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 科卢奇说: “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 在机场工作, 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 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 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 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 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 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 有时是为了钱, 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 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 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 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 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 然后评论说: “看, 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 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 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 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 “小子, 你在做什么? 你太小了, 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 他是为父亲拣烟头, 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 ”军士说, “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 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 梅杰・里卡迪, 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 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 执行任务归来, 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 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 “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 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 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 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 按马斯托的说法, “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 参战。其次, 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 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 不是在地面和海上, 而是空中。相对而言, 他们有一些好处, 例如睡在帆布床上, 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 时间自由, 升迁很快, 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 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 或者在海军部队, 被囚禁于一条船上, 做枯燥的长途航行, 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 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 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 船一旦被毁, 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 要么淹死。( 除了少数志愿者, 没有人愿意上潜艇) 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 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 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 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 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 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 对他们说: “无论何时, 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 在泥浆里行军, 近距离的战斗, 还有所有那些炮弹, 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 “看见你们在空中, 我们想, 如果被直接击中, 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 “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 对他自己而言, “我一直知道, 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 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飞机, 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 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 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 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 少尉道格拉斯・S 摩根、盖尔・J 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 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 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 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 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 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 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 紧张、疲劳、精力耗尽, 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 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 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 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 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 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 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 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 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 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 ―――时, 即1944年7 月7 日, 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 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 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 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 月21日, 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 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 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 设法返回基地, 他走进食堂大厅, 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 他说: “上帝, 我还以为你死了! ”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 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 并说: “我们急需代替者, 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 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 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 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 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 “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 因此机头翻了过去, 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 一架B-24开始降落, 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 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 炸弹掉下来爆炸了, 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 ”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 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 “没有充足的动力, 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 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 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 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 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 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 拉动降落伞拉索, 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 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 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 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 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 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 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 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 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 但不是自愿的, 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 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 。他们和战俘闲聊, 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 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 “飞机里能转圈吗”, 等等。而且, 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 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 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 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 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 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 但他仍然在军队里, 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 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 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 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 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 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 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 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 包括肖斯塔克, 全都安全跳伞着陆, 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 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 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 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 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 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 他们不打美国人, 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 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 “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 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 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 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
1944年中期, 肖斯塔克解释说: “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 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 “但他运气不好, 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 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 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 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 但他们运气不好, 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 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 除了打牌, 盼着下顿饭, 等待战争结束, 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 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 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 个人, 营房一头是炉子, 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 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 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 但据肖斯塔克说, 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 如果他幸运的话, 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 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 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 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 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 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 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 藏在锡罐里, 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 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 年4 月29日, 他们刚刚被解放, 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 《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 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 “战争是可怕的事, 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 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 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 “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 “我爱我的机组, 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 他爱看战争电影, 他妻子问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 在机场工作, 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 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 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 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 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 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 有时是为了钱, 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 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 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 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 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 然后评论说: “看, 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 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 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 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 “小子, 你在做什么? 你太小了, 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 他是为父亲拣烟头, 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 ”军士说, “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 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 梅杰・里卡迪, 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 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 执行任务归来, 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 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 “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 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 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 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 按马斯托的说法, “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 参战。其次, 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 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 不是在地面和海上, 而是空中。相对而言, 他们有一些好处, 例如睡在帆布床上, 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 时间自由, 升迁很快, 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 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 或者在海军部队, 被囚禁于一条船上, 做枯燥的长途航行, 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 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 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 船一旦被毁, 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 要么淹死。( 除了少数志愿者, 没有人愿意上潜艇) 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 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 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 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 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 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 对他们说: “无论何时, 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 在泥浆里行军, 近距离的战斗, 还有所有那些炮弹, 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 “看见你们在空中, 我们想, 如果被直接击中, 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 “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 对他自己而言, “我一直知道, 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 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飞机, 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 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 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 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 少尉道格拉斯・S 摩根、盖尔・J 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 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 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 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 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 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 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 紧张、疲劳、精力耗尽, 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 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 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 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 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 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 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 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 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 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 ―――时, 即1944年7 月7 日, 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 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 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 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 月21日, 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 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 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 设法返回基地, 他走进食堂大厅, 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 他说: “上帝, 我还以为你死了! ”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 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 并说: “我们急需代替者, 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 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 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 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 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 “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 因此机头翻了过去, 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 一架B-24开始降落, 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 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 炸弹掉下来爆炸了, 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 ”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 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 “没有充足的动力, 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 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 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 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 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 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 拉动降落伞拉索, 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 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 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 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 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 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 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 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 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 但不是自愿的, 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 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 。他们和战俘闲聊, 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 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 “飞机里能转圈吗”, 等等。而且, 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 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 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 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 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 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 但他仍然在军队里, 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 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 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 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 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 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 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 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 包括肖斯塔克, 全都安全跳伞着陆, 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 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 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 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 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 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 他们不打美国人, 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 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 “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 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 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 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
1944年中期, 肖斯塔克解释说: “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 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 “但他运气不好, 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 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 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 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 但他们运气不好, 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 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 除了打牌, 盼着下顿饭, 等待战争结束, 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 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 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 个人, 营房一头是炉子, 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 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 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 但据肖斯塔克说, 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 如果他幸运的话, 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 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 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 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 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 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 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 藏在锡罐里, 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 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 年4 月29日, 他们刚刚被解放, 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 《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 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 “战争是可怕的事, 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 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 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 “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 “我爱我的机组, 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 他爱看战争电影, 他妻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