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
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共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一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毛泽东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毛泽东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要求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
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国军队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毛泽东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
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共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一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毛泽东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毛泽东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要求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
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国军队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毛泽东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