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这天晚上，两个青年军官吃罢晚饭，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听广播的军官。当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接着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性格爽直，扯开嗓子大骂道：“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来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就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苏进说：“‘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以前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怀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道。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黄中岳点点头，会意的笑了。
二、中共特别支部
二、中共特别支部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宁都，若是能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曾批评过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并决定如情况良好，由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
会开完了，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把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里。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到那时自己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了，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罗亚平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此时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到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道：“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拉朋友、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能真正掌握的部队却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通讯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完礼小声说道：“总参谋长，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还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打内战，打红军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抛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就剩下这么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
这天晚上，两个青年军官吃罢晚饭，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听广播的军官。当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接着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性格爽直，扯开嗓子大骂道：“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来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就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苏进说：“‘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以前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怀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道。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黄中岳点点头，会意的笑了。
二、中共特别支部
二、中共特别支部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宁都，若是能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曾批评过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并决定如情况良好，由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
会开完了，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把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里。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到那时自己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了，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罗亚平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此时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到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道：“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拉朋友、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能真正掌握的部队却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通讯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完礼小声说道：“总参谋长，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还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打内战，打红军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抛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就剩下这么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