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 在机场工作, 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 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 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 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 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 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 有时是为了钱, 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 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 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 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 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 然后评论说: “看, 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 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 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 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 “小子, 你在做什么? 你太小了, 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 他是为父亲拣烟头, 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 ”军士说, “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 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365小说网|Www.365book.net)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 梅杰・里卡迪, 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 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 执行任务归来, 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 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 “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 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 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 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 按马斯托的说法, “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 参战。其次, 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 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 不是在地面和海上, 而是空中。相对而言, 他们有一些好处, 例如睡在帆布床上, 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 时间自由, 升迁很快, 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 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 或者在海军部队, 被囚禁于一条船上, 做枯燥的长途航行, 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 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 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 船一旦被毁, 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 要么淹死。( 除了少数志愿者, 没有人愿意上潜艇) 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 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 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 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 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 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 对他们说: “无论何时, 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 在泥浆里行军, 近距离的战斗, 还有所有那些炮弹, 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 “看见你们在空中, 我们想, 如果被直接击中, 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 “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 对他自己而言, “我一直知道, 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 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飞机, 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 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 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 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 少尉道格拉斯・S 摩根、盖尔・J 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 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 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 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 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 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 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 紧张、疲劳、精力耗尽, 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 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 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 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 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 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 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 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 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 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 ―――时, 即1944年7 月7 日, 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 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 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 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 月21日, 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 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 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 设法返回基地, 他走进食堂大厅, 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 他说: “上帝, 我还以为你死了! ”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 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 并说: “我们急需代替者, 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 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 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 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 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 “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 因此机头翻了过去, 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 一架B-24开始降落, 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 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 炸弹掉下来爆炸了, 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 ”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 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 “没有充足的动力, 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 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 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 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 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 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 拉动降落伞拉索, 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 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 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 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 岁, 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 后来离开了, 在机场工作。一天, 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 没有肉, 没有奶酪, 没有番茄酱, 但面条是自家制的, 小麦是自家种的, 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 “如果有肉, 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 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 司机卸下了100 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 是第98轰炸大队415 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 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 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 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 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 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 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 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 人们就指着我们问: ‘Sono Americani?’( ‘你们是美国人吗? ’) 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 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 拥抱着, 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 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 ‘Figo mio。’( ‘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 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 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 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 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 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 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 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 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 “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 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 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 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 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 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 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 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 至少有100 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 “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 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 “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 白, 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 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 “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 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 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 并为此付钱。其次, 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 在机场, 在兵营, 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 干一天, 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 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 更是一件“新鲜事, 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 她说, 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 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 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 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 一群意大利士兵, 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 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 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 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 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 有时是为了钱, 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 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 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 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 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 然后评论说: “看, 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 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 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 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 “小子, 你在做什么? 你太小了, 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 他是为父亲拣烟头, 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 ”军士说, “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 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365小说网|Www.365book.net)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 梅杰・里卡迪, 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 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 执行任务归来, 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 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 “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 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 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 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 按马斯托的说法, “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 参战。其次, 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 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 不是在地面和海上, 而是空中。相对而言, 他们有一些好处, 例如睡在帆布床上, 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 时间自由, 升迁很快, 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 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 或者在海军部队, 被囚禁于一条船上, 做枯燥的长途航行, 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 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 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 船一旦被毁, 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 要么淹死。( 除了少数志愿者, 没有人愿意上潜艇) 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 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 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 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 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 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 对他们说: “无论何时, 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 在泥浆里行军, 近距离的战斗, 还有所有那些炮弹, 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 “看见你们在空中, 我们想, 如果被直接击中, 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 “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 对他自己而言, “我一直知道, 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 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飞机, 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 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 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 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 少尉道格拉斯・S 摩根、盖尔・J 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 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 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 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 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 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 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 紧张、疲劳、精力耗尽, 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 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 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 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 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 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 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 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 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 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 ―――时, 即1944年7 月7 日, 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 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 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 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 月21日, 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 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 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 设法返回基地, 他走进食堂大厅, 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 他说: “上帝, 我还以为你死了! ”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 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 并说: “我们急需代替者, 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 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 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 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 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 “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 因此机头翻了过去, 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 一架B-24开始降落, 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 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 炸弹掉下来爆炸了, 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 ”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 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 “没有充足的动力, 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 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 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 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 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 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 拉动降落伞拉索, 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 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 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 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 岁, 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 后来离开了, 在机场工作。一天, 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 没有肉, 没有奶酪, 没有番茄酱, 但面条是自家制的, 小麦是自家种的, 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 “如果有肉, 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 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 司机卸下了100 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 是第98轰炸大队415 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 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 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 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 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 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 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 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 人们就指着我们问: ‘Sono Americani?’( ‘你们是美国人吗? ’) 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 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 拥抱着, 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 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 ‘Figo mio。’( ‘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 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 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 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 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 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 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 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 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 “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 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 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 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 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 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 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 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 至少有100 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 “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 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 “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 白, 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 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 “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 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 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 并为此付钱。其次, 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 在机场, 在兵营, 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 干一天, 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 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 更是一件“新鲜事, 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 她说, 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 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 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 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 一群意大利士兵, 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 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 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 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