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文宗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唯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
不要小看这份奏折，此乃曾国藩与慕僚呕心沥血之作，看似叙事，实则叙功，在夸张太平军守城军士悍武战斗力的同时，最大限度以笔反衬出湘军将士的大谋大勇。如此官场老油条，心机深不可测，由此可见一斑。
罗尔纲先生对曾国藩奏折的“水分”揭露最多。首先，曾剃头报称歼灭太平军十余万，完全是夸大十倍的吹牛。清朝官吏亲笔记录的与李秀成谈话，已经明白表明，最后的天京城中，只有居民两万人，士兵一万挂零，真正有战斗力守城的不过数千人。湘军攻入城后，把城中老幼妇孺杀个精光，犯下滔天罪行。这一点不是“极左”学者诬蔑和渲染，而是出自曾国荃首席师爷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其二，李秀成本人绝对没有传令要太平军焚烧天王府和城内建筑，幼天王本人也没有自焚身死。十年壮丽天王府的大火，完全是湘军自己抢掠后为掩盖罪行干出的坏事（萧孚泗所为），这一历史事实可从赵烈文日记以及攻入天京得“首功”的清总兵朱洪章自传中得以证实。所以，时隔三十多年后，同为清廷官吏与湖南老乡的谭嗣同在信中对老师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在天王宫的宫女指认下，清军于地下刨出洪天王尸体，“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缠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曾氏兄弟和清朝刑部相关官员验看之后，证实为洪天王“真身”，又行戮尸极刑，折腾一阵死尸后，举火把洪天王烧成灰，然后把骨灰填入巨炮之中，轰然一声。这次，洪教主真的“上天”了。
从曾国藩所讲洪秀全尸体“头秃无发”的描述看，此人死前倒真有服毒的迹象。
千古凄凉英雄路――李秀成的下场
李秀成，原名李以文、李守成，入太平军后改名李寿成。1857年率兵解镇江之围后，洪教主为彰其功，赐其名“李秀成”。要知道，洪秀全本人名字中有“秀”，赐李秀成之名不避他自己的“圣讳”，可称是极大的荣显。
李秀成28岁参加太平军，文化程度虽不甚高，但在最初起义的那帮人中已经算得上是“秀才”，知书达礼，字写得不错。太平军攻下南京，因军功卓著，李秀成受封为“右后四军军帅”。到了1856年，由于他出色的指挥能力和高人一等的“情商”，李秀成已经是“地官副丞相”了。天京事变之后，李秀成由于在安徽地区拓地得力，受封为“副掌率”，即太平军的副总司令。1858年夏，由于他在攻破江北大营的战斗中表现超常，洪秀全在转年封他为“忠王”。1860年，捣毁江南大营后，李秀成率军在江苏、浙江地区占据大片土地，控制了江南财税地区不说，兵员急速增长，人员多达数十万人。也正是因为他在苏浙地区的情势一派大好，或多或少转移了对安庆解围的注意力，其实也埋下日后天京陷落的伏笔。但是，节节胜利之下，他所领导的太平军在上海周围受到常胜军和李鸿章淮军的有力抵抗，二打上海皆不克而退，战线逐渐回缩。此后，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诸事皆不利，将死兵亡，地减城失，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李秀成最大的失着，在于他只贪图苏浙根据地的开辟，不顾大局，在打武昌和救安庆这两次军事行动中首鼠两端，先是失约会剿武昌，再坐视安庆不救，致使陈玉成最终败亡，导致了天京最终的失陷。安庆之战时，不仅陈玉成、洪仁倾力相救，杨辅清、黄文金、吴如孝等人相继提军奔援，唯独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二人拥大军入浙，自顾自开辟“新天地”，终使安庆落入清军之手。所以，二李当时的苏浙富庶之地，仅仅是过眼烟云。命脉已失，谈何成功！
天京城陷时，李秀成奋不顾身，率千余将士保护幼天王冒死突出重围，并把胯下好马让与那位16岁的少年，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濠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
李秀成所骑的马不是战马，战至天明时，力道不够，已成废马，他只能弃马步行。如果他不把好马让与幼天王，肯定能突破重围后顺利逃脱。
他与两三个随从携一包金宝逃上荒山。在一个破庙旁，恰被一群欲发战乱财的村民发现，脱身不得。由于村民人数多，搜掠财宝之后分赃不均，两伙人打闹，最终把李秀成扭送入清营。据解放初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派人实地调查，查出捕送李秀成为首的两个农民姓名，一个叫王小二，一个叫陶大来。虎落平原龙陷沙滩，大英雄万马军中荡骋如飞，最终竟然落在两个贪财的庄稼汉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于是，这位曾九爷竟然手持尖锥，上前对浑身铁链的李秀成一阵乱捅。
忠王不为所动，笑语曰：“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赵烈文记载稍有异。曾国荃令兵士用刀细割忠王臂膀，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
悻悻之余，曾国荃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老阴狡诈的曾国藩赶至，“好语”相劝，李秀成便开始写他的“自述”。
从7月29日写起，一直到8月7日，李秀成写了七万多字的“供词”。
纵观李秀成供词，大概有七方面的内容：1．有关金田起义详情；2．有关“天京事变”前后的历史；3．有关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4．叙述在上海等地与“常胜军”交战的情况；5．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作辩解；6．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失误；7．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由于李秀成自己撰写“供词”，加上他最后要替曾国藩“收降”太平军余部的想法，使得这位大英雄身后广遭非议。
“极左”学者更是以此把他定性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为此，研究太平天国最权威的罗尔纲先生一直为李秀成此举辩解，他自1944年开始就宣称李秀成的“投降”是类似当年姜维降魏的伪降，是苦肉计。他认为，李秀成是想通过伪降争取时间，准备东山再起。罗先生推断，李秀成假称幼天王已死，大夸曾国藩仁慈睿智，其实是想麻痹对方。……凡此种种，皆是罗先生的臆测。
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把李秀成看得如此有“心机”，其实倒是对这位忠厚仁义之人的真正“抹黑”。首先，李秀成本人信仰坚定，不惧死，不怕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说得上是视死如归。否则，他也不会在遍体镣链的情况下天天于大木笼中细写太平天国的亲历历史。如果真有个人乞活的私心，李秀成根本没有定力和精力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写东西。
此外，曾国荃刀锥乱捅，李秀成不为所动，这当然也表明他是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对于死生，正如他所亲口表述那样：“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中国历史上，农民军战败后假投降的事例确实很多，最近的例子就是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多次“诈降”。但李秀成绝非“诈降”，他也没有类似姜维向钟会诈降的机会。当其时，他只是一个被逮入囚笼的牢犯，身边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李秀成对洪家王朝，可称是仁至义尽，但最后他从内心深处相信“我主（洪秀全）无福，清朝有福”，相信太平军是“乱星下降”，是“世人之劫数”。宿命论的悲观，决定了李秀成不可能有心思搞假降或者诈降。
李秀成最后对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最重要的建议。其一，他提醒曾国藩“要防鬼反”，即注意洋人对中国的吞并企图，这完全是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的无私之言。与洋人打交道，吃亏多时，李秀成自然在死前说掏心窝子话。其二，他表示自己能替清廷招降余部，希望曾国藩不要多杀两广人，这完全是替自己的子弟兵着想。李秀成是识大体的人，他深知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翻盘。当今之计，他只求死人越少越好，绝非是想耍什么计谋企图重新东山再起。曾国藩何样人也，那么阴险多计的老官场油子，又怎么能上李秀成这么幼稚的圈套（如果李秀成想骗他的话）！
赵烈文本人作为湘军高级幕僚，在李自成被俘之初曾与他倾心交谈，并问及李秀成“为何不早降？”
忠王答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我受其（天王）爵位，能不为之效死！而且，我用兵所到，未尝纵杀，对清朝官眷也一直优待礼送……”而且，当时他还十分天才性预见了日后清朝“夷务不靖”的外患，所有这些，皆可见这位英雄的超然忘我。
赵烈文问他自己日后打算，李秀成显然很清楚：“我一死而已。但求能招服旧部，以活众生，由此死而瞑目。”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曾国藩亲笔删改，达五千字之多。首先，为免遭清廷猜忌，曾国藩删去了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第二，他删去了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记述；第三，他完全删掉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第四，他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目的纯在冒功掩过；第五，他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也是想张大湘军之功。
综观上述情由，可以见出，曾国藩本人在李秀成自述《批记》上的解释言语完全是一派胡言，是他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对李秀成自述）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湘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根本无此语），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实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
李秀成写得越多，曾国藩越害怕，所以他最终决定不把李秀成送俘北京，而是迅速在南京处死。他之所以急忙处死李秀成，最大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第一，掩盖湘军把天京财宝抢掠一空的罪行。仅曾国荃一人所掠财物，即用了二百多只大船运回湖南老家。由此可以想见湘军上下大发横财之甚。其二，掩盖天京失陷时李秀成与幼天王成功逃脱的事实。曾国荃杀入天京城内，任由湘军屠杀天京城内无辜百姓，放纵湘军淫掠，但惰于追歼突围的太平军，其实纯属重大军事失误。为掩盖这一点，曾国藩自然要杀李秀成灭口。众人皆知的“曾左绝交”，起因正在于左宗棠上报幼天王入湖州的消息，曾国藩恼羞成怒，从此极恨左宗棠。
曾国藩一方面假仁义表示要赦免李秀成，套取口供（他特别想知道太平军所藏财宝的下落），一方面上书清帝，先斩后奏，通知说已经在当地处死李秀成：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可见，用“老奸巨猾”形容曾国藩，再恰当不过。他在阳历6月26日就已拟在当地处死李秀成，7月2日已经与其弟曾国荃和高级幕僚正式决定了杀人计划，但他在7月5日亲自审问李秀成时，仍旧装出一副惜才爱才的样子，一脸柔和，对李秀成表示他很赏识对方的才能，上书朝廷想赦免对方。李秀成不疑有诈，可能确实产生过侥幸活命的念头，并想替清军收拾太平军余部，所以他才在《自述》中极陈“善后”事宜。
李秀成真的怕死吗？李秀成真的“动摇”了吗？据笔者分析，李秀成绝未怕死过，但他对“太平天国”的信念在被俘后其实全然消散。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李秀成问心无愧，最危急时刻仍旧把好马让与幼天王骑行，已全尽愚忠。但他并未
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文宗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唯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
不要小看这份奏折，此乃曾国藩与慕僚呕心沥血之作，看似叙事，实则叙功，在夸张太平军守城军士悍武战斗力的同时，最大限度以笔反衬出湘军将士的大谋大勇。如此官场老油条，心机深不可测，由此可见一斑。
罗尔纲先生对曾国藩奏折的“水分”揭露最多。首先，曾剃头报称歼灭太平军十余万，完全是夸大十倍的吹牛。清朝官吏亲笔记录的与李秀成谈话，已经明白表明，最后的天京城中，只有居民两万人，士兵一万挂零，真正有战斗力守城的不过数千人。湘军攻入城后，把城中老幼妇孺杀个精光，犯下滔天罪行。这一点不是“极左”学者诬蔑和渲染，而是出自曾国荃首席师爷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其二，李秀成本人绝对没有传令要太平军焚烧天王府和城内建筑，幼天王本人也没有自焚身死。十年壮丽天王府的大火，完全是湘军自己抢掠后为掩盖罪行干出的坏事（萧孚泗所为），这一历史事实可从赵烈文日记以及攻入天京得“首功”的清总兵朱洪章自传中得以证实。所以，时隔三十多年后，同为清廷官吏与湖南老乡的谭嗣同在信中对老师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在天王宫的宫女指认下，清军于地下刨出洪天王尸体，“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缠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曾氏兄弟和清朝刑部相关官员验看之后，证实为洪天王“真身”，又行戮尸极刑，折腾一阵死尸后，举火把洪天王烧成灰，然后把骨灰填入巨炮之中，轰然一声。这次，洪教主真的“上天”了。
从曾国藩所讲洪秀全尸体“头秃无发”的描述看，此人死前倒真有服毒的迹象。
千古凄凉英雄路――李秀成的下场
李秀成，原名李以文、李守成，入太平军后改名李寿成。1857年率兵解镇江之围后，洪教主为彰其功，赐其名“李秀成”。要知道，洪秀全本人名字中有“秀”，赐李秀成之名不避他自己的“圣讳”，可称是极大的荣显。
李秀成28岁参加太平军，文化程度虽不甚高，但在最初起义的那帮人中已经算得上是“秀才”，知书达礼，字写得不错。太平军攻下南京，因军功卓著，李秀成受封为“右后四军军帅”。到了1856年，由于他出色的指挥能力和高人一等的“情商”，李秀成已经是“地官副丞相”了。天京事变之后，李秀成由于在安徽地区拓地得力，受封为“副掌率”，即太平军的副总司令。1858年夏，由于他在攻破江北大营的战斗中表现超常，洪秀全在转年封他为“忠王”。1860年，捣毁江南大营后，李秀成率军在江苏、浙江地区占据大片土地，控制了江南财税地区不说，兵员急速增长，人员多达数十万人。也正是因为他在苏浙地区的情势一派大好，或多或少转移了对安庆解围的注意力，其实也埋下日后天京陷落的伏笔。但是，节节胜利之下，他所领导的太平军在上海周围受到常胜军和李鸿章淮军的有力抵抗，二打上海皆不克而退，战线逐渐回缩。此后，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诸事皆不利，将死兵亡，地减城失，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李秀成最大的失着，在于他只贪图苏浙根据地的开辟，不顾大局，在打武昌和救安庆这两次军事行动中首鼠两端，先是失约会剿武昌，再坐视安庆不救，致使陈玉成最终败亡，导致了天京最终的失陷。安庆之战时，不仅陈玉成、洪仁倾力相救，杨辅清、黄文金、吴如孝等人相继提军奔援，唯独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二人拥大军入浙，自顾自开辟“新天地”，终使安庆落入清军之手。所以，二李当时的苏浙富庶之地，仅仅是过眼烟云。命脉已失，谈何成功！
天京城陷时，李秀成奋不顾身，率千余将士保护幼天王冒死突出重围，并把胯下好马让与那位16岁的少年，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濠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
李秀成所骑的马不是战马，战至天明时，力道不够，已成废马，他只能弃马步行。如果他不把好马让与幼天王，肯定能突破重围后顺利逃脱。
他与两三个随从携一包金宝逃上荒山。在一个破庙旁，恰被一群欲发战乱财的村民发现，脱身不得。由于村民人数多，搜掠财宝之后分赃不均，两伙人打闹，最终把李秀成扭送入清营。据解放初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派人实地调查，查出捕送李秀成为首的两个农民姓名，一个叫王小二，一个叫陶大来。虎落平原龙陷沙滩，大英雄万马军中荡骋如飞，最终竟然落在两个贪财的庄稼汉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于是，这位曾九爷竟然手持尖锥，上前对浑身铁链的李秀成一阵乱捅。
忠王不为所动，笑语曰：“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赵烈文记载稍有异。曾国荃令兵士用刀细割忠王臂膀，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
悻悻之余，曾国荃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老阴狡诈的曾国藩赶至，“好语”相劝，李秀成便开始写他的“自述”。
从7月29日写起，一直到8月7日，李秀成写了七万多字的“供词”。
纵观李秀成供词，大概有七方面的内容：1．有关金田起义详情；2．有关“天京事变”前后的历史；3．有关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4．叙述在上海等地与“常胜军”交战的情况；5．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作辩解；6．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失误；7．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由于李秀成自己撰写“供词”，加上他最后要替曾国藩“收降”太平军余部的想法，使得这位大英雄身后广遭非议。
“极左”学者更是以此把他定性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为此，研究太平天国最权威的罗尔纲先生一直为李秀成此举辩解，他自1944年开始就宣称李秀成的“投降”是类似当年姜维降魏的伪降，是苦肉计。他认为，李秀成是想通过伪降争取时间，准备东山再起。罗先生推断，李秀成假称幼天王已死，大夸曾国藩仁慈睿智，其实是想麻痹对方。……凡此种种，皆是罗先生的臆测。
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把李秀成看得如此有“心机”，其实倒是对这位忠厚仁义之人的真正“抹黑”。首先，李秀成本人信仰坚定，不惧死，不怕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说得上是视死如归。否则，他也不会在遍体镣链的情况下天天于大木笼中细写太平天国的亲历历史。如果真有个人乞活的私心，李秀成根本没有定力和精力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写东西。
此外，曾国荃刀锥乱捅，李秀成不为所动，这当然也表明他是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对于死生，正如他所亲口表述那样：“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中国历史上，农民军战败后假投降的事例确实很多，最近的例子就是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多次“诈降”。但李秀成绝非“诈降”，他也没有类似姜维向钟会诈降的机会。当其时，他只是一个被逮入囚笼的牢犯，身边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李秀成对洪家王朝，可称是仁至义尽，但最后他从内心深处相信“我主（洪秀全）无福，清朝有福”，相信太平军是“乱星下降”，是“世人之劫数”。宿命论的悲观，决定了李秀成不可能有心思搞假降或者诈降。
李秀成最后对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最重要的建议。其一，他提醒曾国藩“要防鬼反”，即注意洋人对中国的吞并企图，这完全是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的无私之言。与洋人打交道，吃亏多时，李秀成自然在死前说掏心窝子话。其二，他表示自己能替清廷招降余部，希望曾国藩不要多杀两广人，这完全是替自己的子弟兵着想。李秀成是识大体的人，他深知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翻盘。当今之计，他只求死人越少越好，绝非是想耍什么计谋企图重新东山再起。曾国藩何样人也，那么阴险多计的老官场油子，又怎么能上李秀成这么幼稚的圈套（如果李秀成想骗他的话）！
赵烈文本人作为湘军高级幕僚，在李自成被俘之初曾与他倾心交谈，并问及李秀成“为何不早降？”
忠王答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我受其（天王）爵位，能不为之效死！而且，我用兵所到，未尝纵杀，对清朝官眷也一直优待礼送……”而且，当时他还十分天才性预见了日后清朝“夷务不靖”的外患，所有这些，皆可见这位英雄的超然忘我。
赵烈文问他自己日后打算，李秀成显然很清楚：“我一死而已。但求能招服旧部，以活众生，由此死而瞑目。”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曾国藩亲笔删改，达五千字之多。首先，为免遭清廷猜忌，曾国藩删去了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第二，他删去了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记述；第三，他完全删掉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第四，他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目的纯在冒功掩过；第五，他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也是想张大湘军之功。
综观上述情由，可以见出，曾国藩本人在李秀成自述《批记》上的解释言语完全是一派胡言，是他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对李秀成自述）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湘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根本无此语），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实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
李秀成写得越多，曾国藩越害怕，所以他最终决定不把李秀成送俘北京，而是迅速在南京处死。他之所以急忙处死李秀成，最大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第一，掩盖湘军把天京财宝抢掠一空的罪行。仅曾国荃一人所掠财物，即用了二百多只大船运回湖南老家。由此可以想见湘军上下大发横财之甚。其二，掩盖天京失陷时李秀成与幼天王成功逃脱的事实。曾国荃杀入天京城内，任由湘军屠杀天京城内无辜百姓，放纵湘军淫掠，但惰于追歼突围的太平军，其实纯属重大军事失误。为掩盖这一点，曾国藩自然要杀李秀成灭口。众人皆知的“曾左绝交”，起因正在于左宗棠上报幼天王入湖州的消息，曾国藩恼羞成怒，从此极恨左宗棠。
曾国藩一方面假仁义表示要赦免李秀成，套取口供（他特别想知道太平军所藏财宝的下落），一方面上书清帝，先斩后奏，通知说已经在当地处死李秀成：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可见，用“老奸巨猾”形容曾国藩，再恰当不过。他在阳历6月26日就已拟在当地处死李秀成，7月2日已经与其弟曾国荃和高级幕僚正式决定了杀人计划，但他在7月5日亲自审问李秀成时，仍旧装出一副惜才爱才的样子，一脸柔和，对李秀成表示他很赏识对方的才能，上书朝廷想赦免对方。李秀成不疑有诈，可能确实产生过侥幸活命的念头，并想替清军收拾太平军余部，所以他才在《自述》中极陈“善后”事宜。
李秀成真的怕死吗？李秀成真的“动摇”了吗？据笔者分析，李秀成绝未怕死过，但他对“太平天国”的信念在被俘后其实全然消散。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李秀成问心无愧，最危急时刻仍旧把好马让与幼天王骑行，已全尽愚忠。但他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