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南朝鲜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稳定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
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这一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从其整体战略出发，此期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在此同时，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在朝鲜半岛不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从而迫使斯大林为保证实现苏联在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而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必须把整个半岛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为苏联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二、苏联参与策划和发动朝鲜战争
就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
金日成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还向什特科夫提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谈话中，屡遭批评的什特科夫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即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第三次会谈并确定了中苏新条约的基本原则之后，他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态度。
第二天，什特科夫便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1月30日会见了金日成同志。在提起1月17日朴宪永举行午宴时的谈话后，我准确地转达了您第一点指示的内容。金日成十分满意地听取了我的转告。看来，您同意接见他并准备在此事上向他提供援助一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金日成为了再听准确些，便问我，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喽。我回答说，从这个通知上看，斯大林同志准备接见您。”金日成立即表示，他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随后，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在1950年1月至4月间，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即使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不过，斯大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不久前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然而，斯大林非常清楚，中共目前的军事战略中心是准备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他本人还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不便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斯大林嘱咐金日成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务必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同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在原则上当然必须支持朝鲜的一切革命行动，但显然毛泽东还不知道金日成已经同斯大林达成了默契。金日成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于是决定5月13日秘密访华。毛泽东在金日成到达北京的当晚立即会见了他。会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夜11时30分，周恩来造访苏联使馆，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迅速回电。第二天，斯大林回电：“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鉴于莫斯科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只得同意在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之前首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以作战专家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据什特科夫的报告，“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尽管“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
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这一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从其整体战略出发，此期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在此同时，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在朝鲜半岛不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从而迫使斯大林为保证实现苏联在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而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必须把整个半岛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为苏联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二、苏联参与策划和发动朝鲜战争
就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
金日成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还向什特科夫提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谈话中，屡遭批评的什特科夫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即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第三次会谈并确定了中苏新条约的基本原则之后，他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态度。
第二天，什特科夫便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1月30日会见了金日成同志。在提起1月17日朴宪永举行午宴时的谈话后，我准确地转达了您第一点指示的内容。金日成十分满意地听取了我的转告。看来，您同意接见他并准备在此事上向他提供援助一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金日成为了再听准确些，便问我，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喽。我回答说，从这个通知上看，斯大林同志准备接见您。”金日成立即表示，他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随后，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在1950年1月至4月间，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即使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不过，斯大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不久前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然而，斯大林非常清楚，中共目前的军事战略中心是准备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他本人还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不便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斯大林嘱咐金日成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务必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同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在原则上当然必须支持朝鲜的一切革命行动，但显然毛泽东还不知道金日成已经同斯大林达成了默契。金日成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于是决定5月13日秘密访华。毛泽东在金日成到达北京的当晚立即会见了他。会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夜11时30分，周恩来造访苏联使馆，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迅速回电。第二天，斯大林回电：“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鉴于莫斯科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只得同意在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之前首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以作战专家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据什特科夫的报告，“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尽管“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