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比较增长了33%。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
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和在黄海上空作战，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
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他的的建议是对此必须保密。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决策者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和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并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比较增长了33%。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
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和在黄海上空作战，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
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他的的建议是对此必须保密。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决策者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和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并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