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得到严格保密”。报告特别指出，“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什特科夫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阶段的真实情况：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进行了20-40分钟的炮火准备，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为：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半岛；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和主动权，又不能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此就需要中国站出来说话。所以，在策划战争时，莫斯科要求平壤征得北京的同意，而当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时，斯大林则想方设法鼓动中国出兵朝鲜。
三、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询问“朝鲜领导人”是否被美国空军的袭击吓坏了？是否“决定暂停推进”？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朝鲜政府应该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斯大林还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苏联“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
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向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
金日成恳切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
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什特科夫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阶段的真实情况：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进行了20-40分钟的炮火准备，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为：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半岛；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和主动权，又不能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此就需要中国站出来说话。所以，在策划战争时，莫斯科要求平壤征得北京的同意，而当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时，斯大林则想方设法鼓动中国出兵朝鲜。
三、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询问“朝鲜领导人”是否被美国空军的袭击吓坏了？是否“决定暂停推进”？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朝鲜政府应该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斯大林还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苏联“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
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向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
金日成恳切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
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