉得自己能掀翻一张桌子？”
“不是掀翻桌子。”我说，“是把桌布抽掉，让所有人看清桌上摆着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声，不是嘲讽，不是轻蔑，更像是一个老棋手听到对手走了一步出乎意料的棋时，发出的那种带着认可的轻笑：“你比你父亲有意思。他当年要是也有你这股劲，也不至于被人摁在棋盘上十年。”
“我父亲不需要你来评价。”我说，“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跟你斗嘴。我是来告诉你——你的名字已经在周志强留下的信里出现了。不管你现在做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已经把信息放在了三个不同的人手里。你按掉我一个，另外两个会把信息继续往下传。你按掉我两个，还有一个会在我死后二十四小时内把所有材料送出去。”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我说，“是通知。”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然后杜国威说了一句话，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个调：“你会后悔打这个电话的。”
“也许吧。”我说，“但不会是在今天。”
我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然后我靠在公交站台的立柱上，看着马路对面那棵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行道树，让心脏从刚才那段对话的高速运转中慢慢降回正常节奏。
这是一步险棋。打电话给杜国威，等于直接告诉他自己已经锁定了目标，也等于给自己立了一个靶子。但这一步棋必须走——我要让他动起来。只有他动了，我才能在他移动的轨迹里找到破绽。一个静止的目标没有影子，但一个移动的目标，身后一定拖着长长的影。
而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顺着那道影子的方向，找到它的源头。
我直起身，拍掉衣服上沾的面包屑，转身走进人群里。手机在口袋里安静地躺着，杜国威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你会后悔打这个电话的。”
也许吧。但至少不是今天。今天，猎场已经打开了，而猎物才刚刚开始移动。
然后我走下台阶，没有回头。
我沿着门口的人行道向西走了大约两百米，在一个报亭前停下来，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付钱的时候，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报亭玻璃上反射出的街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马路对面，没有熄火，排气管里冒出一缕缕白色的尾气。车窗关着，看不清里面的人。我扭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把压缩饼干塞进口袋，然后继续往前走。步伐没变，节奏没变。
走过下一个路口时，我在转弯的瞬间用余光再次确认——那辆黑车没有跟上来，它仍然停在原地，像一只趴在草丛里等待猎物的猫科动物。我记住了车牌号，在心里默念两遍，然后把它存进脑海里那个不断扩建的“需要留意”文件夹里，继续走。
我走进一条窄巷，两侧是老旧的居民楼，一楼有几家小店铺——一家理发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卖烟酒杂货的小超市。我走进那家小超市，在货架之间的过道里走了一圈，拿了一袋面包、一盒牛奶、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走到收银台前结账。收银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扫了商品码，报了价格。我付了现金，把钱和找零收好，提着塑料袋走出超市。
我没有回到主路上。我拐进超市旁边的一条更窄的巷道，两侧的墙壁上爬满了老旧的空调外机和锈蚀的管道，地面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下水道和青苔混合的气味。这条巷道通往另一个街区，中间要穿过一个废弃的门球场，再从门球场后门穿出去，就能到达一条与主干道平行的背街小巷。
这是我在警校时学到的一条基本功——在任何城市区域行动之前，先用卫星地图和街景地图预习一遍周围的巷道结构，找到至少三条应急撤退路线。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把整个城市中心区的巷道结构全部记在了脑子里。现在，这些知识开始发挥作用。
我穿过巷道，走过废弃的门球场，从后门出去，进入一条叫“梧桐巷”的背街小巷。梧桐巷不长，大约两百米，两侧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已经开始泛黄。巷子里人不多——一个遛狗的老头，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一个在自家门口修理自行车的男人。我没有停留，保持匀速穿过梧桐巷，在巷口右转，又走过两个路口，然后停下来，靠在一棵行道树的树干上，把塑料袋里的面包掏出来，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
面包很干，麦香味混着包装纸的塑料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我嚼了几口，咽下去，又喝了一口水，然后靠在树干上，让身体在短暂的进食间隙里恢复一些能量。
现在我站在一个公交站台旁边，站台上有一块站牌，站牌旁边有一个垃圾箱。我吃完面包，把包装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箱，然后站在站台上，装作等车的样子。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我从没用过的号码——杜国威。
号码是昨天晚上从赵刚那里要来的。我没有告诉赵刚我要这个号码做什么，他也没有问。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报了一串数字给我，就挂断了电话。我现在拨出这个号码，把手机贴到耳边。响了三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一种常年发号施令的人特有的节奏感：“哪位？”
“杜政委，我是沈逸。”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语调没有任何变化，仿佛他早就知道我会打这个电话：“沈卫国的小子？”
“对。”
“你打这个电话，是想问我知不知道你父亲是被冤枉的？”
“不是。”我说，“我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你放在市局里的那张底牌，昨天晚上已经被人掀了。周志强走了，带走了录音笔。我今天早上拿到了印刷厂的操作手册。我知道怎么复制一份谁也造不了假的证据副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比刚才更长。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呼吸声——缓慢，均匀，没有加速，没有紊乱，像一座冷却了很久的炉子，表面上已经没有火焰，但炉膛深处还有余温。
“年轻人，”杜国威终于开口了，声音依然平稳，“你拿着一个U盘和一本印刷手册，就觉得自己能掀翻一张桌子？”
“不是掀翻桌子。”我说，“是把桌布抽掉，让所有人看清桌上摆着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声，不是嘲讽，不是轻蔑，更像是一个老棋手听到对手走了一步出乎意料的棋时，发出的那种带着认可的轻笑：“你比你父亲有意思。他当年要是也有你这股劲，也不至于被人摁在棋盘上十年。”
“我父亲不需要你来评价。”我说，“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跟你斗嘴。我是来告诉你——你的名字已经在周志强留下的信里出现了。不管你现在做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已经把信息放在了三个不同的人手里。你按掉我一个，另外两个会把信息继续往下传。你按掉我两个，还有一个会在我死后二十四小时内把所有材料送出去。”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我说，“是通知。”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然后杜国威说了一句话，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个调：“你会后悔打这个电话的。”
“也许吧。”我说，“但不会是在今天。”
我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然后我靠在公交站台的立柱上，看着马路对面那棵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行道树，让心脏从刚才那段对话的高速运转中慢慢降回正常节奏。
这是一步险棋。打电话给杜国威，等于直接告诉他自己已经锁定了目标，也等于给自己立了一个靶子。但这一步棋必须走——我要让他动起来。只有他动了，我才能在他移动的轨迹里找到破绽。一个静止的目标没有影子，但一个移动的目标，身后一定拖着长长的影。
而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顺着那道影子的方向，找到它的源头。
我直起身，拍掉衣服上沾的面包屑，转身走进人群里。手机在口袋里安静地躺着，杜国威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你会后悔打这个电话的。”
也许吧。但至少不是今天。今天，猎场已经打开了，而猎物才刚刚开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