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这样，我曾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还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也都放回来了嘛。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相信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三、朴实的将军
三、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寒酸，善良贤淑的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面对即将离去的妻子，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道：“你放心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知道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更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愤慨。他们纷纷骂道：“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三、朴实的将军
三、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寒酸，善良贤淑的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面对即将离去的妻子，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道：“你放心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知道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更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愤慨。他们纷纷骂道：“