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汽油, 通过一根管子从油桶里往炉子里供油。人们还在炉子底部开了一个小门通风。如果炉子烧得太热, 火苗就会很高, 在烟道里形成油烟并且着火, 火星喷出烟囱, 又落到帐篷上。烧出来的洞让帐篷漏得更厉害了。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 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 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 朗兹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睡在帐篷里, 没有灯, 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1944年11月4 日, 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 “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 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 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 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 然后就可以回家) 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 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 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 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 “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 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 “有很重的眼袋, 年纪至少25岁”, 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 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 “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 ”回忆至此, 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 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 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 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 然后大喊: “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 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 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 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 开始学习, 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 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 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 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 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 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 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 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 “你们会伤心的! ”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 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 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 用各种形式制作, 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 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 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 不仅像飞碟, 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 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 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 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 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 有罐头食品―――炖梅干, 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 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 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 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 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 然后笑着补充说: “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 ”455 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 “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 正餐是烤午餐肉, 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 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 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 ……炖斯帕姆午餐肉, 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
在切里尼奥拉, 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 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 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 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 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 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 时不时地, 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 进到路边的餐馆, “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 “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 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 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 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 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 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 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 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 每天工资是75里拉, 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 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 “无论多穷, 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 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 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 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 ”柯里尔写道, “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 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 “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 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 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 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 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 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 “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 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 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 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 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 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 帕平遗憾地补充说: “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 岁, 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 后来离开了, 在机场工作。一天, 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 没有肉, 没有奶酪, 没有番茄酱, 但面条是自家制的, 小麦是自家种的, 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 “如果有肉, 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 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 司机卸下了100 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 是第98轰炸大队415 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 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 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 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 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 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 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 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 人们就指着我们问: ‘Sono Americani?’( ‘你们是美国人吗? ’) 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 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 拥抱着, 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 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 ‘Figo mio。’( ‘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 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 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 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 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 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 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 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 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 “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 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 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 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 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 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 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 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 至少有100 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 “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 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 “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 白, 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 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 “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 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 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 并为此付钱。其次, 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 在机场, 在兵营, 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 干一天, 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 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 更是一件“新鲜事, 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 她说, 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 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 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 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 一群意大利士兵, 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 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 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 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 科卢奇说: “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 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 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 朗兹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睡在帐篷里, 没有灯, 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1944年11月4 日, 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 “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 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 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 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 然后就可以回家) 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 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 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 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 “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 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 “有很重的眼袋, 年纪至少25岁”, 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 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 “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 ”回忆至此, 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 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 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 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 然后大喊: “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 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 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 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 开始学习, 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 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 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 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 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 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 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 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 “你们会伤心的! ”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 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 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 用各种形式制作, 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 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 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 不仅像飞碟, 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 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 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 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 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 有罐头食品―――炖梅干, 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 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 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 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 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 然后笑着补充说: “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 ”455 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 “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 正餐是烤午餐肉, 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 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 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 ……炖斯帕姆午餐肉, 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
在切里尼奥拉, 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 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 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 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 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 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 时不时地, 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 进到路边的餐馆, “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 “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 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 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 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 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 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 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 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 每天工资是75里拉, 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 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 “无论多穷, 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 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 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 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 ”柯里尔写道, “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 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 “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 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 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 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 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 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 “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 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 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 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 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 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 帕平遗憾地补充说: “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 岁, 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 后来离开了, 在机场工作。一天, 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 没有肉, 没有奶酪, 没有番茄酱, 但面条是自家制的, 小麦是自家种的, 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 “如果有肉, 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 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 司机卸下了100 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 是第98轰炸大队415 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 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 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 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 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 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 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 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 人们就指着我们问: ‘Sono Americani?’( ‘你们是美国人吗? ’) 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 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 拥抱着, 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 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 ‘Figo mio。’( ‘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 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 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 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 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 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 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 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 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 “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 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 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 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 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 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 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 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 至少有100 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 “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 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 “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 白, 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 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 “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 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 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 并为此付钱。其次, 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 在机场, 在兵营, 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 干一天, 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 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 更是一件“新鲜事, 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 她说, 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 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 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 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 一群意大利士兵, 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 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 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 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 科卢奇说: “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