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方战斗部队造成什么创伤。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困惑和不满。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在事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进退维谷：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不过，艾奇逊“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
在战争进行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方战斗部队造成什么创伤。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困惑和不满。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在事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进退维谷：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不过，艾奇逊“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
在战争进行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